《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原稿本、抄写正本都没有了，嘉靖皇帝留下的副本存了不到百分之四。

今年7月法国巴黎的一场拍卖会上，《永乐大典》的两册嘉靖年间手抄本，以640万欧元的高价成交。《永乐大典》的正本至今下落不明，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何以被国人奉若珍宝？又因何故流落他乡？

公元1403年的一个晚上，永乐皇帝朱棣叫来了大明朝第一才子解缙，告诉他，自己决定编一部书，一部网罗天下典籍的宝书。

朱棣编书，一来想借此显示明王朝之大格局、大气象。二来，他要用这部网罗古今所有典籍的巨型辞典，让那些对他篡夺帝位心怀不满、口有微词的文人闭嘴。

据考证，当时参与编书的人数约有三千，除了官员、学者外，还包括各行各业的精英，甚至民间术士、僧侣也参与其中。共收集典籍约七八千种之巨，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书籍的精华。

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该书编纂完成。朱棣阅后十分满意，亲自撰写序言，并正式定名《永乐大典》。永乐六年（1408年）冬，命人抄写完毕。

据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记载，《永乐大典》有22877卷，目录60卷，共11095册，内容超过了前代所有类书。

《永乐大典》全书开本高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相当于一般书籍的两倍大小。原稿有一万一千多册，因体量巨大，难以雕版印刷，故而《大典》所有内容皆为人工手抄，连书中的栏格也全部是手绘而成。

永乐六年（1408年）抄写完成后，大典有两套本子，一是原稿本，一是抄写正本。原稿本去向不明，史书上未见记载。学者们推测它一直在南京，最后可能毁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南京宫中大火。

抄写正本具体去了哪儿，还是一笔糊涂账。

永乐十九年（1421年）大明朝迁都北京。《永乐大典》抄写正本也随南京文渊阁书籍一起，被北上移送进京。当年四月六日，《大典》正本被运至北京皇宫，临时放置在左顺门北廊（今故宫太和门东庑一带）。两天后，宫中竟又发生火灾。直到1436年，即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后的第二年，才从左顺门移到了文楼。

这之后，《永乐大典》就被束之高阁。时人称其“卷帙浩繁，藏之中秘，天下人既不得见”，简而言之，就是放在仓库，没人理。

八十多年后，嘉靖皇帝朱厚熜继位，《永乐大典》的命运迎来转机。朱厚熜和之前的明代诸帝不同，他天资聪颖、权术深沉，估计是想在官员面前展现自己博学通达的理论体系，因此格外喜欢《永乐大典》，案头总要摆上一两本，方便他每天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可是，嘉靖帝晚年，宫中又又又失火了。《永乐大典》险些被烧，吓得嘉靖皇帝一哆嗦。于是就在修仙修道之余，干了件大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皇帝下令重录《永乐大典》副本，并任命太常寺卿高拱、侍读学士翟景淳等人负责校理缮写，招选誊录、绘画生员109人。当时，抄录《大典》有严格的制度，每人每天誊抄三页，内容完全按照《大典》正本抄录，与正本在外观上基本没有区别。

直到嘉靖帝去世，《大典》副本也没抄完。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抄录工作告终，皇帝特意嘉奖了高拱等官员。

此后史书对《永乐大典》正本再无下文，它仿佛从人间蒸发了。

正本的下落众说纷纭：有人说是随嘉靖皇帝殉了葬，有人说是毁于万历年间的火灾，有人说藏在皇史宬（皇家档案馆）的夹墙内——毕竟那里的墙比较厚，还有人说是明末让李自成给烧了……不管真相如何，截止目前，《永乐大典》正本从未现世。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是嘉靖皇帝留下的副本。这个副本原来有一万多册。现在嘛，国内国外总共还剩四百多册。

皇家珍贵典籍，中国最大的百科全书式辞典，存了不到百分之四。

缺失的副本都是怎么没的？被人偷了呗。

公元1771年，大政治家、著名文艺爱好者——乾隆皇帝下诏天下，搜求逸书。第二年，安徽学政朱筠上了一个《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大意是说，搜求逸书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可是咱不能骑驴找驴，翰林院藏的《永乐大典》，里面好书多着呢，咱派人把它整理一遍，把佚书都辑出来，到时候又是大功一件，关键还省事。

