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叙事过于简略，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命裴松之为之作注，重点是多方搜集史料，补充陈寿叙事的不足。

裴氏从刘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开始，到元嘉六年，公元429年七月，完成《三国志》注，前后历时不到四年时间，可谓神速，表明裴松之学赏识渊博，史才优秀，工作效率很高，而且是专注投入巨大精力完成，创立了弥罅补漏，补充史实的注史体例。裴松之注，通称裴注。裴注附于《三国志》并行，号称名注，得到后世治史者的高度赞扬。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东晋后期河南闻喜（今属山西）人，出身官僚世家。祖父昧，曾任光禄大夫，父珪正，官至员外郎。

裴松之少壮成才，二十岁就出仕东晋任以工代赈中将军之职，历仕晋、宋两朝达六十年之久，一生顺风顺水，仕宋在朝曾任国子博士中书侍郎、大中大夫等职，在地方曾为零陵内史，无论在朝，或供职地方，政绩显著。宋武帝刘裕称赞他有“廊庙之才”。但裴松之更富盛名的是他的学术成就和史才。

史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就是《三国志注》，他还有《晋纪》《宋元嘉起居注》《裴氏家传》等，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裴松之还开启了治史的家学传世。其子裴骃著《史记集解》成为《史记》三家注之一，也并入《史记》流传至今。裴松之孙子裴昭明，也继承家学，曾孙裴子野著有《宋略》，是一部编年史，见于唐刘知幾所著《史通》。裴松之传见《宋书》卷六十四。

裴注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在裴氏《上三国志注表》中具体提出，简述如次。

其一，补缺。这一部分注数量最大，主要补充原书记载的缺漏和简略。例如在《魏书·武帝纪》中，在建安元年（196）“用枣祇、韩浩等议，始兴屯田”条下，裴氏引用王沈《魏书》补充了屯田的具体内容和效果，还加以评论说：“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先平天下。”曹魏兴复经济的这一重大措施，得裴注而清晰，也是今人研究曹魏屯田的重要资料。

其二，备异。同一史事，有多种记载，不知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史实，只有一种记载是不够的。裴注备异，补充了不同记载，留待后人考证，以供读者比较、参考分析，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

其三，矫枉。即纠正陈寿记述的史实之误。如《吴书·朱然传》载，吴主孙权赤乌五年（242），朱然在柤中打败魏军蒲忠、胡质事件，裴注依据孙盛《异同评》，纠正其事应在孙权嘉禾六年（237），当曹魏明帝景初元年，与《魏书·明帝纪》记载相符。

其四，论辩。裴注中的论辩，即裴松之对史事的直接评论是一大亮点。有的是对陈寿记载史事得失的评论。如在《魏书·后妃传》中对甄后失意有怨言，文帝曹丕大怒，乃赐死。但注文裴氏所引王沈《魏书》所记甄后是病死，文帝十分痛惜。裴氏评论王沈记载失实，肯定陈寿所述。有的评论是对陈寿记述过于简略不明所作的补充。如《蜀书·诸葛亮传》所载《出师表》，表云：“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裴注按语云：“刘备以建安十三年败，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则备始与亮相遇，在败军之前一年时也。”指出诸葛亮表文所说“二十一年”，是从君臣相遇的建安十二年起计算的，陈寿没有说明，裴氏作了补充。

综上四个方面是裴松之所创注史体例，针对陈寿记述的过于简略而作的弥罅补漏，这一体例要查阅大量历史资料，还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筛选出真实可靠的实录。据近人统计，裴注引书达二百余种，这些典籍到宋以后十不存一，所以裴注所引超出注文意义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这是裴氏非始料所及对于史学的另一大贡献。裴注篇幅与陈著原书相等。陈著《三国志》约三十四万字，裴注三十三万余字。清人误考说裴注三倍于原著，此言不实，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