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温玉成，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河南省龙门石窟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教授）。1964年分配到洛阳市龙门石窟研究所（后更名为研究院）工作，历任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院长）。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敦煌研究院及玄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CAOCS)副秘书长，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东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鲁迅美术学院兼职教授，台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曾任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特聘教授，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发表专著14部，论文250余篇。

序言

温玉成先生是中国佛教考古著名专家、研究员。1939年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曾任龙门石窟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曾受聘为郑州 大学历史与考古系特聘教授。现为龙门石窟研究院名誉院长。

自20世纪60年代初，温先生到龙门工作以来，孜孜以求、潜心钻研，在石窟寺历史、考古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发表《洛阳龙门双窑》《龙门北朝小龛的类型、分期与 洞窟排年》《龙门唐窟排年》《试论武则天与龙门石窟》《禅宗北宗初探》《新中国发现的密教遗存及其所反映的密教史问题》《略谈龙门奉先寺的几个问题》《韩国庆 州石窟庵原型初探》等论文100多篇，论著有《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二卷）、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龙门石窟雕刻》卷、《中国石窟雕塑全集4·龙门》卷，出版专著《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中国佛教与考古》《少林史话》《温玉成文集—— 龙门石窟卷》等。其中，在中国石窟寺考古创始人、北大著名教授宿白先生指导下的 实习成果，温玉成完成的《洛阳龙门双窑》报告一文，遗迹记录完备，型式划分准 确，编年分期可靠，是第一个较完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龙门北朝小龛的类型、分 期与洞窟排年》一文，被学术界称为“新中国石窟考古研究的窗口”，引起国内外石 窟考古界的关注，曾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龙门唐窟排年》也对龙门 唐代主要洞窟进行了分期排年和年代学论证。这些成果主要采用考古学的理论与方 法，对龙门北魏至唐代窟龛造像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学研究，是后学者开展龙门石窟考 古研究的必读范本，为推动龙门石窟考古研究的深入开展，深入阐释龙门石窟的历史文化内涵，促进人们认识了解龙门奠定了重要基础。

退休以后，温玉成先生笔耕不辍，进一步扩展视野，拓展学术研究方向和空间， 焕发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在佛道教、民族史、上古史、社会史等方面持续发力，历 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发表各类文章100多篇，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可贺可敬！

特别是温先生从七十岁起，基于种种因缘，开始从内蒙古大兴安岭到青藏高原， 乃至云贵川滇、天山南北，从中原到新疆，从北方到南方，开展了华夏上古史和古代 民族考古调查，被称为“三跨越学者”。他曾经在其《75岁感言》中云：“头枕大藏经，摩挲龙门佛。千里嘎仙洞，万仞东女国。遥参西王母，穷究论吐蕃。追寻铁木 真，几渡大渡河。”形象而简洁、精练而有趣地描绘了其工作以来开展学术调查和着 力研究的大致过程与方向。

根据温先生学术成果目录和《温玉成文集——〈穆天子传〉及上古文明研究卷》 的文章，可以看出其中一个大的研究方向和突破是其矢志攻读、破解上古天书—— 《穆天子传》，通过“狠读老三篇”——《山海经》、《竹书纪年》和《穆天子 传》，利用甲骨文、金文及考古新资料，并结合在各地的实地考察，穷究上古，探索 未知。作者曾经感慨云“穆王西巡三千年，至今圣贤皆茫然。谁肯历尽山河险，白首 穷经解万难”，道出了其艰辛探索的韧劲和精神，正如民国时期的傅斯年所提倡的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正是有青灯作伴、苦研文献和多年的田野调 查，温先生在《穆天子传》的研究中作出了前人所未发的研究结论，取得了重要的学 术成果，从而使我们站在了新的高度来了解悠远、深奥的中国上古史。

温先生退休以后另外一个发力较多、关注较多的研究新方向是民族史和中华民 族融合发展史，如对大月氏、河宗氏、犬戎、大夏、西王母邦国、荤鬻（鬼方）、闾 方、周族起源、匈奴起源、蒙古族起源等的研究，依然延续了文献的梳理和唯物主义 的辨证解析，田野的调查和古语、古地名的破译，在多个民族的古史研究领域也取得 了诸多颠覆传统史学观点的新认识、新成果。