乾隆皇帝便在1773年设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并由此拉开了另一部文化典籍《四库全书》编纂的序幕。正是在辑佚《永乐大典》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令乾隆震惊不已的盗书案。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六月的一天，负责辑佚《永乐大典》的官员黄寿龄，私自将六册《大典》带出了宫。马车行驶到米市胡同的时候，这位黄老爷内急，下车方便，等回来一瞧，完了！六册《大典》居然不翼而飞！老黄第二天赶紧禀报四库馆，四库馆的官员们找了半天没找到，终于在半个月后，“及时”地上报给皇帝。这可把乾隆给气坏了，他果断下令全城搜捕，最后在七月十五日夜里，这六册书在御河桥的河沿上被官方捡到，可偷书贼却不知姓甚名谁。事后，乾隆还专门在上谕中分析过案情，称朕下令搜捕，彼人必知其书无法出售，畏威怀德，不得不交还之类。

但是，他所谓“畏惧天威”的想法，却终究被现实打了脸。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四库全书》编纂完毕，宫中对《永乐大典》进行清查统计。这一查可不得了，发现居然剩余9881册，竟遗失了一千多册。何人所盗？官员们认为，康熙时期的三位重臣徐乾学、高士奇和王鸿绪在书局最久，嫌疑最大。乾隆密令官府搜寻三人家宅，一无所获，上千册《永乐大典》的下落，竟就这样不了了之。

乾隆估计做噩梦都想不到，他死后六十年，即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他的大清朝被迫与洋人议和。之后，京城外国使馆林立，翰林院官员同洋人多有勾连。洋人好奇货，国人善卖之，偷《大典》亦非难事。曾任山东、湖南学务的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透露，那些翰林院官员“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绵马褂，约如《永乐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穿于身上，偷《永乐大典》二本”。得书之后，以十两银子一册的价钱，卖给洋人。花费一整天，得钱二十两，对官员来说，这是一笔低风险高回报的买卖。

到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时，朝廷才发现，《大典》已不足五千册，遂严究馆人，交刑部毙于狱。

按说，前任们都“毙于狱”了，《大典》应该不会再丢。可光绪十二年（1886年）著名学者缪荃孙入翰林院敬一亭观书，却说《永乐大典》仅存九百余册。另外的四千册又去了哪儿？没人知道。

一万多册的《永乐大典》，在庚子事变之前，绝大部分已被监守自盗的官员偷走。就在缪荃孙感叹其不足千册的十余年后，灾难再次降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升在《永乐大典的流传与辑佚》中讲到，1900年，一场大火将翰林院烧成焦土，日本东洋文库的官员得到消息，立即带人奔入火场，被他们顺走的《大典》大多进了个人腰包。翰林院南边是英国公使馆，英国人翟理斯（Lancelot Giles）和托马斯·比格（Thomas Biggin）也趁机盗走部分《大典》。虽然英国公使馆在庚子事变后交还给清政府330册，可这300多册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到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将《永乐大典》移交于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清王朝行将落幕的十几年，时局动荡，人心浮动。《大典》屡遭盗窃，流入市场，北京琉璃厂等书肆就有公开售卖。后来，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虽多方搜求，仍尚有两百多册分藏于中西各地：国内，有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海外，则散布于英、日、美、德、韩、越南和爱尔兰等国。诸如英国国家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皆有收藏，那些《大典》基本上都是清末从翰林院官员手里窃买或庚子事变时抢走的。

今年7月7日，在法国巴黎的一场亚洲艺术品拍卖会上，两册《永乐大典》以812.8万欧元（含佣金，折合人民币6490多万元）的价格拍出，至此，全世界已知现存的《永乐大典》仅有四百余册。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收藏《大典》最多的机构，现存224册（含暂存台湾的62册），其中有64册为民国时期经鲁迅先生倡议，从翰林院移交至京师图书馆。

1983年，山东掖县（今莱州市）文化馆在农民孙洪林的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北京图书馆（国图前身）立即派专家前往，经多方协商，最终将其入藏。该册《大典》应该是庚子事变之后，由北京流散至山东，孙洪林的姑奶奶自幼家藏。老太太不识字，将书的天头地脚都剪下来，做了女红花样——有些做了鞋样，有些做了肚兜样。万幸的是，由于民间有敬惜字纸的传统，人们不破坏带字的纸，这册《大典》的主体部分才得以幸存。

编纂《永乐大典》是永乐皇帝心心念念的文化工程。它集历代典籍之渊薮，上结中华古籍之经典，下开清代《四库全书》编纂之业，就像是满载中国文化的一艘船，飘飘荡荡六百余年，到今日却十不存一。它不仅是百年动荡的缩影，也是敲醒世人的警钟。

转自《中华遗产》2020年09期 《谁偷走了永乐大典》 撰文/贾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