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最尊重历史的，中国关于历史的文字记录之悠久、全面和真实性，也是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能比的。这从考古发现上就可以得到证实：凡是地下发现的墓藏、文物，都可以在历史书中找记载；只要书上有记载的，也都可以寻到蛛丝马迹。这种奇迹，也只有中国才会有吧？而创造这种奇迹的，就是我国历代史家。

远古黄帝的史官仓颉，记录历史就是他创造汉字的主要目的之一。孔子编定的《春秋》不仅被视为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更成为儒家思想的经典。体现了对历史史实的尊重，更表现为一种对历史自身的反省和批判。治史就是治道，明史就是明道，"史"与"道"在孔子观念中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要完全尊重已发生的历史事实和记录，一方面要通过对真实历史的呈现来完成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这一直是儒家所秉持的历史观，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然而，当人们在这座巨大的文化宝库中吸取丰富营养的时候，你可曾想到，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世留下一部真实的历史，他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遭受了多少厄难?

春秋时，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后，便设计杀了庄公，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君，就是齐景公。这崔杼也自封为相国，并且飞扬跋扈、专断朝政。但他对自己的弑君之罪十分惶恐，特别是担心被史官记录在史册上，留下千古骂名。

于是他就将专管记载史事的太史找来，很和气地说道："昏君已死，你准备怎么记录啊？我希望你写他是患病而亡。如果你按我说的意思写，我一定厚待于你。如若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说罢，崔杼又换了付嘴脸，拔剑在手，杀气逼人。

齐太史抬头看了看崔杼，不慌不忙地拿起竹简，提笔而写。写罢，将竹简递给崔杼。崔杼接过竹简一看，上面竟然写着"崔杼弑其君！"

崔杼大怒，挥剑杀就死了不知抬举的太史，销毁了竹简。

按当时的惯例，史官是世袭的。接着，崔杼又召来太史的二弟说道："你哥哥不听我的话，我已杀了他。今后，由你来接任太史之职。现在我命令你写庄公是病死的，不然，那就是你的下场。"他指着太史的尸体，恶狠狠地说。

他以为太史的二弟会害怕他的淫威而听从他的命令的。可是太史二弟平静地摊开竹简，也提笔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怒不可遏，又拔剑杀了太史二弟。

之后，他又将太史的三弟召来，凶狠地说："你两个哥哥都已经死了，难道你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如果改变写法，还能有一条活路。"

太史的三弟也是非常平静的回答："按照事实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如果我失职，还不如让我去死。杀人只能表明你的残暴，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杀再多的人，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结果依旧在竹简上照直而书。崔杼一看还是写的"崔杼弑其君。"气得七窍生烟，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把太史的三弟碎尸万段，但最终怕惹起众怒，不可收拾，只好强压怒火放了太史的三弟，并任命他为新太史。

在路上，这位新任太史遇到了正抱着竹简急匆匆赶来的南史氏，就问：这么慌张干什么去？南史氏说："我以为你们兄弟都被杀死了，担心没人如实记载这件事，所以赶紧拿着书简来准备接替你们写这事儿呢。"新太史说已经写了，他还不放心，非让这位第三任太史把记录的竹简打开给他看，上面赫然写着这样的话："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庄公六年，春三月乙亥，崔杼弑齐庄公光于其府……"南史氏这才放心离去。

史官们不畏强暴，前仆后继，秉笔直书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终于将崔杼的恶行真实地记录下来，为后世留下了确凿可信的历史资料。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也被历代的统治者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记录下来自己的丰功伟绩自然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但把自己不光彩的事被记录下来，"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让后人耻笑，心里就不那么舒服了。

《史记·廉颇蔺相如传》载有在"完璧归赵"以后，秦王又约赵王在渑池相会。见面后，秦王趁机羞辱赵王，便在酒酣耳热之际对赵王说："我听说赵王很精通音乐，那请赵王为我们大家演奏瑟吧！"赵王无奈，只好照办。鼓瑟之后，秦御史立刻记入史册："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

蔺相如看了，心里不是滋味，便以牙还牙，对秦王说："我们赵王也听说秦王很喜欢秦声，那么请秦王奏盆缶，让大家也乐一乐吧！"秦王十分气愤，脸色铁青，一声不吭。但蔺相如始终坚持跪在地上请他击缶。看秦王仍然不肯击缶，蔺相如便怒目园睁地大声威胁说："如果不击，蔺相如就死在你面前，把我的热血溅在大王身上!"于是，秦王虽然不高兴，也被蔺相如的气势所慑，就击一下缶。蔺相如立刻要赵御史记录在案："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看来帝王们虽然无耻，有时也很要面子的。

春秋时期晋灵公年纪很轻就继位为国君，他不但幼稚，而且残暴，可谓是劣迹斑斑。他经常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以此取乐；还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厨子杀了。

当时的国相赵盾是个忠臣，他屡次谏诤，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赵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这时，赵盾的同族人赵穿看不下去，就举兵杀死了灵公，然后把赵盾叫回都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让赵盾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

但那时晋国的史官董狐却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见了，大吃一惊，连忙解释自己并无弑君的行为啊。董狐说："你身居相位，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后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谁呢?"赵盾无可奈何，长叹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当权者是想留下英名，掩盖丑态，而史官们就不同了。他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真实地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对于董狐直书一事，孔子就十分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不过，孔子也称赞赵盾，说道："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后来人们称赞正直的史官，把直书其事的文笔，赞为"董狐之笔"。

司马迁就是这样的史学家，他作的《史记》就秉承了孔子《春秋》的精神。司马迁因替李陵被匈奴所俘说了几句好话，让汉武帝大怒，被送进监狱处以宫刑。但他并没因遭此奇耻大辱便说了假话，在《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对李陵事迹的记录仍是非常客观的，并没因为担心再次触怒君王，而躲避了这段史实。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史记》才成为人们研究历史的可靠依据，而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成为史家们所尊崇的历史观。

"晋之董狐，书法不隐"；"齐之南史，直书崔弑"。这是我国几千年来传为美谈的两个故事，也是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两位先驱者。面对权势和屠刀，史官们宁可杀身成仁也不肯歪曲史实的献身精神，几千年来一直像灯塔一样，指引着后人们勇敢的去探索、追求、坚持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