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本《全球通史》属于最优秀的通史著作之列。作者以主题分篇，把握人类社发展大势。书中的每一篇都表明了，对研究中的历史事件可以提出多种问题，而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多种多样的解释。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及其意义，可以有不止一种的“正确”答案。不同的问题可以导致很不相同的研究并得出很不相同的答案。作者霍华德·斯波德克，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学士学位（1963），专业为历史学，研究方向为哥伦比亚大学新设立的“亚洲研究”项目。他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1966）和博士学位（1972），专业为历史学，研究方向为印度研究。本文摘自引言《历史学家眼中的世界》。

历史和身份特征问题

历史学属于最富于激情，也是争论最激烈的一门学科，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和群体把他们身份的一大部分和其历史联系在一起。美国人可能会对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例如，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已持续了200多年的有代表性的、在宪法指导下的民主制度（参见第7篇）。然而，他们可能会对存在了250年的奴隶制度，以及一直延续至今的种族关系的不平等现象（参见第6篇）感到悲哀、羞耻，或许愤怒。基督教徒可能会对两千年来他们对穷人和卑贱者表示的同情而感到自豪，然而他们也可能会对持续了同样长时间的宗教战争，以及对那些宗教信仰和他们不同的人的迫害（参见第4篇）感到悲哀、羞耻，或甚至是愤怒。

随着不同的种族、宗教、阶级和性别群体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的活动表现，他们不仅在寻求理解塑造今日之他们的历史，而且也在说服他人以同样的方式理解这一历史，由此而形成一种新的意识。例如，提倡女权的历史学家在对历史的解读中发现，父权制，即由男性建立并由男性控制的一种制度，使得妇女处于从属地位。根据已有的资料和他们对资料的解释，这些历史学家积极提出一种有说服力的观点以吸引其他人支持他们的立场。

但是有人不会因此而被说服。他们甚至不同意女人曾从属于男人的观点，而是提出，在整个历史上，男人和妇女遭受的大体是同样的苦难（以及享受同样的欢乐）。对性别关系的起源和演变的历史争论激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因为人们的自我形象，对他们所属群体的形象，以及其他人对他们所抱的知觉形象都是带有一种任意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风险可能是相当大的。

对历史记录的控制

从人类最早的时候开始，对历史记录的控制和解释就对控制人们的思想一直起着一种关键的作用。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在位）提出了一个统一的中国的概念，而且这个统一的中国一直持续到今天，但就是他曾企图把过去的一切知识都彻底毁掉：

他于是废除了古代圣贤帝王的治理方法，把诸子百家的著述都付之一炬，其目的是让普通百姓都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他把大都城的城墙尽数拆除，将贤者能人都处以死刑。

秦以后的汉朝的诗人和政治家贾谊（公元前201—公元前168年？）就这样说过，秦始皇希望只有他自己对中国的过去的解释以及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得以流传下去。后来的知识阶层都痛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是失去的文字记载再也无法复原了。

同样地，基督教会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约260—339年）在他关于罗马帝国的早期基督徒的记述中，就精心挑选了那些他认为对他的传教使命“派用场”的要素，而那些他认为没有用处的就直接给剔除掉了。现在我们还是别去描述他们的悲惨的苦难经历［遭受迫害］……就是说这不是我们的任务的一部分，即在遭受迫害之前他们之间的派别争斗，他们互相之间极为残暴的敌对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关于他们不再多说什么，我们只要为上帝的判决作证辩护就足够了……我们将在我们的全部叙述中继续仅讲述那些首先是对我们的时代派用场，然后是对以后其他时代派用场的内容。

历史的修正

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有时会变得极具争议，甚至可能在好几个世纪过去以后再予以修正。试图控制其臣服民族的殖民政府有时会这么提出：那些被征服的民族是如此落后，他们从这一征服中获得了收益。后来的历史学家则由于距离较远，而且抱着更为不偏不倚的态度，往往对这样的殖民者不那么宽容。1900多年以前，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写到古代罗马对英国的征服时带着讽刺挖苦的口吻：“抢劫，屠杀，强奸，说谎者称之为帝国；他们制造出了一片荒凉，把它称之为和平。”

在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许多国家从殖民主义者的手中获得了自由后，他们对外国的统治者发出同样的怨愤，为了和他们新获得的政治自由保持一致，他们着手对历史的记录进行修正。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1947—1964），1944年时因为领导争取国家的独立运动而被囚禁，在狱中他这样写道：

英国人对印度历史的叙述，尤其是对所谓的英国统治时期的叙述，是充满着愤恨不满的。历史几乎总是由那些胜利者和征服者随意改写的，体现的是他们的观点；或者，不管怎么说，突出的是胜利者的声音，由他们占据着地盘。

菲力普·柯廷是从事非洲和奴隶制研究的历史学家，他对欧洲殖民主义者对非洲历史的叙述抱着同样激烈的批评观点：在1950年代以前，非洲的历史是被大大忽略的……非洲的殖民时期留下了一个需要跨越的知识遗产，这就像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出现在19和20世纪初的留下殖民主义印记的历史知识反映的是一种虚假的看法，一种在欧洲人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被制造出来的体现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甚至在欧洲人从未统治过的地方，欧洲人的知识往往被当作现代的知识接受，包括欧洲中心论的史学研究。

