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至五代时期，石家庄人在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涌现出的魏收、贾纬等史学家在我国史学界占有重要地位。

□本报记者 石雅彬

南北朝史学家魏收

史学家魏收出自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魏氏，与大唐名相魏徵同出一族。魏收生活于南北朝时期，一生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三个王朝。他所修撰的《魏书》是我国正史中富有诸多创新的史籍之一，在整个正史序列中占有重要地位。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早在东魏时，御史中尉崔暹就向文襄皇帝高澄推荐魏收说：“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北齐书·魏收传》）高澄便将修魏史的重任，交给魏收。

魏收是当时的文学大家，《北齐书·魏收传》记载：“自武定二年已（同‘以’）后，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皆收所作。”因其机警能文，人称“惊蛱蝶”。《北齐书·魏收传》载，其与“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温子升死后，魏收与邢劭是北齐文坛两大派的领袖。

高洋灭东魏，建立北齐，改元天保（公元550年），第二年即正式下诏魏收撰写魏史。当时，文宣帝高洋对他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意思是自己不会像北魏太武帝一样诛杀史官。魏收也向高洋表白说：“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

魏收等人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于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十一月，完成了《魏书》，共计130卷：帝纪12卷、列传98卷、志20卷，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尽管有的史学家批评《魏书》过于庞杂，但正是由于《魏书》的存在才使这些珍贵的文献得以保留。据史载，北齐曾对原有记载北魏历史的史书进行焚毁，造成大量文献资料的缺失，而《魏书》的存世对于保存北魏史实，功不可没。清朝著名的辑佚学家严可均所辑《全魏文》，绝大部分录自《魏书》，可见《魏书》在保存史料方面的卓越贡献。

《魏书》在史书编撰体例方面也颇多创新。司马迁所著《史记》基本上创立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编撰体例，而《魏书》在“本纪”和“志”中均有创新。

《魏书》创立了《序纪》。一般而言，一部正史的本纪均从开国皇帝写起，对于开国皇帝的先世仅仅一笔带过。但《魏史》记述的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断代史，北魏政权源自鲜卑族拓跋部，对于拓跋部正式建立北魏政权以前的历史，魏收并没有像以往史书的处理一样从开国皇帝写起，而是在《魏书》本纪之前单列《序纪》，以记述北魏建立之前的28帝，对于了解鲜卑族早期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并且与后世考古发现能够相互印证，可见其客观性与准确性。

列传方面，《魏书》改变了班固《汉书》体例，《外戚传》只记载后妃家人，后妃另入《后妃传》，这是首创。一些列传，如《李安世传》载有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有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颇具史料价值。《魏书》列传最后四卷描述了北魏疆域之外的数十个国家的历史风貌和风土人情，为研究4-6世纪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历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魏书》首创了《释老志》，其中所述佛教史实，在诸正史中最详尽、最有条理。《释老志》分述佛道二教，以佛教为主。略述佛教大意及传入中国的简史，主要内容则为对北魏一朝佛教的描述，可以被看作是北魏佛教史略。《释老志》不仅反映了当时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历程，而且为释老立志的传统在以后的史书编撰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魏书》还创立了《官氏志》。自《史记》开始，就非常重视典章制度的记述，其中有关于经济的《平准书》、关于水利的《河渠书》、关于天象的《天官书》，又有《礼》《乐》《律》《历》《封禅》等通称为“八书”。《汉书》“改书为志”，在《史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但是，将职官单作为一“志”，始于《魏书·官氏志》。《魏书·官氏志》前半部分记述北魏职官，后半部分主要记述氏族，即鲜卑诸部姓氏名称由来及改汉姓名称，这是研究北魏氏族最为关键的问题，历来为魏晋南北朝史学者所重视。

《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政权司法制度，还对于北魏各族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做了如实记录，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魏书》的各族人民起义达一百三十余次。

除了撰写史书，魏收还是魏晋北朝时期石家庄地区重要的文学家。他的诗句“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写得豪气干云，为北齐皇帝高澄念念不忘。而其诗《喜雨》中“泻溜高斋响，添池曲岸平，滴下如珠落，波回类璧成”；《庭柏》中“凌寒翠不夺，迎暄绿更浓”等句，对仗工整，巧构形似，已具南朝清丽婉约的诗歌风格。

