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二十岁那年，开始了历时十年、行程万里的壮游之举，晋代诗人陶潜(字渊明)的“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指的正是这件事。

这么一个涉世未深或者说根本未曾涉世的年轻人背上简单的行装，离开了繁华的都城，离开了舒适的家庭，出游高山广川、大泽旷野、通都大邑、聚落小店，到底为了什么？

历史没有答案，于是历史学家张开了想象的翅膀，有人说司马迁遵从了父亲的意愿才有此行，有人说是司马迁旺盛的求知欲促使他去解开从书本上得来的一连串的疑问。或许这些都是司马迁出行的原因吧，然而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司马迁好奇的个性、强健的体魄和充沛得无处发泄的精力。

我们不必过多地纠缠在他出行的动机上，还是来看看他行游的情况吧，因为这番行游不仅是他事业的里程碑，也是他生命的里程碑。

出了武关(今陕西丹凤附近)，经过南阳、南郡(今湖北江陵)，渡长江，首先抵达长沙北面的汨罗江。这里正是屈原自沉身亡的地方。司马迁站在高高的江岸上，凝视缓缓流淌的江水，那位被发行吟的诗人仿佛从水底冉冉升出，空旷中仿佛回荡起诗人悠长沉重的吟哦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不知不觉中，司马迁哭了，他敬佩诗人的风骨，更同情诗人的不幸，他呐呐自语：“依您的才志，到哪里去不行呢？为什么寻短见，轻率地离开人世呢？”

从长沙沿湘江逆流而上，司马迁到九嶷山凭吊了舜的墓地，然后折回，循长江东下，登庐山，纵观四方，茫茫九派，水天一色，他叹服大禹疏浚九江的奇功伟业。继续沿江而下，来到吴越故地。在会稽，司马迁探禹穴(禹住过的山洞)，考察越王勾践活动的遗迹。勾践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发奋图强、终灭强吴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司马迁。

在姑苏(苏州)，他凭吊了吴王阖间的官殿故址。自姑苏北上，司马迁来到汉初大将军韩信的故乡准阴。韩信早年孤苦伶仃，流浪讨食，却心有壮志。为酬壮志，他含垢忍辱，地痞无赖强迫他从胯下爬过去，他忍了。大丈夫能屈能伸，受人间之奇耻(胯下之辱)，必成天下之奇功。

后来韩信封为王侯，对当年使自己受辱的地痞说：“你们以为当初我不能杀了你们吗？杀了你们又算得什么呢？我忍受侮辱，正是为了今天。”淮阴父老相传的这些有关韩信的传说，不仅成了后来司马迁写《淮阴传》的素材，也成了他后来遭横祸受奇辱顽强生活下来的力量。

渡过淮河，司马迁来到孔子的家乡曲阜。先哲虽逝，可是先哲住居的宅舍衣冠书琴尚在，先哲的流风余泽尚在，司马迁对孔子的敬佩之情更深厚了。他说：从前我读夫子的书，想见夫子的为人，我的心久久地向往着他。这次到了曲阜，参观了孔庙及庙中孔子用过的车服礼器，又见到儒生们定时到孔宅演习礼仪的情形，我更是由衷地敬慕夫子了。

天下君王太多了，他们活着，荣耀一时，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孔夫子只是一个平民，可是道统子嗣却已延续了十多代，学者都以夫子为依归，就是王侯将相，只要研习《六艺》 (即孔子删定过的诗、书、易、礼、乐、春秋六部古书)的，都要以夫子的是非为是非，夫子真是圣明到极点了。

自曲阜，司马迁又去邹县峰山观看了秦始皇刻石，从此西南下，到了战国时代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地薛(今滕县东南)和西楚霸王项羽的京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在彭城，司马迁透过时间的尘埃与纷乱的传说，与八十年前的那位叱咤一世的英雄结为知音。他赞美项羽，讴歌项羽，同情项羽。司马迁的人格中又渗进了项羽英雄主义的因子，司马迁泣鬼神动天地的魄力与勇气就如风激大水，更浩瀚更壮阔了。

