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记载地理状况的传统由来已久，历代史志目录中记载了大量的地理著作。通过具体分析可知，这是因为《史记》形成的著史传统和确定统治疆域、方便区域管理的需要。而地理书籍被归于史部目录之下，则是因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更为密切，掌管地理事务的官员责任被记录于《职官志》中，有关职官的专著被列为《职官篇》，附于史部。最后，从元代扈从纪行诗的研究和大数据建设与学术地图的编制来具体说明地理学方法在文史研究中的应用，强调地理书籍和地理在现代研究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地理书籍；史志目录；地理方法；大数据；学术地图

一、史志目录中地理类书籍的著录情况

我国记录历代地理最为全面的一类古籍应该是各地修撰的地方志。地方志部数巨大，且具有很强的区域性与时代性，在这里不再赘述，仅论及史志目录中记载的地理专著。在我国历代修撰的总计二十四部正史中，大部分史书都有《郡国志》《地理志》《河渠书》《州郡志》等关于当时行政区域划分、山川河流分布的专门记载，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梁书》《新五代史》有《诸夷》《四夷附录》。并且，如果从广义的地理概念来分析，如疆域、时令、人口、农耕、蚕桑都可纳入地理范畴，这些在史书中则表现为《食货志》《五行志》《历象志》等。但是这些范围过于宽泛，在此不做叙述。另外，如《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七部正史，有专门记录当时典籍著作的《艺文志》《经籍志》，里面对地理类著作进行了详细的著录，其中对书籍的分类方式深刻影响了后世四部分类法的形成。《史记》中没有对西汉武帝以前的书籍文献进行著录，所以现在无法得知司马迁对书籍的具体分类方法。但是，《史记》中有“河渠书”一卷，略可窥之大概。

《河渠书》叙述历代治水的事迹功业，其中涉及许多山川地理概况，也保留了水系泛滥的记载，因此不失为一部简短的地理学著作。而《河渠书》与礼、平准等七书并列，可以看出在司马迁眼中，地理是可以与礼乐典制、大政经济相提并论的一门学问，而不是某个学说的一项附庸。这种记史思想和方法被后来的正史所继承。《汉书•艺文志》把当时的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个大类，其中“数术”下又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其中“形法”虽然不是专门记载地理类书籍的条目，但是其中所录的六家书中，“《山海经》十三篇、《国朝》七卷、《宫宅地形》二十四卷”①，却可以体现出班固对地理类书籍的认识：“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②《隋书•经籍志》记载南朝宋秘书丞王俭撰有《七志》，在第七《图谱志》中，“纪地域及图书”③，可以看出当时地理书籍的分类。从对地理书籍的记录上看，《隋书•经籍志》是现存第一部记录较多地理书籍的史志目录。它在著录地理类书籍时，将之置于史部目录下。史部目录下包括十三个子类，分别是国史（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篇、职官篇、仪注篇、刑法篇、杂传、地理、谱系篇、簿录篇。

史部目录共收录书籍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地理类收录一百三十九部书，一千四百三十二卷，部数约占史部书籍的17%，卷数约占11%。④从《山海经》到《隋诸郡土俗物产》《并州总管内诸州图》，囊括了唐以前历代的地理书籍，内容涵盖了从山川形势到区划名图、风土神异各个方面，甚至还有《交州以南外国传》《京师寺塔记》《圣贤冢墓记》这样记述外国风俗、寺塔墓冢的专门著作，可见此时的地理观念、地理认识大为开放，已经摆脱了汉代为营建城郭宫室为目的狭隘的概念束缚。《旧唐书•经籍志》从盛唐玄宗时修撰的《开元四部录》而来，其书目分类完全复制《隋书•经籍志》的分类原则，地理类书籍依然被置于史部目录之下。史部目录包括十三类：正史、编年、伪史、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整个史部目录著录了书籍八百四十四部，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地理类共录书九十三部，一千七百八十二卷，部数约占史部著作总数的11%，卷数约占10%。记载内容的分类也与《隋书•经籍志》高度一致。《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分类与《旧唐书》的十三类相同，地理类共记载六十三家，一百六十部，一千二百九十二卷。而史部目录总计五百七十一家，八百五十七部，一万六千八百七十四卷，地理类家数约占到史部著作家数的11%，部数约占19%，卷数约占8%。

《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同样分为十三类，但是十三类的命名和排序相对新旧《唐书》来说，出现了些许改动。史部十三类是：正史、编年、别史、史钞、故事、职官、传记、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霸史。史部著作共著录二千一百四十七部，四万三千一百零九卷。其中地理类四百零七部，五千一百九十六卷，部数约占史部书籍的19%，卷数约占12%。《明史•艺文志》史类大目下分十个小类：正史（编年在内）、杂史、史钞、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地理、谱牒。史类著作共一千三百一十六部，合计二万八千零五十一卷。其中，地理类著作四百七十一部，七千四百九十八卷，部数约占史部著作的36%，卷数约占27%。《清史稿•艺文志》史部分为十六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金石、史评。其中，地理类下又分七个小类：总志、都会郡县、山川河渠、边防、古迹、杂志、外志。清史稿编撰时没有对书目的部数、卷数做精确统计，但是从内容所占页数来看，史部书籍总计占57页，其中地理类书籍约占18页，部数大约占到32%。

