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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大西洋东岸的英国伦敦书展，中华书局仿真影印的中文古籍《顺风相送》一亮相，就引起广泛关注。这部现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典籍，不仅是世界仅存的孤本，而且是目前已知最早记录钓鱼岛地名的文献。

在大西洋西岸的加拿大，作为中华书局《海外中文古籍总目》首批成果，来自五家海外图书馆的三部目录《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中文古籍目录、美国湾庄艾龙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中文古籍目录》，在2017年东亚图书馆年会上同时发布。这标志着摸清海外中文古籍家底的征程，迈出了坚实一步。

近年来，在编纂《中国古籍总目》、开展全国古籍普查的同时，海外中文古籍目录编纂已步入正轨，影印出版和影像数据库建设有序进行，存世中华古籍的全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整理海外中文古籍刻不容缓

“有人说捷克国家图书馆藏有中文古籍，还有人说一批中文古籍从德国流传到波兰，不仅没有编目，而且保存条件很差。不断从海外传回来的消息，让我们的紧迫感与日俱增，《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必须尽早完成。”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介绍，根据学界的初步调查，海外中文古籍的总量超过300万册，除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主要国家的存藏情况相对明晰，很多国家是否存藏中文古籍尚属未知，更不用说存藏数量或保存情况了。

据史书记载，隋唐时期，日本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每次回国时都会携带大量汉籍。一千多年来，无论是正常的文化交流、书肆贩售，还是强取豪夺、走私偷运，都使大量中文典籍流传海外。其中的一些典籍像《顺风相送》一样，是国内已经失传的珍稀版本。

“存藏于海外的典籍，是中华灿烂辉煌文化的重要见证，是厘清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说。

清末以来，几代学人通过各种途径屡次到海外搜求中文古籍，以书目提要、书影等方式将部分典籍介绍到国内。然而，他们凭借一己之力所寻访到的古籍，数量毕竟有限。随着岁月变迁，老一辈海外中文古籍藏家陆续离世，不少流传海外的中文古籍几经转手，保存情况令人担忧。

“在国内，如果新发现一部古籍，即使不清楚它的价值，也不会轻易毁掉。但在国外遇到相同的情况，这些古籍很可能就被丢弃了。即使在藏书机构，中国古籍的存藏、整理、编目情况也不乐观。绝大多数海外图书馆中文馆员数量有限，无力系统整理馆藏中文古籍；有的甚至没有中文馆员；有的中国古籍只能被长期封存，处于自然消耗之中，更遑论保护修复。”在顾青看来，对海外中文古籍进行抢救性地整理，已经刻不容缓。

从屡兴未竟到加速前行

近年来，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各界重视，搜求海外中文古籍这项我国几代学人魂牵梦绕、屡兴未竟的事业，在众多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下，正在加速前行。

2010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特藏资源库”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上线；2013年，《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4年，日本大仓集古馆藏中文古籍整体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同在2014年，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一部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策划的“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启动……此次《海外中文古籍总目》首批成果的发布，在这一系列成绩单上又增添了一抹亮色。

“《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的目标是全面反映海外文献收藏单位现存中文古籍的品种、版本及收藏现状。目前的任务是分别编纂出版各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未来时机成熟后，再进行统合。”顾青说，除了已经面世的三部目录，尚有多种已经进入出版程序，对于一些缺乏中文馆员的中小型图书馆，还聘请了专业人士作为协调人，协助相关编目、出版工作。

在编纂馆藏中文古籍目录的过程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副馆长兼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惊讶地发现，该馆收藏的中文古籍竟有三万种之多，而原来的统计不过几千种。他不禁感慨，只有《海外中文古籍总目》这样的系统编纂，才能真正摸清海外中文古籍的家底。

“为了确保能够编纂出一部海内外标准统一、体例一致、著录规范、内容详尽的古籍总目，《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在分类体系、著录标准、书影采集等方面都与现在正在进行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接轨。”顾青希望，未来，这部《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的内容能够通过互联网向世界公布，不仅为各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便利，而且可以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新的切入点和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