由此折而西北，司马迁到了丰县、沛县。刘邦及其麾下的文臣武将如萧何、曹参、樊哙、周勃、夏侯婴等等多出自这个地方。他们原本都是些普通百姓，屠夫、小贩、吹鼓手、小吏、游手好闲的痞子，可是跟着不称职的农夫刘邦斩蛇起义，灭暴秦，建大汉，英名盖世，可见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贵种。孟子说“彼丈夫也，我丈夫也”，都是大丈夫，顶天立地，富贵也就不再是力量与权威的所在。

在丰、沛逗留了一阵，司马迁经由睢阳( 今河南商丘附近)，抵达战国时代魏国都城大梁( 今河南开封)。他在夷门(大梁城东门)下久久地徘徊，当初看守这座城门的侯赢为报信陵君的知遇之情而引颈自决的壮烈情景仿佛又出现在眼前，司马迁不禁又动了侠心义胆，感慨系之了。

结束了大梁的考察，司马迁西入函谷关，回到了阔别十载的长安。

万余里路的游历，司马迁搜集了大量资料，为日后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司马迁此番游历最大的收获应是精神的，换句话说，游历使司马迁的人格更成熟了，心灵的基座更坚固了。

首先，我们看司马迁此番游历不是盲目的，而是预先计划好了的，他游踪所及的地区正是南方的楚文化圈和东方的鲁文化圈，楚文化的精髓是道家文化，鲁文化的特质是儒家文化，而这两种文化又都是哺育司马迁成人的文化，司马迁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他本已基本形成的以义(儒家)以奇(道家)为主特征的人格更加成熟了，尤其他对精神上的两位导师屈原、孔子生息之地的凭吊，就更坚信自己的信仰和为人了。

其次，游历磨练了意志。司马迁出游并不如战国时苏秦张仪等策士那样安车驷马，交游诸侯王公。他凭一个年轻人的一腔热血，行山涉水，万里征途，栉风沐雨，野行露宿，那艰苦困顿的情形是我们今天居则酒店公寓、行则飞机高铁的人很难设想的事。

更不堪设想的是那个时代盗贼横行，只身在外，生命也常常受到威胁。司马迁行经薛邑、彭城一带时，就几度遭到当地盗贼的侵袭，行囊告罄，饥肠辘辘，那惨景比当初孔子受困于陈蔡还要糟糕，还要不幸。

因为孔子还有学生作伴侍奉，而司马迁却是独自一人。艰辛备至的游历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增强了承受险恶环境压力的力量和勇气，也提高他的历史使命感。所以后来当他重提受困薛、彭之事时，还颇有些以孔子自命的味道；所以后来遭李陵之祸，险风恶浪中，他能以坚韧不拔的意志顽强地站了起来。

游历也弘扩了胸襟，陶冶了情操。宋代文学家苏辙曾深有感触地说：司马迁行游天下，周览名山大川，与四方豪杰交往，所以他的文章“疏荡颇有奇气”。文如其人，司马迁的人格美又何尝不是如此：放纵、不拘小节、非同寻常的气魄和情操。这确实与他的游历生活有关。

人有多阔的眼界，就有可能具备多阔的胸怀，圣人“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诗人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感触和抱负决不是一个从未登过泰山、从未见到黄河的人所能有的。同样道理，如果司马迁一生足不出户，埋首书堆，他决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峰巅上，俯视上下三千年、纵横九千里，挥动如椽巨笔谱写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游历是司马迁人生修养的里程碑，是他生命的里程碑！有了这个里程碑，他从事任何事业都成功有望。这不是虚言假话，因为纵观历史，成就伟大事业的人几乎都曾有过游历天下的艰苦历程，比如春秋霸主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大思想家孔子、孟子；大诗人李白、杜甫；开国帝王铁木真、努尔哈赤；大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等等，都有一座人生修养的里程碑、生命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