学术贵在钻研、贵在创新，不囿于固有认识，不断地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材 料，结合实地调查，推陈出新，不断向前，开辟新方向和新局面，取得新成果。《温玉成文集——〈穆天子传〉及上古文明研究卷》就是《温玉成文集》系列中的一卷， 集中收录作者这二十多年来在新领域的研究论文，较全面反映他在华夏与周边上古文 明研究方面的新成果，以飨读者和学界。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已过耄耋之年的温玉成先生，可谓“研古著文心不倦，耋 年壮志战犹酣”，依然时时读书、著文传术，为后学者答疑解惑、指导研究。近年他 多次回到龙门，为龙门石窟研究院科研人员授课、做讲座，与后学谈心交流，既有他在石窟寺考古研究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也有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上古史方面研究 的新成果。

近年，为推进龙门石窟科研工作，深化学术研究，提升学术水平，扩大龙门影 响力，我们打造了“龙门石窟文库”品牌，鼓励开拓创新，多出精品成果，将考古、 历史、艺术、美术史、宗教、保护等研究新成果纳入文库，形成龙门石窟学术研究系 列。2021年出版了《温玉成文集——龙门石窟卷》，纳入“龙门石窟文库”，作为温 先生文集的第一卷。在其文集2《温玉成文集——〈穆天子传〉及上古文明研究卷》付梓之际，温老嘱我为此书作序，作为先生的学生辈，诚感忐忑，虽然我始终在考古单 位和考古一线工作，却对上古史并无深入研究，但是捧此文集书稿，深深感受到温先生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上古史研究的不易和新成果带来的震 撼，在此表达敬仰之意，作此短文，是为序。

龙门石窟研究院 史家珍

2022年11月于龙门

前言：我是怎样研究《穆天子传》的

中国的历史，自古有起自“三皇五帝”之说。但是，何谓“三皇五帝”？司马迁 不敢确认。近代学者论之，或称作“神话”（如闻一多：《闻一多说神话》，江西教 育出版社，2012年），或称作“传说”（如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亦莫衷一是。所以，康有为说“上古茫昧无稽”（康有 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2012年）。

毛泽东主席感慨地说：“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熟读二十四史的毛主席这样感慨，是有深刻原因的。因为，至今没有人能够准确回答：“伏羲氏”在哪里？“炎帝”在哪里？“帝 俊”在哪里？“黄帝”在哪里？“少昊”在哪里？“颛顼”在哪里？“荤鬻”（鬼 臾）在哪里？“大月氏”在哪里？“白犬戎”在哪里？“盘瓠”（盘古）在哪里？“西王母”在哪里？鸿鹭山（周祖“弃”诞生地）在哪里？“匈奴”在哪里？等等。而关于“武王伐纣”的年代，竟然有44种“结论”。

这个“困局”的形成，是没有可信的文字资料及考古证据造成的。1917年，王国维用“二重证据法”论证了《史记·殷本纪》为信史，功莫大焉。1923年，顾颉刚 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实乃片面之词（如云“中国本无三皇五帝和尧舜禹 汤”）。1928年，傅斯年提倡“重建”古史，希望通过考古学解决史学难题。

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无比巨大的成就。2018年5月28日，国家文物局宣布， “考古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不久，中央电视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如果 国宝会说话》，又提出“中国八千年历史”。但是，考古成果很难与古代文献结合。5000年应该是“黄帝”以前的伏羲氏、炎帝时代，目前仍然无法证明。所以，《夏商 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于2000年年底公布（李学勤、李伯 谦等约200位专家参与）；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繁本），迟至2022年6月才出版。

2001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到2009年，也“并不意味着……已经有了 肯定的答案”。

众所周知，破解“三皇五帝”难题，最早的史料只有《尚书》《禹贡》《山海 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诗经》《左传》《史记》等有限资料。而其中，《穆天子传》被纪晓岚等斥为“夸言寡实，恍惚无证”，退为小说家言；今本《竹书 纪年》则被纪晓岚、章学诚、王国维等斥为“伪书”，彻底否定。

因此，正统的史学家，大多疑而不用。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主编的《早期中 国——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2009年），仍然对《竹书纪年》熟视无睹，认为“关于夏朝历史最系统的史料，则是……《史记》”。

