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一月初八，柳州刺史柳宗元在柳州因病去世，享年47岁。柳宗元好友刘禹锡在不久前已经失去母亲，如今又失去挚友。在衡阳接到柳宗元的遗书与讣告后，刘禹锡声泪俱下，绝望而哭嚎着。

在《祭柳员外文》中，他写道：“呜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闵凶。未离所部，三使来吊。忧我衰病，谕以苦言。情深礼至，款密重复。期以中路，更申愿言。途次衡阳，云有柳使。谓复前约，忽承讣书。惊号大哭，如得狂病。良久问故，百哀攻中。涕洟迸落，魂魄震越……”

这篇文字中还写了一段话：“退之承命，改牧宜阳。亦驰一函，候于便道。勒石垂后，属于伊人。”内容是韩愈已经前往袁州（今江西宜春）担任刺史。刘禹锡给韩愈写了一封快信，把柳宗元去世这件事告诉他，并且把给柳宗元写墓志铭的任务嘱托给韩愈。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这三位文豪是生死相托的好友。比如，柳宗元死前把自己的子女托付给了刘禹锡、韩愈，以及宰相崔群。

唐朝风行墓志铭，而韩愈是该领域绝对的大家，为人写墓志铭大约八十篇，并且收入不菲（当然史家的实录精神是不减的）。所以，刘禹锡把这一任务交给韩愈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三人的关系是复杂的。众所周知，韩愈、柳宗元是唐朝古文运动的两位主将。但具体来说：柳宗元与刘禹锡是著名的政治运动永贞革新的战友，主要的干将“二王八司马”中的两司马，政治关系以及思想观念都更紧密，而韩愈没有参与其中，而且是质疑永贞革新的，且常常与此二人在哲学观等问题有着比较尖锐的辩论。从柳宗元《天说》、刘禹锡《祭韩吏部文》等作，都是可以看到的。

那么，韩愈如何来完成这篇文章呢？

从《古文观止》来看，在韩愈的诸多墓志铭中独选此文。加之清代学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有言：“昌黎墓志第一，亦占今墓志第一。”大致得到众人的认可。可以认为，韩愈把握到了柳宗元的核心特点。

1、

墓志铭一般包括志与铭两个部分。志为记叙背景和事迹，铭为评价。韩愈此文颇为全面。

文章开头两个段落描写了一个颇有文化传承的家庭。柳家父辈祖辈的特点为“不媚权贵”“刚直”，柳宗元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出身的“俊杰廉悍”之才。比韩愈小五岁的柳宗元，在798年26岁之际，考中韩愈此前三年不中的“博学宏词”科，仕途颇为顺利，年少便风光无限。这前后显然有暗合呼应之处，渲染了柳宗元的家族传统与柳宗元的年少成名是紧密相连的。

即“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shì），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蓝田尉。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如何写柳宗元的家庭背景，这是值得重视的。这里面有一种刻意的挑选。他选了做过北魏的侍中的七世祖柳庆、曾伯祖唐宰相柳奭、父亲柳镇这三个典型，这七世祖柳庆应是表明柳家较早有着做官的传统，以便引出后面的柳氏为官者，包括了柳宗元。所以，韩愈第二个写的是当宰相的曾伯祖柳奭，而他并不算柳宗元直系亲戚，之所以举例他，主要是强调柳家有着“不媚权贵”的传统。继而引出柳宗元父亲柳镇，也强调刚直、孝等特点，如此显得顺理成章。

对比柳宗元关于父亲的传记作品《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便可以一目了然。这篇作品例举祖先的例子主要是当官的：“六代祖讳庆，后魏侍中平齐公。五代祖讳旦，周中书侍郎济阴公。高祖讳楷，隋刺济、房、兰、廓四州。曾伯祖讳奭，字子燕，唐中书令。曾祖讳子夏，徐州长史。”

