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武县博物馆金石展厅，唐·天宝九年（750年）的许黄墓志铭，方柱歇山顶式，四面环刻铭文，这种形制成为全国制式唯一的墓志铭。馆藏最早的是许顼墓志铭，为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其次是王君墓志铭，为唐开元十年（722年）；第三是张茂墓志铭，为唐开元二十年（732年）。这四块墓铭制式不一，体型皆不大，有就地取材之意。在宋代，董公墓志铭为宋绍圣四年（1097年），制式为长方形，体型较大。而到了明代，制式统一，全为正方形，并且越来越高档，越来越考究。

追溯墓志铭的来历，源于“一墓碑、一名人、一通碑”。

一墓碑，要从成武县博物馆另一馆藏珍品张寿墓碑谈起。张寿（89-168年），字仲吾，东汉成武人，任竹邑侯国相，逝后葬于文亭山北。张寿墓碑，又名张仲吾碑，是菏泽市发现最早的汉碑，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立。宋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欧阳修见到此碑时尚完好无损，并为该碑作跋，称该碑为蔡邕所书，并收入其编写的《集古录》中。南宋金石学家洪适《隶释》录碑全文，碑凡五百四十二字。明代该碑仅存上段十六行，每行十四字。后被凿为碑趺，中间凿去四十字，又因自然剥蚀毁损三十字，现可识读者一百五十四字。该碑隶书，笔笔如铸，撇捺波挑，雄迈静穆，变化多端。细微之间，横生妙趣，故显遒古雄奇之姿。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方朔、邓石如、朱彝尊、牛运震、翁方纲等均考证过此碑，并作评题跋。清隶书宗师邓石如三十岁得此碑帖，终生临摹，妙得其趣。公元1929年，上海扫叶山房《四体大字典》曾选用其中部分字做范字。1979年，山东省公布重要历史石刻，全市三块，成武占了两块，即张寿墓碑和孔子庙堂碑。由此可见，张寿墓碑的书法造诣之精深。

一名人，即撰写张寿墓碑碑文者蔡邕（133-192），河南杞县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才女蔡文姬之父。蔡邕早年拒朝廷征召之命，后被征辟为司徒掾属，任河平长、郎中、议郎等职，曾参与续写《东观汉记》，领衔刻印熹平石经。后因罪被流放朔方，几经周折，避难江南十二年。董卓掌权时，强召蔡邕为祭酒。三日之内，历任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尚书、侍中、左中郎将等职，封高阳乡侯，世称“蔡中郎”。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年六十。蔡邕除通经史、善辞赋之外，又精于书法，擅篆、隶书，尤以隶书造诣最深，有“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所创“飞白”书体，对后世影响甚大，被《书断》评为“妙有绝伦，动合神功”。35岁时，受邀撰写张寿碑文，彼时已声名鹊起，追慕者颇众。

一通碑即“熹平石经”。西汉末年，刘歆借王莽的政治势力，把《古文尚书》《古文春秋左氏传》和《周礼》立于学官。王莽依据这些经典进行政治改革，最终自立为皇帝。东汉光武帝刘秀恢复了汉朝的统治，重新废去古文经而提倡今文经。此后今古两经时常相争，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蔡邕与其他一些官员奏求汉灵帝正定六经文字，汉灵帝接受了蔡邕的建议。这是儒家经典的第一次刻石，历史上称为“熹平石经”。熹平刻石始于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83年）止，历时八年，共刻儒家经典七部，共计20万字，刻写在46块石碑上。经文顺序是碑碑相接，各碑正面之文相连，背面之文相接，起自正面首碑，终于背面末碑。每碑高175厘米、宽90厘米、厚12厘米。每字约2.5平方厘米，采用当时最通行的隶书字体，系蔡邕用红笔一字字写在石碑上，石匠逐一雕刻而成。46块石碑立于洛阳太学之东，列成U形。“熹平石经”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是有了轰动效应的熹平石经，东汉末年刻碑立石成为一种时尚风气。尤其为逝去亲人立碑，成了时髦和必须。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人人活命尚且艰难，为给亲人立碑，足以让中等人家倾家荡产。为此，曹操严令禁碑，魏晋两代亦因循此令。然而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托，于是产生了将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铭形式。

墓志铭的前一部分是“志”，即简述死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铭”，即用韵语概括前一部分内容，并加以褒扬和悼念之意。以后也发展为仅有志没有铭的，但仍通称墓志铭。墓志铭又称“埋铭”“圹铭”“圹志”“葬志”等，由这些称谓也可看出它确实是埋在地下的。北魏时期禁碑令废除后，此风仍不改，从而造成墓碑矗于地上而墓志藏于地下的格局。墓志铭大行于隋唐时期，以唐代最为繁盛，出土的数量远胜北朝。宋元以后，墓志铭数量锐减。近代以来，西式葬法逐渐推行，碑墓合一之制日盛，墓志铭之作渐衰。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丧葬改革，丧事从简，并推行火葬，墓志铭失去了物质载体，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隋启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