当然，史学界早有不同的声音。关于《穆天子传》研究，明代有吴宽等11家；清 代有郑濂等14家；近代有章太炎、刘师培、顾颉刚等29家。1937年，于省吾用青铜器 班簋铭文“毛班”，证明《穆天子传》的真实性。

关于今本《竹书纪年》研究，却是美国学者倪德卫（David S. Nivison，1923—2014）首先打破“僵局”（英文，2009年）。他在中文版《〈竹书纪年〉解谜》（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中，指出“《竹书纪年》并非伪书，而是无价史料”。我们 的研究，也完全证实倪德卫先生所言的真实性。

1964年秋，我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发配”到洛阳龙门石窟，从事佛教考古工作。“昼读古史，夜数繁星”，在龙门山，面壁三十六年。

从七十岁起，基于种种因缘，我跳出“三界”外，从内蒙古大兴安岭，到青藏高 原，乃至云贵川滇、天山南北，做古代民族考古调查。被人讥讽为“三跨越学者”。我曾经有《75岁感言》云：“头枕大藏经，摩挲龙门佛。千里嘎仙洞，万仞东女国。遥参西王母，穷究论吐蕃。追寻铁木真，几渡大渡河。”

最初，我的兴趣是研究西王母国及大夏国西迁问题。拜读了丁谦、王国维、黄文弼等先生的论文（详见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深入研究后发现：公元前623年，秦穆公伐西戎时，灭国十二。其中，八国投降；有四国 逃遁：即大夏（大河）、析支（河首）、织皮、大月氏。而大月氏逃到了昆仑山区， 赶走了西王母部与昭武九姓胡人。因此，完成并公布了论文《探究“昆仑邦国”与大 夏诸国的西迁》（郑州，2015年7月18日）。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正是这篇论文，为研究《穆天子传》奠定了“框架”（基本坐标）：“大夏”在 甘肃省大夏河流域；“析支”（河首）在青海省共和县切吉草原；“织皮”在青海省 东南泽曲流域；“大月氏”原居地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一带。“西王母邦国”在 甘肃省酒泉南山。当然周穆王出发地“宗周”是在洛阳（有“瀍水”为证）。

于是，我开始专心研究《穆天子传》。很快发现，必须首先抓住“总路线（周穆 王西巡往返行程）”。为此，必须“狠读老三篇”——《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当然，也必须关注甲骨文、金文及考古资料。更重要的是“迈开双脚，实 地考察”。我曾经感慨“穆王西巡三千年，至今圣贤皆茫然。谁肯历尽山河险，白首 穷经解万难”。

借助甲骨文、金文的资料。读郑杰祥学长《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得知甲骨文中有“工（上‘工’下‘口’）方”，这是唐兰先生的推断。我研究后发现，此字应该是“吕方”，得名于包头市“昆都仑河”。它就是《穆天子传》的“刳闾氏”。甲骨文“魌方”（魌魁），就是《穆天子传》的漆晷，在山西省 乡宁县东南35千米（《汉书·地理志》之“骐县”）。甲骨文“旨方”，就是《穆天 子传》的智人，在山西省吉县人祖山一带。

2004年，在山西省绛县横水镇考古发现了倗国墓地。出土青铜器铭文证明“倗 伯”与“毕姬”联姻。则《穆天子传》之“倗伯絮”地域可知矣。这为从洛阳西行的周穆王在渑池县渡过黄河，提供了旁证。

2007年，在甘肃省肃北县马鬃山发现了古代（夏商周）至汉代的玉矿。为寻找 “群玉之山”，确认了地点。

另外，甲骨文有祭祀“东母”“西母”（《合集》14335）。“东母”即女娲（我们考证，在河南省西华县），“西母”即西王母。

古代地名的残存。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些地名，特别是在秦汉时代残存下 来。例如青海省的切吉（析支）、珠玉（珠余）、门源（茂苑）；甘肃省的姑蔵（诸 骭）、壻次（阏氏）、截山（积山）、榆中（月氏）；宁夏的卑移山（避移山）、眴 卷（熏粥、粥奴）、奇苑（陈袁）等。还有，兰州的“皋兰山”，大概是“帝喾”时 代遗留下来的名字。

当然，也有“文化断层”。我在酒泉曾经感叹：“酒醉忘却西王母，举目不识昆仑山。”在新密，感叹众人不知“帝俊”“少昊”“颛顼”在何处。我说“溱水”古 代称“黄水（郐水）”，他们惊愕，以为是我搞错了。

