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楩

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说：“我个人以为，《京本通俗小说》当是明代隆、万间的产物，其出现当在《清平山堂所刻话本》后，而在冯梦龙的‘三言’前。”《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姑且不谈，如果郑氏的说法能够成立，那末，今存最早的话本汇刻集就当推《清平山堂话本》了。

《清平山堂话本》是近代有关话本小说的重要发现。1928年，日本著名汉学家长泽规矩也氏在日本内阁文库发现了三册共十五篇话本，这是一些不见书名、只在版心刻有“清平山堂”字样的话本丛刊，因而取名《清平山堂》。北平古今小品书籍刊行会得到长泽规矩也氏的照片，加以影印，由著名小说史专家马廉教授撰写序文，并定名为《清平山堂话本》。1933年秋，马廉教授在家乡宁波无意中买到一包残书，从中居然意外地整理出十二篇残缺的话本。这些话本原为范氏天一阁旧藏，分装三册，书根分别题为：《雨窗集》上(五篇)、《欹枕集》上(二篇)、《欹枕集》下(五篇)，版心亦刻有“清平山堂”字样，与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正好相同。这是“清平山堂”话本的第二次大发现。这次发现的话本于1934年影印问世。此后，著名的藏书家和学者阿英先生也发现了属于“清平山堂”话本的《翡翠轩记》和《梅杏争春》残页。这样，已知“清平山堂”话本便有二十九篇了。目前通行的版本是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刊印的《清平山堂话本》，该刊本合古今小品书籍刊行会印行的日本本和马廉影印的天一阁本，共二十七篇。

“清平山堂”为明代嘉靖时钱塘人洪楩的斋名。洪楩字子美，生卒年不详，以祖荫仕至詹事府主簿。 其家藏书甚富，朱睦㮮《万卷堂书目》中著录有“洪子美书目”。洪楩以其家藏古籍进行覆刻，今知《清平山堂话本》外，尚有《夷坚志》、《唐诗纪事》、《六臣注文选》、《路史》、《绘事指蒙》等。

由于资料缺乏，《清平山堂话本》的原来书名和作品篇目至今仍难确考，只是从清人顾修的《汇刻书目初编》中得知曾有“六家小说”，分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六集，每集十篇，计六十篇。以此与天一阁旧藏相对照，则可推知以上六集均分装为上、下两册，每册五篇，这大概就是原来的面貌。另据洪楩的同时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中记载：“《六十家小说》载有‘西湖三怪’，时出迷惑游人，故压师作三塔以镇之。”今存《清平山堂话本》恰有《西湖三塔记》一篇，这大概不是偶合，实是同一作品。以此推断，顾修所说的《六家小说》则又为《六十家小说》之误，故今人有干脆径将《清平山堂话本》称为《六十家小说》者。

这些经过清平山堂汇刻的小说，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以及风格上观察，再证以各种书目的著录，显然不是一时一地或一人的创作，而是汇编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的多人创作集。长泽规矩也、郑振铎、阿英、赵景深、许政扬、胡士莹等对现存二十九篇作品的时代做了大量考证工作，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对这些话本小说作了全面的论断，他认为属于宋人的有《西湖三塔记》、《合同文字记》、《风月瑞仙亭》、《蓝桥记》、《洛阳三怪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刎颈鸳鸯会》、《杨温拦路虎传》、《花灯轿莲女成佛记》、《董永遇仙传》、《梅杏争春》等十二篇;属于元人的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简帖和尚》、《快嘴李翠莲记》、《阴骘积善》、《曹伯明错勘赃记》、《错认尸》等六篇;属于明人的则有：《风月相思》、《张子房慕道记》、《戒指儿记》、《羊角哀死战荆轲》、《死生交范张鸡黍》、《老冯唐直谏汉文帝》、《汉李广世号飞将军》、《夔关姚卞吊诸葛》、《霅川萧琛贬霸王》、《李元吴江救朱蛇》、《翡翠轩记》等十一篇。这些推断未必全部准确，因为话本小说的创作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众多的说话艺人传播加工而成，是一种积淀式的创作，作品本身沉淀着广阔的时空因子，给考定作品产生的时限带来许多困难。不过，大体上说来，这些考定还是可信的。从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作品的确涵括了宋、元、明三代的话本小说，是我国早期的话本总集，不论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小说的版本史上，它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如果《清平山堂话本》总数以六十篇计，那末，现存作品仅二十九篇，尚不足总数的一半，这之中首尾完整的二十二篇，缺首页或者尚可得见眉目的还有三篇。以不到一半的作品来分析《清平山堂话本》的全貌，一定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偏差。不过，我们不妨将这部分作品当作文学的活化石来测定，从中找出一些可以大致论定的特质，以裨认识早期的话本小说。

把《清平山堂话本》作为话本小说的活化石看待，是因为它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文学体裁的早期面貌，并且还有较高的文学鉴赏的价值。