而韩愈对于柳镇的描写，与柳宗元在关于父亲的传记作品《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对父亲的特质的记述和评价，这两则内容是类似的，韩愈或是有直接借鉴。

由此逐渐放大至柳宗元的“少精敏”“俊杰廉悍”等特点，文辞越加铺张。如此一来，柳宗元的才华有了堂堂正正的源头，开头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令人想起屈原《离骚》的开头写法。

由柳宗元、柳镇的特点选取特点相近的更早的两个祖先，以形成一个家庭的文化传统的脉络，这或许是韩愈的考量。

另一方面，792年，柳宗元参加进士科考试。793年进士及第。798年考中博学宏词科。801年，柳宗元被任命为蓝田尉。803年，任监察御史（正八品下）。对比来看，韩愈787年开始参加进士科考试，三次进士科才中，三次博学宏词科不中，803年，韩愈任监察御史。也就是说，柳宗元用了十一年时间就基本达到了韩愈十六年的成就，况且柳宗元还守丧三年，而韩愈还大了五岁。

而且，此后柳宗元很快又升为礼部员外郎（从六品上），基本进入了当时的权力核心集团。即韩愈所述：“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而韩愈则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并一路遭贬。据此也可以推断，韩愈对柳宗元的少年成名应该是较为感慨的，所以把这一片段写得颇为华丽。

2、

但形势很快急转直下。据《旧唐书·柳宗元》记载，“顺宗继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运动的失败。805年，唐顺宗即位，颇有革新之心。于是太子侍读王叔文掌权，并且拉拢和提拔柳宗元等天之骄子，柳宗元、刘禹锡于是加入其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但这场运动持续一百多天就以失败告终。于是，王叔文被杀，另一主将左散骑常侍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最终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这样的闲差，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今天的历史书介绍，这是“官僚士大夫以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为主要目的的改革”。但在韩愈的眼里，显然是不以为然的。他在柳宗元的墓志铭中轻描淡写地写了一句话，略略带过：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柳子厚墓志铭》）说的内容是，柳宗元逢遇当权人反对而获罪，被贬出京城当刺史，最后又被依例贬为永州司马。

韩愈在《永贞行》对于这场改革颇有不满。比如，认为他们在夺权。即“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有夺权后私授官位的嫌疑，即“狐鸣枭噪争署置……夜作诏书朝拜官”；还有贿赂现象，即“公然白日受贿赂……元臣故老不敢语”等。

应该说，这是任何一场改革或者革命中都可能出现的乱象。但韩愈在墓志铭中也有保留，未直接评价。显然，他认为这一事件并不能当成柳宗元人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文中，他也写道：“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柳子厚墓志铭》）认为参加永贞革新不过是柳宗元的少年冲动，勇气可嘉，但未免过于急功近利。这又何尝不是历史上许多改革或者革命的教训和必经之路呢？

当然，此后潦倒困顿二十年的柳宗元对于这次改革可以说是一直没有否定的。

3、

韩愈将主要的笔墨用在柳宗元在永州司马、柳州刺史任上的意外之收获以及传世之政绩上。

比如柳宗元在永州司马任上的十年时间：“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柳子厚墓志铭》）在永州，柳宗元留下“永州八记”等传世之作，其著作《柳河东全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

815年初，柳宗元接到诏书回京，或被重新起用。但是由于曾遭永贞革新波及的时任唐朝宰相武元衡等人持续打压柳宗元，柳宗元未能大用，被任用为柳州刺史。值得一提，没多久，武元衡被割据势力派出的杀手刺杀身亡。这一偶然现象似乎冥冥中预言了柳宗元此后可能命运莫测。

或因如此，柳宗元试图积极为官，不在乎官位大小。比如，韩愈在文章重点写了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的政绩：