西晋灭亡后，新密市在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先后属于后赵、前燕、前秦、 后燕、后秦、北魏、东魏、北齐八个政权，平均33年就“改朝换代”一次。社会动荡，人口流动迁徙，必然造成文化断层。

大量的考古调查，寻找多重证据。例如：穆天子第一次北渡黄河的渡口、犬戎、 犬戎□胡、阳纡山（河宗氏）、阳纡之东尾、燕然之山、黄之山、玄池、黄鼠之山、 舂山、西王母（瑶池、黄帝之宫、悬圃、鹰鸟之山）、鸿鹭氏、留骨之邦、舂山之虱 （踏实河）、赤乌氏、群玉之山（容成氏）、采石之山（重郺氏）、长沙之山、曹 奴、大旷原、浊繇氏、瓜纑之山（阏氏胡）、焚留之山、刳闾氏、雷首山、犬戎盘 瓠、二边等。

其中最难解决的有四个问题：第一，穆天子第一次北渡黄河的渡口在哪里？第 二，犬戎（严允）在哪里？第三，“阳纡山”（河宗氏）、“阳纡之东尾”，是穆天子西巡往返经过地区在哪里？第四，“犬戎□胡”如何解释，在哪里？

第一个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解读“北循滹沱之阳”。实地考察证明，河南省渑池县 城北，有一条小溪叫滹沱水，从北向南，注入涧水，长约12千米。不是河北省的滹沱河。从滹沱水向北行，过韶山西侧，再向北行，至渑池县南村乡，就是黄河古渡口。过河后，沿着亳清河北上，就是倗国地域了。

第二个问题的关键是“当水”在哪里？研究表明，当水就是吴起县的洛水之头道 川，即虢季子白盘中的“洛之阳”，陕西省洛河上游。《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 “犬戎”之一是白犬戎。中心在陕北白于山。“崾岘”就是“严允”之讹。

第三个问题，“阳纡山”在哪里？查《蒙恬传》可知，秦长城修筑到甘肃省靖远 县时，蒙恬认为必须占领黄河北岸一带的“阳山”，才能保障长城安全。我们实地考察，获得一组证据链。确认阳纡山、燕然之山就在今景泰县石林一带，使得周穆王往 返的“总路线”，加以确定。

第四个问题的突破点是“犬戎□胡”为什么“觞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献良马 四六”。查《水经注》等可知，雷首山所在的黄河南北两岸，是犬戎盘瓠的领地。“犬戎盘瓠”起源于河南省灵宝市的盘水和瓠水。他们与白犬戎是世仇。西周末，他 们与申侯一起杀了周幽王。后来被迫迁徙到湘西，被称“武陵蛮”。

确认“群玉之山”“时空交叉法”的运用。

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大批精美玉器（公元前13世纪）。学术界大都推测是 和田玉。那么，在公元前13世纪，在新疆和田地区有没有部落居住？他们有没有能力 开采玉矿？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用“时空交叉法”，是否定的。因此，《穆天子 传》记载的“群玉之山”肯定不在新疆和田。查阅考古资料可知，在甘肃省西部马鬃 山发现了古代玉矿，品质为透闪石。周穆王既然到了赤乌氏，向北行，就是马鬃山。由此，古“玉门关”得名，有了新解读。

破解《穆天子传》，使我们站在了空前的高度来了解上古史。犹如禅师的“棒 喝”，使我们醍醐灌顶，顿觉清醒。《穆天子传》比孔子修订《春秋》早300多年、 比司马迁著《史记》早800多年。我们终于确认河宗氏、白犬戎、犬戎盘瓠、大夏、 河首析支、西王母、周人（有邰氏、鸿鹭氏）、曹奴（昭武九姓）、渠搜（源自“屈 吴山”）、阏氏、匈奴（夏桀之子“熏粥”）、荤鬻（鬼臾，源自“窟野河”，后来 成为“匈奴贵族”呼延氏）、刳闾氏（源自“昆都仑河”，林胡。后来成为“匈奴贵 族”兰氏）、大月氏等的起源地。这就是“追本溯源法”，或曰“正本清源”。

