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理论范式的阐发，本书多处呈现了作者近年来的主要学术观点。一是书中对宋代文化的论述并非只是对代表性学术思想的简单排列，而是将其与政治变革与社会变化密切结合。唐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加快了门阀士族的衰落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而新兴的士大夫阶层恰好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经济关系的变动对文化思想领域也产生重要影响，汉学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疑古惑经的思潮日益盛行，到北宋中期逐渐发展出注重实际、强调经世致用的义理之学，亦即宋学。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高涨以及南方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崛起，不但从政治上尝试对社会进行革新，在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领域也带来了变革。作者注意到宋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革新运动有密切关系，庆历新政之后苏蜀学派、荆公学派、洛学、关学已经初步形成，英宗濮议之争中台谏与执政大臣关于如何定英宗生父名分的争论，本质上是双方对经书的不同诠释造成的政见对立。到王安石变法时期这一特征尤其明显，学术论争与政治斗争相纠结，一方面导致了北宋中后期激烈的朋党之争；另一方面各学派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发扬光大。他还关注到南宋时南方文化、艺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北方移民的南迁有关，中原文化的加入促成了文化重心的南移，“江南从‘江南之江南’的地域性概念，而成为‘全国之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性概念……因而南宋文学中这一重心南移现象，具有预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总体走向的意义”。以上见解对客观全面地认识宋型文化的特质及其对后世中华文化的塑造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