即“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子厚墓志铭》）

主要内容是制定政策，解放奴婢。原来，柳州有一种风俗：欠钱不还者要沦为奴婢。于是，柳宗元制定了一套办法，规定已经沦为奴婢的，都可以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工钱抵完债后便可以恢复人身自由。最终大获成功，一年后解放的奴婢达到千人。柳宗元名气变大后，还有不少衡湘（湖南区域）以南的学子都把柳宗元当老师，来拜访他和向他学习文章之道。可见，即使岗位再小，也能做出一番成绩。

值得一提，后来韩愈在前文提到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任上，也运用类似的方法，大获成功。据《旧唐书·韩愈传》记载：“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愈至，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所以，韩愈写这个典型故事，有亲身体验的。

4、

以上主要是志的部分，接下来是铭的部分。

韩愈主要强调了柳宗元身上的优秀品质，主要是对朋友之义气。所谓“士穷乃见节义”，韩愈大力赞颂了柳宗元对刘禹锡的朋友情谊。

即“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柳子厚墓志铭》）

说的是，815年，同为八司马之一的刘禹锡也和柳宗元一样接受诏书回京，但是816年，刘禹锡写下了著名《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其中写道：“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以讽刺当权者。结果被贬谪到当时偏远的播州（今贵州播州区）去当刺史，在此之前他在朗州（今湖南常德）为司马，同样长达十年之久。柳宗元不忍好友前往如此偏远地区，且刘禹锡还有母亲需要侍奉，于是向朝廷请求拿柳州换播州，即使获罪，死也无憾。后御史中丞裴度帮助，刘禹锡改任连州（今广东连州市）。

韩愈对此还用了一段暴露当时虚情假意、背弃忘义的社会风气的话来作为对比。即“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柳子厚墓志铭》）

事实上，韩愈本人也是重情义之人，这应该是韩愈颇有共鸣的部分。行文至此，似乎可以发现韩愈写的柳宗元身上的诸多部分或者元素，都是其有深入了解，且与他的人生存在密切之共振的内容。接下来这一部分更是如此：

即“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少年得志，但因为政治运动失败，仕途机会从此断绝，政治抱负无法施展，又“因祸得福”似的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样的人生之曲折让韩愈不禁试图去推断柳宗元人生的各种可能性。比如如果柳宗元没有参加政治运动，应该就不会被贬谪。比如，如果有人在柳宗元贬官时推举他，他应该会被任用。又比如，柳宗元的人生如果不到这样的困顿之境，又怎么可能在文学辞章上下巨大功夫呢？自然也不是不可能的。韩愈对这些可能性没有下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是留给读者思考，即“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这显然是属于唐朝文人的一个鲜明时代性的命题，有太多人因为仕途不顺，而在文学上有巨大成就，而那些功成名就的王侯将相们中间似乎少有文采风流之人。就韩愈古文方面的成就来说，他的经典文章多出自仕途不顺的时期。所以，韩愈借柳宗元向后人凸显了这样一个现象，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5、

余下便是一些料理相关后事的内容作为补充，比如柳宗元去世的日子、年纪，以及安葬时间和地点。还有柳宗元的一对儿子和一对女儿的基本情况。并且点名表扬了出钱帮助运送柳宗元遗体回乡安葬的河东人裴行立，还有参与料理的柳宗元表弟卢遵。这些有助于安抚亲朋好友，还有那些同情柳宗元的人们，告诉他们后事的有关情况和负责人。

即“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柳子厚墓志铭》）

最后“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强调了柳宗元之墓牢固又安适，并且利于后人，尽管不知道是何利，但呼应了开头柳氏延续传承的话题。

这篇墓志铭叙述详备，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充满思辨，把柳宗元青年时期一帆风顺的风流光景和中年低谷时期的担当和作为用精炼而优美的文字呈现了出来。且不止于写柳宗元，一定程度也反映韩愈自己的情感。而韩愈略去了柳宗元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行动，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相较于沸腾着热血的青年时期和充满无穷沉思的中年人生，它也没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