最典型的是，周人起源于陕西省岐山县的“周原”说。我们确认周人起源于甘 肃省嘉峪关南山（鸿鹭山），属于“留国之邦”（西王母部落联盟）。周人的主要贡 献是发明了“牛耕”。他们在此生活800多年，至古公亶父（公元前12世纪）才迁徙 到了陕西省岐山一带。这一新认识，意义重大。从而能够重新解读《诗经·周颂·天 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周）矣，文王康之。”此处之“高山”，乃 鸿鹭山也。大王，古公亶父，因为东迁，把它撂荒了。他开创周地，至文王时代繁荣起来。

众所周知，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把夏商周文化融合，并制度化，奠定了 西周文明的基础。孔子儒家学说，继承了这个传统。而西周文明的源头，却来自“西 戎”部的西王母文化。西王母祭祀文化在象雄大王布德贡甲时代（公元前3世纪）， 发展为“苯教”（Bot），崇拜日月、老虎、鹰鸟、树神、燎祭等；西王母部族最早称 “王”，设立“明堂”等。

《穆天子传》的研究证明，“神话”与“传说”植根于历史的真实“生活”。从 而揭开了伏羲氏、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俊、羲和、后羿等人的千古面纱。

关于“黄帝”的研究，最有趣味。周穆王从（新密市）伏羲山下来，饮于“留 祈”（西“流泉”）；向东，“天子射兽，休于深雚（石贯）”并祭祀伏羲氏；然 后，“天子东游于黄泽，宿于曲洛”。“曲洛”，今称“曲梁”。而曲梁在溱水上。那么，“黄泽”在哪里？深入研究证明：今溱水，就是古代的“黄泽”，后来改称 “郐水”。郦道元《水经注》搞错了。“曲洛”是什么意思？《竹书纪年》解答：“玄扈洛水”，即洛水在这里旋转也，也称“轩辕”。与地形完全符合。《山海经》 还记载了另外两处“轩辕”。曲洛就叫“有熊”。“玄扈洛水”能通“海”。“海” 在哪里？原来，曲梁镇的东方，有个“太山”（新郑市北部），太山南部有“张弘 海”。春秋时代已经萎缩，秦汉时代干涸。周穆王南行，到了“菞丘之墟，黄帝之 闾”，并写铭文“先王九观”。指黄帝—昌意—颛顼—称（章乘）—卷章（老童）— 重菞—（弟）吴回—陆终—郐（陆终六子之四），共经历九位“先王”。“菞”，官 火正“祝融”。所以“菞丘之墟”俗称“祝融墟”。周穆王指出，“菞丘之墟”中， 还保存有“黄帝之闾”。就是说，这里有先后两座城。考古证明，就是新密市“古 城寨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城内西南部，有1000多平方米“仰韶文化晚期遗 址”。完全验证了《穆天子传》的记载毫无疑义。我们用一连串“证据链”，确认了 黄帝的史实。因为居于黄泽，穿黄衣，称黄人，尊称其首领为黄帝。

换言之，是周穆王实地考古调查，确认了“菞丘之墟，黄帝之闾”；周穆王考证， 此地是九位“先王”的居住地。因此，可以说，周穆王是中国第一位大考古专家。

由此可知，《史记》云“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是按着儒家 观念虚构的。唐代王瓘《广黄帝本行记》更是集后世诸说之大成也。

纵观《穆天子传》研究历史，早期学者，呕心沥血，限于条件，成果寥寥。现 代学者，不攻原著，急于求成，“东拉”（开封、山东）“西扯”（新疆、中亚、欧 洲），自鸣得意。正所谓“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晋书·葛洪 传》）。对此，我们特别把关于新疆、西藏、中亚及东北的一些研究成果，作为《附 录》存之。

很高兴，在我七十九岁之际，出版了《康巴奇迹》（根秋多吉主编，四川民族 出版社，2018年），报告了我在五省藏区考古调查的部分成果。

在我八十二岁之际，《温玉成文集——龙门石窟卷》（科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了。

现在，《温玉成文集——〈穆天子传〉及上古文明研究卷》，几经波折即将出 版。其中，一些重要人物或氏族，如伏羲氏、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俊、后羿 等，变得清晰、明确起来；不再是“神话”与“传说”。从此，中国人可以有根有据 地、自豪地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是龙的传人”。当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 到：中原的炎黄文化，只是“中华文明”的“三个板块”——即中原“炎黄文化”、 西方“西戎文化”、北方“北狄文化”之一。