魏收的散文更为出色，并且十分重视“赋”的创作，26岁即以撰写《封禅书》而名扬天下。他所编修的《魏书》保存了不少北魏文学作品，某些传记中也有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精彩片段，具有较强的文学意味。

五代史学家贾纬

贾纬，据《旧五代史·周书·贾纬传》载为“真定获鹿人也”。关于他的出身，宋祁在《景文集·贾令君墓志铭》中记载：“贾氏自唐司空魏国公耽，世贯沧州南皮，子孙稍稍徙真定。五世祖谅，高祖瑾。曾祖处士讳初，有至性，疾世方乱，守乡里，不肯事四方。祖讳纬。”大意是说贾纬原籍南皮，是著名地理学家贾耽的后人，后来举家迁居真定。他是《旧唐书》的主要编撰者之一。

贾纬自幼酷爱读史，他早年的出仕经历颇多坎坷。《旧五代史·周书·贾纬传》记载：“唐末举进士不第，遇乱归河朔，本府累署参军、邑宰。唐天成中，范延光镇定州，表授赵州军事判官，迁石邑县令。”唐朝末年，贾纬赴京赶考，不中。不久，遇到朱温挟天子迁都洛阳，并废唐昭宗而代之，自立为帝，国号为梁，贾纬只得辗转回到家乡，之后被成德军节度使赵王王镕授为获鹿参军、邑宰。到后唐明宗天成中（公元928年），成德军节度使范延光因为赏识贾纬渊博的历史知识，授他为军事判官，迁石邑县（今石家庄市振头村北）令。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贾纬发现自唐武宗李炎之后，唐朝诸代皇帝或因朝纲不振，没有留下实录，或因后世屡经战乱，原有的帝王实录散佚，为后人研究和编纂唐代历史留下空白。为此，贾纬不惜重金，征集各种有关唐代后期的零星资料，编纂成《唐年补录》共65卷，较详尽记录了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到唐昭宣帝（即唐哀帝）末年（公元907年）期间，唐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历史，对唐朝后期皇帝实录做了重要补充，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后晋天福年间，贾纬被召入朝为监察御史，不久改太常博士。《旧五代史·周书·贾纬传》载，他“常以史才自负，锐于编述，不乐曲台之任”，还曾向当时的宰相赵莹写诗表达自己想要修史的愿望：“满朝唯我相，秉柄无亲仇，三年司大董，最切是编修，史才不易得，勤勤处处求。愚从年始立，东观思优游，昔时人未许，今来虚白头。春台与秋阁，往往兴归愁。信运北阙下，不系如虚舟。绵蕝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当适所愿，便如升瀛洲。”之后贾纬被赵莹荐为史馆修纂，参与国史的修编。他还积极主张补完《唐史》，对赵莹说：“《唐史》一百三十卷，止于代宗，已（同‘以’）下十余朝未有正史，请与同职修之。”他的建议虽遭到不少要臣的反对，但他持之以恒，反复上奏，终于得到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允准。

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颁诏编修《唐史》（即《旧唐书》），在4年多的编修工程中，监修的宰相由赵莹换成佞臣桑维翰，后又改为刘昫，但贾纬与张昭远始终是这部历史学巨著的真正执笔编纂人。尤其是贾纬，凭借早期搜集整理唐朝诸帝的大量史料，为《旧唐书》的编纂作出了重要贡献。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唐书》编纂完成，由当时的宰相刘昫呈送给后晋出帝石重贵。但是由于官职原因，这部奉敕编修的正史，署名为刘昫等撰，而贾纬、张昭远却不为后人所知。

不久之后，后晋被契丹所灭。后汉刘知远称帝，命苏逢吉组织编修国史。贾纬在王朝更迭中再次被举荐为史馆修撰、判馆事，于乾祐中（公元948年）奉诏与王伸等编修《后汉高帝实录》。

