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信度这东西不好比较，毕竟也没法把《明史》和《明实录》记载的各项史事逐一对比考证一遍来统计可信度，也没那必要。

不过说到史料价值，无可怀疑，《明实录》显然优于清修《明史》，所以李新峰在《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中提出“将《明史》视为明史的早期研究成果之一，而非直接可以征信的史料。”

按“明制，新皇登极后，即诏修前朝实录。历朝开局修纂实录，均设监修、总裁、纂修诸官。礼部咨中外官署采辑史事，并派遣官吏、国子生等分赴各地访求前朝事迹，札送史馆。实录修成后，誊录正副二本，底稿于正式进呈前焚于太液池旁椒园。”

修史时既与所记史事相去不远，又广取“六科故奏”、“部院陈牍”，因此堪称第一手史料（因为实录原稿已焚，明代档案又大都不存）。

反观张廷玉版《明史》，该书主要内容成于康熙，至乾隆初年定稿，此时距明亡已相去百年，距明初更有300多年，其所能获取的史料显然已大为匮乏，《明史》的史料来源，也主要靠明代官书（《本纪》、《列传》取《实录》，《诸志》取《明会典》等政书）和私家所撰史籍，而《实录》诸书既大都仍流传到现在，那清修《明史》的史料价值也就乏善可陈了。

当然作为“明史的早期研究成果之一”，清修《明史》也确实在一些地方订正了《实录》中的错误，如《洪武实录》颇讳太祖诛戮功臣之事，于国初诸功臣之结局，往往有意隐讳，不置一词。而清修《明史》则吸收了有良心的明史学者钱谦益的研究成果，还原了部分史实。但在明史研究有了长足发展的今天，这种价值也是极其有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