而另外一些重要问题，如大月氏（禺知）、河宗氏、白犬戎、盘瓠（盘古）、大 夏、西王母邦国、荤鬻（鬼臾）、闾方、周族起源、匈奴起源、蒙古族起源、苯教的 形成、吐蕃王族来源等，则颠覆了传统史学观点。

客观地说，解读《穆天子传》真相的学术价值，不亚于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也 不亚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研究。犹如打开封闭千余年的“魔咒”盒。从此，历史学 家需要打破“自闭的堡垒”，重新改写部分中国上古史。

我深深知道，我的论著一定会使清醒的学者，“如梦之方觉，醉之甫醒”；也一 定会使史学界的不少朋友大感迷惑。那就是佛教讲的“我执”与“法执”在作怪。我 希望朋友们，沿着我说的“总路线”，亲自考察一遍。实际验证，再下结论。或许， 我们的解读，触动了某些权威的教条、某些旅游区的利益，真是无可奈何。但是，我 不希望有人“夸夸其谈，坐而论道，指手画脚”。因为，这种“空论”于事无补。

我当然十分欢迎学术批评，关键是“拿出证据来”！

《温玉成文集——〈穆天子传〉及上古文明研究卷》，不是国家课题，什么课题都不是。我自称是“温老头自讨苦吃课题”。当然，几年来，考察获得各界朋友的真 诚支持，得以顺利完成。

我要感谢多年支持我考察的老朋友：四川的王预文、刘道平、张永力、根秋多吉 先生；西藏的董贵山将军；北京的赵远景先生；天津的王书玉先生；酒泉的孙继红先 生、潘竟成先生；郑州大学原校长曹策问教授；郑州大学李晓敏教授（女）、兰州大 学杜斗城教授、丁得天博士；敦煌研究院杨富学研究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 应逸研究员（女）；陕西历史博物馆文军研究员（女）；山东大学刘凤君教授；云南 大学李昆声教授；嵩山少林寺永信大和尚；甘孜州苯教丹贝降参活佛、田光岚女士；新密市文化局李宗寅、杨建敏同志等。

我还要感谢我在郑州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们。更要感谢龙门石 窟研究院史家珍院长、路伟主任、科学出版社张亚娜同志、责任编辑闫广宇同志等， 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并付出了辛劳。

我还要特别感谢参加四次学术考察团的朋友们：

第一次考察（2015年9月7—16日）：赵鹏、王文秀、扈新昭、小狄。

第二次考察（2016年8月14—17日）：王书玉、赵凯。

第三次考察（2017年6月2日—7月6日）：王文秀、扈新昭、彭成刚、韩世华、叶 强、张新平、张新革、白莲茹、王星云鹏。

第四次考察（2018年9月28日—10月3日）：杨建敏、张洪涛、李宗寅、少林寺释 延个（顾旭恒）、少林寺释延昭（高金礼）、陈智军、张朕基。

感谢苏州市陈海峰同志，为本书特制了穆天子“西巡”及“东巡”的地图。

我衷心地向《“穆天子传”汇校集释》的主编、华东师范大学王贻梁、陈建敏二 位已故同志，致以深切敬意。

“当年满腹凌云志，而今无人不白头”。白了头，仍然需要“前进”；为建立 “新史学”体系，仍继续“上下而求索”。

附记：现藏于郑州汉石雕博物馆的一件石刻上存有一幅《河伯出行图》。该作品生动表现了河伯巡游的场景。四条大鱼驾车，车上高张华盖，御者双手挽缰，河伯则端坐于车中；车驾上下右各有骑鱼卫士七名指引护卫，左下龙、蟾为河伯开道，浩浩荡荡，气象雄壮。图下方刻一桂树，象征富贵之意；树中有七只雀鸟，象征官爵（古语“雀”“爵”通用），整体寓意富贵得爵。笔者由此指出如下四点：①周穆王出巡的“陈式”，即分为左、中（前、后）、右三路。②“七萃之士”，即七组出类拔萃的勇士，如高奔戎、造父、柏夭等。③他们每人配备长、短兵器。车轮有16“辐”，推测是牛筋所制也。④四鱼，象征四马也。

温玉成

于北京亦庄新康家园

2021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