从现存《清平山堂话本》的二十九篇作品来看，早期的话本显然与说话艺术有密切的关系，不论是说话人所使用的底本，抑或是说话人所依据的故事，都围绕着说话艺术活动进行创作的，这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不过，如果细致地分辨一下，情况却十分复杂，即以行文而言，二十九篇中有十八篇是不同程度的白话文，还有九篇则是文言文。如果再进一步看，便会发现，九篇文言文中大部分写历史人物的是故事，如羊角哀、左伯桃、张劭、范式、冯唐、李广、姚卞、萧琛等，其事或有虚构，其人却均实有。这种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较高的文字表达水平，大约不是文化水准不高的说话艺人或书会中人所可能达到的。所以说，文人参与话本创作并不是后期的事情，而是从早期就开始了的，只不过这些文人大概不太出名，与后来的冯梦龙、凌濛初辈不能抗衡，因而也就不大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了。文人参与创作，自然是对话本的模拟，因而，拟话本从话本出现的早期就开始了。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自然，话本本身应为白话小说，文言文的窜入应视为特殊现象，更何况这些文言文也已经比较接近口语，是一般人能够听得懂、看得明的文字。

从这些话本中也还可以看出，小说的体裁虽然大体上已经定型，比如都有“入话”，开篇诗和结尾诗，使用“话说”之类的套语，有散有韵，甚至有说有唱，结尾有“话本说彻，且作散场”等等，但它们的体制远不像后期话本那样规范、完整，有的无“入话”字样。真正像后期话本那样，以短小故事为“入话”的仅见于《简帖和尚》和《刎颈鸳鸯会》两篇，前者以宇文绶和其妻王氏的书信戏谑，后者以赵象与步非烟的爱情悲剧“权作个笑耍头回”。常见的是散韵文结合，以散文叙述故事情节，以韵文提示、概括、简化，缓急有序，错落有致。也有通篇以散文叙事的，也有以韵文为主，以散文作为过渡的等等。《快嘴李翠莲记》是一篇格调特异的作品，它写李翠莲的聪慧，全靠张口即来的韵语，全文共三十一段，出口成章的韵语，刻划了李翠莲机敏爽直的性格和倔强的个性。《杨温拦路虎传》则以韵文描写风光景物，能以短短数语对花烛宴会、晚天景色、强人山寨、长大汉子、东岳庙、庄院、妇女等等作出概括的介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刎颈鸳鸯会》，这篇作品每叙述到一个转折阶段，皆以“奉劳歌伴”来加以小结，前后十段，第一段为“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后九段皆为“奉劳歌伴，再和前声”，整个故事给人以强烈的舞台气氛。

在叙述方式上，这些话本虽然带有口耳文学单线发展，单刀直入、开门见山的特点，但也注重写景，一篇《西湖三塔记》，开头即不厌其烦地引用苏轼等人的诗词，将西湖四时宜人风光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与故事本身虽觉游离，然对听众来说，倒也增加了知识，得到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所有这些文字的、体制的、风格的多样化，不仅反映出不同作者的个性，更表现了早期话本的多样化，说明话本这种文学体裁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趋同避异的发展过程，并非一诞生就是一个模式，一副面貌。

在这些话本中，确实经常使用一些成语、套语、俗语，像：

青龙与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从容伸出拿云手，救出天罗地网人。

分开八块顶阳骨，倾下半桶冰雪来。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暂时祸福。

猪羊送屠户之家——一步步来寻死路。

屋漏又遭连夜雨，行船又撞打头风。

人前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老龟烹不烂，移祸在枯桑。

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料不肥。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

春为花博土，酒是色媒人。

描写美貌妇女的有：

绿云堆发，白雪凝肤。眼横秋水之波，眉插春山之黛。桃萼淡妆红脸，樱珠轻点绛唇。步鞋衬小小金莲，玉指露纤纤春笋。

描写美好春光的有：

乍雨乍晴天气，不寒不暖风光。盈盈嫩绿，有如剪就薄薄轻罗;袅袅轻红，不若裁成鲜鲜丽锦。弄舌黄鹦啼别院，寻香粉蝶绕雕栏。

甚至连描写天晚和天晓的句子也极相似：

薄雾朦胧四野，残雪掩映荒郊。江天晚色微分，海角残星尚照。牧牛儿未起，采桑女由眠。小寺内钟鼓初敲，高荫外猿声乍息。正是：大海波中红日出，世间吹起利名心。(《洛阳三怪记》)

晓雾妆成野外，残霞染就荒郊。耕夫陇上，朦胧月色时沉;织女机边，晃荡金乌欲出。牧牛儿尚睡，养蚕女犹眠。樵舍外犬吠，岭边山寺犹未起。(《阴骘积善》)

甚至连人名也有相同的，《阴骘积善》和《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的男佣人都称“当直王吉”。出现这些雷同现象，正表明话本在长期流传积累过程中的因袭成份，尽管从书面文学鉴赏的角度考虑，不能不视此为病端，然而，从口传文学活动的角度考虑，则不管是作者、表述者或听众，对此则又完全能够接受。

