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讲的，不是一部史书，而是一大套史书；它也许是史上最有名的一部“丛书”，由历代王朝续修而成，它的名字，叫作“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24部历代“正史”的集合。如果我们从“什么是中国”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它，会发现，这24部“正史”，正好串起一部中国人的完整家谱，构成一部“千年一系”的中国王朝谱系。

（一）

正史的概念，是修于初唐的《隋书·经籍志》最早提出来的，特指以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为代表（二人往往合称“班、马”）的纪传体史书。

《经籍志》所列“正史”，包括了《史记》以降的67部史书（含亡佚则为80部），同时梳理了正史形成的源流：

西汉中期司马迁修《史记》，“上自黄帝，讫于炎汉”。东汉初，班彪续补了传记数十篇，未成而卒，汉明帝令其子班固续完之。班固认为：“唐（尧）、虞（舜）、三代（夏商周），世有典籍，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

作为纪传体的发明者，《史记》是一部通史，从传说中“五帝”之首的黄帝一直记到汉武帝时期，在班固看来，西汉忝“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那是什么“义”呢？实际上就是尊本朝之义。所以班固修史，从汉高祖开始，一直记到王莽之诛，写成一部西汉的全史。这一默默灌注了“义理”的新传统，为后来者所继承，从《汉书》开始，后来的正史，全是断代史。

断代史者，“一代之史”；“一代”就是一姓王朝，故王朝也称朝代。中国历史有多长，就可以用多少“代”来形容。

到西晋时，陈寿修《三国志》——“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

魏晋时期是史学复兴的一个高峰期，许多人致力于修“一代之史”，他们一致采用了“纪传”的体裁，这些史书，通通被《隋书·经籍志》视作正史，有数十家之多。正因为正史记一代“国史”，所以地位重要，在《经籍志·史部》所列13种史书类型中，正史置于诸史之首。

《经籍志》开列的80部正史，多为私人撰述（如班彪死后，汉明帝令班固继续这项工作，就称作“继成其（父）志”），但多得到官方的支持，好比《汉书》《三国志》都未终卷，作者先逝，在皇帝的直接关照下，才得以成书付梓。

经过南北朝数百年的离乱，唐朝重新实现大一统，立国未久，即开馆撰修了包括《隋书》在内的多部前代史。这才有了“十史”（三国至隋的“十代之书”）和“十三史”（加进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家之书）的说法。而以朝廷的名义开设史馆、召集文臣集体纂修，并监以宰相，遂为“故事”，从而开启了朝代直接主持修史，以把控历史话语权的新传统。“正史”的官修特色愈加鲜明。

随着王朝更迭，宋代有了“十七史”，明代有了“二十一史”。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又加进《明史》《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成为“二十四史”。新加进的3部书，皆由“钦定”“诏增”和“睿裁”，正史必须得到皇帝的钦准确认，“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

四库馆臣说“正史体尊”，是因为正史“义与经配”，这正是班固所崇尚的“义”的强化，正史戴上了“钦定”的冠冕，前所未有地体现着王朝的意识形态。

（二）

体现正史“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正史”的选择。

正史记“一代之史”，“二十四史”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缺漏，某些大一统王朝，有代无史，如秦和新（王莽新朝）；二是重复，如南北朝“八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之外复有“二史”（《南史》《北史》），唐书、五代史皆有新旧。

这说明，“正史”不是简单地存“一代之史”，它是有选择的。一方面，像秦和新朝，虽然都是大一统王朝，但一以“暴”，一以“篡败”，合法性遭到质疑，故秦朝被打入“闰位”，新朝史事被拆解分入两汉之际，皆无专史；另一方面，南北朝及五代辽宋金分裂时期，“华夷”混杂，各自存史，并不因为某些朝代是“夷狄”，就将其从正史中斥逐。历史的实态是分裂的，然而在中国正史体系里，它们又是有机统一的。

可见，正史主张的“义”，要在于统治的合法性，而非“华夷之辨”。

于是，从黄帝到两汉，继之以魏晋，又南为“宋齐梁陈”，北为“魏齐周”，再为隋唐五代、为宋辽金、为元明清——“正史”排列出一套完整的中国王朝。“唐宋元明清”，今人读来，朗朗上口，宛如一家。

过去讲中国史，多着意于“一家一姓”王朝的更替性，却多多少少忽略了这些异姓王朝之间的贯通性。是一根什么样的主线将它们贯通起来？就是“正统”观念。正统观是中国古代关于统治合法性的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命题，历代王朝无不照这个方向在努力，而历代正史无不以此为依据对“王朝”进行选择和确认。

（三）

当代西方习惯以国家制度的形成作为历史的开端，比如日本就以天皇的出现作为国史之始，且以天皇的接续传承，产生了“千年一系”的说法。其实中国的历史，从步入“家天下”（也是王权的强化与确认）的夏——第一个“中国王朝”算起，4000多年来，在分分合合的表征下，实际上也存在一个“千年一系”的王朝传统，并且跨越了封建制与郡县制两种社会形态。

早在孔子生活的周代，夏商周就已连称为“三代”。代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朝家。夏商周之嬗，是“革命”，然而帜易了，火种还在传递。这“火种”，被称为天命、德运，是同一个上天意志的转移。古人常说“敬天法祖”，祖先（姓氏）不同，但所奉之天（及其精神）却是相同的。

王朝姓氏有别，但王朝的使命与传统却星火相传。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监即鉴，这与《诗经》所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是一致的。正因为看清了这条传承、镜鉴的主线，孔子才敢大胆预测：“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殷因于夏，商因于周，汉承秦制，唐承汉统，清承明制……类似说法屡见典章。司马迁在大一统中国的第一个盛世，首次对上古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做了一个长时段的整理，历史是以一篇篇本纪（帝王传记）相联属的。班固继之修“一代之史”，形成了以朝代为“写作区间”的新范式，此后一代一代往下续写。到了大一统的唐，又来一次新的补充整理……写中国之史，这是中国人独有的传统，是代代相传的自觉的文化工程。

过去人们讽刺断代正史，说它是一家一姓的家谱，可是刘氏、曹氏、司马氏……的“家谱”，是刘氏曹氏司马氏自己修的吗？不是，都是代之而兴的王朝替他们修的，是后代为前代“作传”。

后世修前代史，早期重在借鉴，后来更多在“义”，历代王朝通过“修胜朝史”以宣告自己是前代的合法继承人。

◎本文原载于《中国青年报》（作者胡丹，三峡大学副教授），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