公元951年，后周太祖郭威代汉建周，改元广顺，贾纬为给事中，仍主持史馆，参与编修《晋朝实录》（即后晋王朝帝王实录）。《旧五代史·周书·贾纬传》和《新五代史·贾纬传》记载，贾纬编修正史，崇尚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德，秉笔直书，不畏强权，“议论刚强，侪类不平之，因目之为贾铁嘴”。因其笔锋触及一些权贵痛处，而不断遭到诬陷和诽谤。宰相王峻和窦贞固等人，在郭威面前称贾纬修史“多诽毁之词”，怒曰：“贾给事，子弟仕宦亦要门阀，奈何历诋当朝之士，使其子孙何以仕进！”周太祖郭威经不住臣僚的谗言诽谤，终于将贾纬赶出京师，令其出任平卢军行军司马，一代杰出的史学家就这样被放逐军营。贾纬赴任到青州后，因被迫放弃了执着向往的事业，积忧成疾，于广顺二年（公元952年）溘然长逝。

贾纬一生，不仅留下许多珍贵的史籍，还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其诗文经后世整理，编成《草堂集》30卷传世。他的著作被收入《永乐大典》，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他参与执笔编修的《旧唐书》，史料详实，是我国最早系统记载唐代历史的鸿篇巨制。与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等人重新编纂的《新唐书》，并行于世，受到后世史学家广泛好评。

贾纬一生，以史官著称，以史德彪炳青史。他抑恶扬善，明伦贬伪，秉笔直书，不畏权贵的治史精神，渗透于《旧唐书》的字里行间。

史学人才辈出

石家庄一带，在魏晋南北朝直至五代时期，文风颇盛，史家人才辈出。曾侨居赵郡的北魏人梁祚也是出色的史学家和文学家。《魏书·梁祚传》记载：“祚笃志好学，历治诸经，尤善《公羊春秋》、郑氏《易》。”他虽然生活贫寒，也没有担任什么重要官职，但是史书记下了他的功绩：“撰并陈寿《三国志》，名曰《国统》。又作《代都赋》，颇行于世。”

唐代文学家崔行功不仅诗文出众，还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是唐代恒州井陉(今属石家庄市)人，后迁居今鹿泉一带，北齐钜鹿太守伯让之曾孙。《新唐书·文艺上·崔行功传》记载，他“少好学”，唐初中书侍郎唐俭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跟着唐俭出征，为唐俭执笔檄文、奏章。贞观初年，崔行功因文采出众得到唐太宗重视，参与魏徵主持的《四部群书》编纂工作。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参与《文思博要》撰修，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公元646-648年）被召入史馆，参加编撰《晋书》。由于《四部群书》历时数年，尚未编定，又受命至国家图书馆检理《四部群书》，他专门负责集部图书的整理。

值得一提的是，下曲阳（今晋州市）魏氏家族可称为“史学世家”，除了魏收，还有不少史学人才。族中最早崭露头角的是魏钊，《北史·魏长贤传》载，魏钊“雅性俊辩，博涉群书，有当世才，兼资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间”。魏世祖拓跋焘南伐之时，魏钊取得拓跋焘的信任。

魏钊之子魏彦正式开创了魏氏治史的家学之风。史载他“博学善属文”，中山王英讨淮南时，魏彦为记室参军。随军归来后，魏彦求为著作郎，想要建立不朽之业：“以《晋书》作者多家，体制繁杂，欲正其纰缪，删其游辞，勒成一家之典。”

魏彦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魏伯胤在北齐任著作郎，“更撰《晋书》，欲还成先志”。魏伯胤即史学家魏收的族叔。

魏收之后，大唐名相魏徵，是中国历史上主持编修正史最多的史学名家之一。他于贞观年间受命监修梁、陈、齐、北周、隋五朝正史，不仅亲自主纂《隋书》，撰写了《隋书》序论和《梁书》《齐书》《陈书》的总论，而且对五朝史总加监修，亲自审定。

（参考书目：《北齐书》《魏书》《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旧唐书》《新唐书》《石家庄通史》《石家庄文化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