相反地，柯廷继续指出，一种正确的史学研究必须：从非洲人的观点反映非洲人的过去……对非洲人来说，了解他们自己社会的过去是一种形式的自我知识，这一自我知识对在一个多样化的、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的身份意识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非洲历史的恢复已成为近几十年来非洲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宗教和种族群体也有可能寻求对历史记载加以控制。1542年，罗马天主教会提出了一个禁书目录单，试图禁止所有它认为是异教的著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把许多历史记录隐匿了起来，后来的学者利用这些历史记录重新改写了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历史和那些受宗教法庭迫害者的历史。）不久以前，尽管面对大屠杀留下的所有这些证据，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纳粹政府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少数人却声称，这一大屠杀从未发生过。他们否认这样的种族和宗教仇恨的存在，否认由此而引起的后果，而且对多数人口和少数人口之间的关系长期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

哥伦布航行的意义曾在美国不加批评和怀疑地受到庆祝，既是为了向这位“海上元帅”致敬，也是为了向这些给美洲带来文明的欧洲探险家和早期的定居者的勇气和胆略致敬。但是，在南美洲，美洲印第安人数量更多，而拥有欧洲血统的人往往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这里对这一事件的庆祝声音要低得多，更具矛盾心理，而且带着更多的沉思。

1992年，在哥伦布首次美洲航行500周年之际，甚至就在美国，在庆祝纪念仪式中也增添了新的、更为严肃认真思考的成分。哥伦布航行的负面后果以前曾为人们所忽略，今天则被重新翻出来，而且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欧洲人到来后的一个世纪里，美洲印第安原住民有90%死亡；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是从对印第安奴隶的贸易开始的；这个大陆的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发，而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些资源几乎未被人类触及。生态方面的后果只是在今天才开始得到更多的注意，不过也不完全是负面性的。这些后果包括两个半球之间的自然产品的有益交换。马、小麦和羊被引入美洲，土豆、番茄、玉米在非洲和欧亚大陆开始种植。令人遗憾的是，两个半球交流的结果之一是梅毒的传播；至于这一疾病是由谁传染给谁的，学者们仍然争论不休。

奸雄恶魔们有时会控制国家民族的历史。在乔治·奥韦尔的讽刺小说《动物农庄》（出版于1945年）中，讲的是这样一个寓言故事：猪们统治着一个农庄，在它们的许多统治行为中，猪们攫取并控制了农庄动物在平等方面的失败试验的历史记录，强加上他们自己的官方解释，而这一切都是为他们自己的上台统治辩护。在1917年至1989年间，苏联对历史的重新改写和对其他历史记录的掩盖，揭示了奥韦尔的讽刺后面的惨痛事实。

尽管美国人的体验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美国，也有历史记录被压制掩盖的现象。学者们仍在努力用《信息自由法》来打开那些尘封已久的外交档案。（在某些敏感的记录公之于众之前，各地绝大多数的官方档案拥有20年、30年或40年的解密期。制定这样一些规则是为了保护活着的人，防止现行的政策受到过分的调查监督，这样的规则是普遍的。）

我们知道些什么？我们是怎样知道的？历史的意义在哪里？因此，历史记录并不仅仅是一连串事件而已。它们是个人和群体用来提出他们对这些事件的解释的手段。所有人都会提出他们自己对过去的事件的解释，历史学家的解释具有专业性。因为人们的解释各不相同，因此并没有单一的历史记录，而是存在着对过去事件的各种不同叙述，每一种叙述体现的是一种不同的视角。因此对历史的研究是与对价值观的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为了构建他们的解释，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人们的价值观—动机、愿望、欲望，和愿景—进行检验审视。在对这些价值观作出解释时，历史学家们一定会面对并利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把他们的价值观和过去的人们的价值观加以比照。例如，他们会询问不同的人是怎样看待过去社会中的奴隶制度、童工、教育、艺术和音乐的。在他们的头脑里，他们会把这些古老的价值观和今天各色人等所拥有的价值观，尤其是他们自己个人的价值观进行对照、比较。他们会提出问题：随着时间的过去，价值观是怎样发生变化的，或是保持不变的？其原因何在？为什么我的价值观和过去人们的价值观会有不同？这些不同体现在哪些方面？通过学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学生们就会更有准备地去在不断变化的人类历史运动中发现和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本书自始至终一直在探讨三个基本问题：

我们知道些什么？

我们是怎样知道的？

它的意义在哪里？

尽管历史学家会对哪些事件是最为重要的持相同的观点，但他们在评价为什么这些事件是重要的这一点上意见分歧。某个历史学家对某些事件的解释或许和另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针锋相对。例如，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的一部分在于毁灭的新政策和用于毁灭的技术：战斗中使用核武器和采用种族屠杀手段。至于对“二战”的解释，悲观主义者可能会强调这些恐怖手段会继续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乐观主义者则会提出，正是战争和大屠杀的暴力性质启动了寻求对核武器的限制手段和对少数种族的更为宽容的态度。随着对核武器的限制和对少数种族的宽容方面取得一步步成功，乐观主义者似乎更占据上风；随着核武器的扩散和每一场种族屠杀的发生，悲观主义者又似乎赢得了胜利。

因此历史研究既是对事实的调查，也是对其意义的解释。历史事件的意义是由其产生的后果决定的。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或者是后果并未按正常的方式出现，或者是我们对后果的评定有不同的看法。过去的事件和它们造成的当前后果之间的这种关系，恰如历史学家E·H·卡尔对历史的著名描述：“一场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本文摘选自《全球通史：从公元前500万年至今天》，［美］霍华德·斯波德克（Howard Spodek）著，陈德民等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