二、地理书籍归类、著录原因分析

第一部分中简单介绍了历代官修正史对当时的行政区划、山脉江河等地理状况的记载情况，几乎每部正史都有专门的地理志、郡国志等，其背后有着深层次原因。首先，是受到司马迁的记史思想和《史记》的影响。前文已经提到，司马迁是把地理作为与礼乐律历相提并论的一门独立学科。司马迁的这种地理观念与其父司马谈的思想有一定关系。司马谈虽然生年不详，但受到西汉初年政治统治思想的影响却毫无疑问。汉初一方面继承秦制，把法家思想作为主要统治方针。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学说做了简短客观的评价，并未对其中某家予以特别尊崇。而且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是从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开始推行，但武帝并未全盘接受。此时司马迁方十一岁，受到的影响有限。《史记》对后来的史书编修产生深刻影响。比如，《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虽然对司马迁的立传标准表示不满，“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⑤但同时也肯定了《史记》“然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⑥其次，出于确定统治疆域、方便区域管理的需要。以《汉书•地理志》为例，开篇即言“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⑦在广阔的疆域中，将整个邦国划分为大小适中的若干块区域，以便设置下级行政单位，更好实现统治。至于早期文献中没有对地理书籍进行编目，即使《汉书•汉书志》已经开始编写书籍目录，但地理书籍的数量绝少，“周室衰微，典籍残缺”⑧。由此可见，当时人注意到记录地理概况（《汉书》有《地理志》和《沟洫志》），但是可能限于技术、交通条件，没有对地理进行专门勘测、记录、研究的著作，或是受地域所限没有流传，所以《艺文志》中没有著录。而且当时的地理观念似乎比较保守，只是通过“志”记载区划、地形，述而不作。认为地理书籍只是为了熟悉九州地势，以便为“城郭室舍”的规划提供参考。而且地理类著作一直归于史部目录之下，早期史官巫史一体，史书也不是完全记录现实事件，比如《左传》中就有很多记梦、记巫的例子。所以，史部著作尚未被单独分离出来，也是地理类书籍没有受到重视的原因。在第一部分还梳理了编有《艺文志》《经籍志》的七部正史中对地理类书籍的收录情况，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地理类书籍从唐代编纂的《隋书•经籍志》开始，就一直被置于史部著作之下。

这一方面是因为史部著作从《隋书》开始成为与经典、子部、集部并列的一个大类，史学地位大幅提升，为地理类书籍的归类提供了可观条件。另外，也是因为相比较经、子、集，地理与史学的关系更密切。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掌管地理事务的是各类官员，而记载官员职务所在的书籍被列为“职官篇”，在史部目录之下，因此地理与史部的关系比较密切。第二，在编写、阅读史书往往需要确定地理位置，在确定一地名沿革时也需要借助史籍。也正因此，历代地理著作大多是出于读史的需要。比如《三辅黄图》、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历代地理沿革图》等，在古代史学、文学研究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比如，其中体现出来的地理沿革对梳理文人行踪、交游的用途。

三、地理在文史研究的应用

（一）关于元代扈从纪行诗的研究元朝特有的两都巡幸制度，也催发了元代特有的一种诗歌类型，即扈从纪行诗。关于元代扈从纪行诗的研究成果丰硕，具有代表性的有杨亮《元代扈从纪行诗新探》《元代扈从纪行诗的地理意象风貌及价值重估》、赵延花、米彦青《上都扈从诗的文学地理解读》、李正春《传统地域文化视域下的元代扈从文人心态》、杨富有《由扈从诗分析元上都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等等。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已经指出了地理因素造就的不同地域风貌对文学的影响。从上都扈从纪行诗的内容来看，相对于元代其他诗歌，更多地体现出了与唐代边塞诗类同的特质。“上都扈从诗作为边塞诗的一种，其描写的对象离不开两都之间这块辽阔的北方边塞土地，扈从诗中描绘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其地域文化特征、地域寓言色彩非常突出。”⑨草原上的地域风貌、风土人情借助扈从纪行诗得以保留，也展现着北地关高险深、苍凉荒远的地理景观。而且文人在描写异域风光时，一方面将之内化为心理景观，另一方面出于对草原风光的欣赏如实记录现实，这两种记述方式分别形成了扈从诗中“审美地理空间”和“现实地理空间”⑩。

（二）大数据建设与学术地图的编制地理信息技术（GIS）的发展，为人文地理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借助GIS系统编制学术地图，也使得更多原典作品和学术成果可以借助各种程序和软件变为可视化的图片。大数据建设，国内目前有代表性的是以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为首的浙江大学大数据与中国学术地图创新团队正在打造的中国学术地图平台。国外有代表性的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包弼德教授主持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已经的学术地图成果，群体人物分布类的比如宋代江西文学家地理分布及作品量情况、《全宋文》作者分布、《全元诗》作者分布图等；文人行迹类如汤显祖行迹图、钱谦益行迹图等；书目类如浙江家谱目录查询、清代福建别集查询等；篇名类如《全宋文》涉河南省地名的篇名查询、《全宋文》作者定位查询。另外还有科举类、职官类、交通等。以上就地理古籍在史志目录中的著录归类做了详细叙述，对其归类原因做了初步分析，也通过数学方法指明其在我国古代的著作呈上升趋势，并举例论证历史地理学在古代文史研究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8](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J].历史研究,2002,(3).

[10]陈琰,李晓光,薛翻.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上都扈从诗研究——以马伯庸、乃贤、萨都拉诗歌为例[J].名作欣赏,2013,(12).

[11]徐永明,黄鹏程.《全元文》作者地理分布及其原因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12]徐永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几种可视化途径——以汤显祖研究为例[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