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一部记魏蜀吴三国的纪传体的历史。西晋陈寿著。主要版本有南宋绍兴、绍熙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末毛晋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清乾隆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同治金陵书局刊行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点校本。
陈寿 (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 (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晋文学家。少为名儒谯周弟子。长成仕蜀,历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因不附权阉黄皓,屡遭贬谪。蜀亡后入晋,以才学受司空张华赏识,出仕阳平令、著作郎、治书侍御史。他为人旷达豪放,多次违反礼数,遭时人讥讽。吴灭后,他以王沈的《魏书》、韦昭的 《吴书》、鱼豢的 《魏略》为基本依据,另采集蜀事,撰著《三国志》,历时约10年,书始成。由于恃才傲物,他在政治上屡不得志,于65岁时病卒。他曾汇编《蜀相诸葛亮集》,另著有《古国志》与《益都耆旧传》。
本书65卷,主要记载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60年间三国鼎立的历史。本书只有纪传而无志表。作者将三个政权分门撰述,从而魏、蜀、吴三个部分各成体系。其中 《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
本书三大部分虽然各自独立,但作者没有对它们一视同仁,而是按照封建正统观念,列出主次,他以曹魏为正统,而将刘蜀、孙吴排为旁支,其具体形式是把魏君部分称为纪。把蜀君、吴君部分称为传。《隋书·经籍志》云:“陈寿删集三国之事,唯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陈寿还将魏君称为“帝”,蜀、吴君称为“主”。后来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宋肖常作《读后汉书》,均改蜀汉为正统。这类作法仅仅是为了争正统名份,实际上与治史本身无多大关系。陈寿撰写三国君主部分时,均采用编年体记事方法,和本记完全如出一辙。本书的列传部分,有相当一些篇章写得很简略,如陈琳、徐平、杨修、应玚、丁仪等传只被附于他传之后。由于汉末与三国初衔接的缘故,有很多人物的搜罗与东汉造成重叠,如董卓、袁绍、吕布、刘表、华陀、陶谦等16篇列传,在范晔《后汉书》中也可看到。《魏书》30卷中,4卷为魏帝纪,陈寿认为曹操尽管未曾登上皇位,但他是魏基的奠定者,故将他列在卷1;卷2是开国君主曹丕;卷3是明帝曹叡;卷4是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陈留王曹奂,因三者均系少帝,且大权旁落于司马氏之手,故将他们并为合纪。1卷为后妃传。24卷系群雄、名士、将相等人物传。1卷为少数族及邻国传,其分为《乌丸》、《鲜卑》、《东夷》三篇。《蜀书》15卷中,2卷系汉末益州牧刘焉、刘璋传。2卷系先主刘备与后主刘禅父子传。1卷系后妃传。1卷系诸葛亮传。1卷系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五虎将传。8卷系其他人孙坚、孙策父子传。1卷是开国君主孙权传,1卷是孙亮、孙休、孙皓三嗣主传。1卷是后妃传。15卷是江东将相、士人传。
本书的写作可谓上乘,《晋书·陈寿传》说:“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对人物的评价较为中允,称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称刘备 “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称孙权 “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称诸葛亮是“识治之良才,管乐之亚匹。……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本书取材严谨,摒弃传闻之说,记事真实,且叙事颇有章法。刘知几在 《史通》中说: “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再者,本书首开三国分写体例,在“正史”中开创了新法。令人遗憾的是,陈寿缺乏直笔精神,他为了避免得罪因篡权而上台的司马氏,故对曹操一系列的篡权行为,都改成汉天子的酬劳让德,诏命封赐,从而形成了卑劣的“回护”笔法,为后代在修史中为君主隐恶扬善开了先河。此外,本书因未撰志表,遂使典章制度的专栏及历史的主线缺如,此时的典章制度只能到《晋书》中去翻查。最令人注目的是,文字过于简略,不但一些重大事件如魏的屯田制度等语焉不详,而且连马钧、张仲景等有特殊成就的人也未立传,著名哲学家王弼列在钟会附传中仅23字。
在《三国志》问世百余年后,宋文帝嫌其过于简略,令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松之 (372—451),字世期,南朝宋中书侍郎,封西乡侯。裴松之作注时广征博引,用书达210种。晁公武在 《郡斋读书志》中说: “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裴注的特点是注重事实的增补和考订,而略于训诂。《四库提要总目》对裴注分析说:“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二曰,参诸书之说,以核伪异;三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四曰,传所无之事,补其缺佚;五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 六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裴注在充实史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在《任峻传》中添补了大量魏屯田的情况,在《杜夔传》中加进了马钧的详细事迹。宋文帝通览裴注后赞道:“此为不朽矣。”但对裴注后世亦有不同看法。如唐王通、刘知几等学者认为裴注过于芜杂;宋叶适直指“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清赵翼批评注不得当。虽然裴注在某些方面确实有些荒诞不经,但其所引之书至今已经所存无几,故在保存史料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由于《三国志》无志,后代学者多人作了增补工作。元郝经撰 《续后汉书》,其中有道术、历象、疆理、职官、礼乐、刑法、食货、兵8录,该书清人从 《永乐大典》中辑出,惜 《刑法录》已佚。清洪亮吉作 《三国疆域志》,谢仲英作《三国疆域志补注》,侯康作《三国艺文志》,陶元珍作 《补三国食货志》。在研究考订方面,也颇多力作,清钱大昭撰 《三国志辨疑》,侧重考订谬误; 杭世骏撰 《三国志补注》,用稗官、神怪资料进行注解,与裴注角度迥然不同;赵一清撰《三国志补注》,在地理考证上颇见功力;梁章巨撰 《三国志旁证》,吸收历来研究成果进行详证,带有集解性质; 康发祥撰《三国志补义》、《补遗》、《附录》,采集前人未用之书,以拾遗补缺。民国时,卢弼汇集各种资料、版本校勘成果,对《三国志》正文及裴注的研究著作,加上自己的注释和评论,编成 《三国志集解》,此书已由古籍出版社刊行。此外,王祖彝的 《三国志人名录》,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 《三国志人名索引》,也均是有用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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