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

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朱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朱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

《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翟方进传》等，传主都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记叙几代人的事迹。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展示。《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张汤、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班固也批判酷吏，《汉书》亦设《酷吏列传》。可是，《汉书》的《张汤传》、《杜周传》在揭露张汤、杜周文法刻深，寡恩少义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孙张贺、张安世、张延寿、张千秋，杜延年、杜缓、杜钦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张汤、杜周这两位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畅淋漓，悲剧气氛很重。李陵是位悲剧人物，传记有条不紊地叙述了外界条件的不利把他一步步推向绝境的过程：先是路博德拒绝派兵接应陷入重围的李陵孤军，使李陵兵败，不得已投降；接着西汉朝廷轻信传言，误认为李陵训练匈奴兵以拒汉军，一气之下将李陵的家口全部处死，从而使李陵断绝了返汉的念头。

班固对李陵饱含同情，不吝笔墨详写李陵孤军深入、浴血奋战的场面，并对李陵派人刺杀充当匈奴兵教练的李绪一事予以肯定。《汉书》交待了造成李陵悲剧结局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深入地刻画出这位悲剧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动上的摇摆犹豫。兵败被困时，他先是决心以死报国，口称：“兵败，死矣。”“吾不死，非壮士也。”可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他却投降了匈奴。他在匈奴地域会见汉朝使者时有心归汉，却又害怕再遭困辱，下不了决心。他受匈奴单于的指派去劝降苏武，遭到苏武拒绝后又自责自省，认为自己罪孽深重。他先后两次为苏武置酒，一次是劝降，一次是饯行，李陵或是“泣下沾衿”、或是“泣下数行”，每次都悲痛欲绝。李陵有着太多的恩怨和遗憾，他的悲剧结局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性格因素所造成。苏武的形象近乎完美无缺，然而，他却要遭受种种苦难和折磨，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人物。和李陵相比，苏武性格刚强，意志坚定，几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都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他不肯屈节辱命，引佩刀自决；他怒视义律的剑锋，面不改色；他能忍受寒冷和饥饿的严峻考验，“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苏武对西汉朝廷只有感恩之心，没有相怨之意。李陵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苏嘉、苏贤因侍奉天子有失而相继自杀，苏武妻改嫁、儿女生死不明。

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后，苏武回答说：“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苏武的这番话表明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恪守，但从中也折射出他在家破人亡之际所保持的平静心态。班固正是通过多方面描写苏武在艰难困苦绝境中所表现出的镇定自持，塑造出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首先，《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汉中期的两位重臣，他们对西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以精细的笔法刻画出二人的庄重谨慎。“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连脚步的尺寸都掌握得很准确，霍光为人处事的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班固对于金日磾亦有类似叙述：“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通过目不忤数十年，不敢近所赐宫女，不肯送女进宫三件事情，把金日磾的笃慎表现得很充分。霍光、金日磾都以谨慎著称，然而，两人的谨慎程度又存在差异。霍光的谨慎止于自身而已，对于其家属则缺少必要的约束。金日磾则不同，他不但自己尽量杜绝细小的过失，而且对于后代严格管教，把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事端消灭在萌芽状态，书中有如下记载：汉武帝视金日磾之子如己子，然而，金日磾并不因为弄儿受到天子的宠爱而入任自流，相反，倒是管教得更加严厉，甚至不惜把和宫女相戏的亲生骨肉杀死，以绝后患。

霍光死后才三年，霍氏便遭灭族之罪。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作为俘虏留在汉地，最终成为股肱之臣。其子孙历经武、宣盛世，一直到哀、平之际，七世为内侍，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对于霍、金两个家庭的不同结局，班固运用精细的笔法准确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当然，霍氏的覆亡也是强臣震主所致，对此，书中另有明确的交待。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比如，西汉旧例通常是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 相。公孙弘却属例外，他是无爵位而拜相，于是，武帝封他为平 津侯。《汉书公孙弘传》在叙述此事后写道：“其后以为故事， 至丞相封，自弘始也。”这是明确告诉人们，先拜相后封侯的做 法是从公孙弘开始的，在此以前绝无仅有。类似的提示语在《汉 书》中还有多处，显得非常醒目。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 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再次，《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汉书》和《史记》一样，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轶闻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对于这 类事情，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

《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于定国曾任丞相， 封西平侯，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于定国传记的前面有关于其父治狱的记载，上面所引文字完全可以放在于公治狱一段中，但班固却偏偏置于篇末，显然是精心安排，有意为之。这种篇末讲述传主早年生活故事的写法在《汉书》 其他传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与其说是追述往事，不如说是为所写的人物作一生的总结。这种追 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波澜起伏。 总之，《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