从这些话本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话本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源头与宋代说话艺术中的“说小说”有密切关系，所谓“一者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都与话本有直接渊源。在《清平山堂话本》中，《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风月相思》、《蓝桥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刎颈鸳鸯会》等，大概可属“银字儿”;《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曹伯明错勘赃记》、《错认尸》等，大概可属“说公案”;而《汉李广世号飞将军》则可属“说铁骑儿”了。此外，话本还同说话“四家数”中的“谈经”、“讲史书”、“合生”也有明显联系，像《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花灯轿莲女成佛记》等类乎佛徒的讲经劝善说教，它同讲经文或变文自是不同，可在内容和体制方面又不能否认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老冯唐直谏汉文帝》、《汉李广世号飞将军》等和“讲史书”的《五代史平话》及后起的演义小说也不能同日而语，但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鲁迅语)的创作方式上，却又很难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而《蓝桥记》、《阴骘积善》等当然也不同于“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鲁迅语)的“合生”，可是，在体制短小、立知结局方面，又同“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吴自牧《梦粱录》)的“合生”酷似，这自然又可见它们之间的关系了。因此，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话本小说是说话艺术的历史的、全面的继承和发展，是说话艺术的合理的必要的总结。

从这些话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早期的作品尽管在艺术上尚未臻成熟、完善，然而在内容上却更贴近社会生活，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幅时代生活的画面。作为县宰的柳耆卿，设计占有歌妓周月仙，使得身处奴仆地位的周月仙强颜忍辱侍奉了他三年，其灵魂之丑陋，行为之恶劣，暴露了封建官僚的丑恶嘴脸。色艺双全的周月仙，只因是一名毫无人身自由的歌妓，便只能任人玩弄，过着非人的悲惨生活(《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一个并无多大能耐的简帖和尚，不过施了一个并不高明的离间计，居然使作为左班殿直的皇甫松怀疑妻子不贞，轻易将她休弃; 而堂堂的开封府大尹居然不辨虚实，只知严刑逼供，造成冤案，让坏蛋简帖和尚诡计得逞，占有了皇甫松的妻子。这种看似荒唐的悲剧，正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简帖和尚》)。这种黑暗同样反映在李翠莲的故事中，这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爽朗聪慧的农村妇女形象，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制度对她的无情毁灭。这是社会使然，是妇女处于无权地位的必然命运(《快嘴李翠莲记》)。

其他像《合同文字记》反映世态的炎凉，《阴骘积善》说明善有善报，《杨温拦路虎传》表现对强梁的抵抗，都通过现实的描写将当时当地的人物、事件和人物的观念呈现在读者面前。而《风月瑞仙亭》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蓝桥记》讲裴航对意中人的执着追求，《风月相思》极写赵云琼与冯琛这对青梅竹马的少年情侣的生死恋情，《戒指儿记》叙陈玉兰与阮三郎的悲剧性爱情。所有这些，都热情歌颂了少年男女们纯真的爱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话本中出现了不少特别的情节和新颖的观念，如《张子房慕道记》，其事子虚乌有，完全是虚构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更重要的是，全篇贯穿了对汉高祖杀戮功臣的谴责，把汉高祖推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的思想。《老冯唐直谏汉文帝》一篇指摘了帝王的昏庸，为魏尚平了冤狱。《汉李广世号飞将军》则深为屡建奇功而不遇的名将李广鸣不平。《霅川萧琛贬霸王》对楚霸王进行历史评价，对其神武威力加以否定，实在是一篇别开生面的檄文。而《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虽有宣扬佛教清规的意图，可作者偏偏将这篇充满说教意味的故事同苏轼和佛印联系了起来。《董永遇仙传》这篇民间传说的主人公，在仙女的神助下，不但娶得富室之女为妻，而且官拜兵部尚书。应该说，这是颇为离奇的幻想。更为离奇的是，董永与七仙女所生的儿子，竟然是著名的大儒董仲舒，而且还涉及严君平! 这种有意的附会，让人感到新奇而有趣，实在也是文学创作方面的大胆奇想，荒诞中含有诗意。

对于这些话本，马廉先生在《影印天一阁旧藏雨窗欹枕集序》中曾经指出：“洪刻本身结构的笨拙，语言的质朴，都还显得出宋元旧作的风味和影响。”这是的确的。我们今天读着这些早期的话本，固然感觉到它的幼稚、笨拙、质朴，决不如后期话本那样的成熟、完整、流畅，然而，它们同样能使我们获得文学艺术上的审美享受，它那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质实无华的淳厚风味、单纯笨拙的文学技巧，带给我们一种独具特色的美，一种淳朴之美。

大概也由于这个原因，《清平山堂话本》曾给予后代小说、戏曲以重大的影响，它的文学乳汁曾经哺育了冯梦龙、凌濛初等一代小说名家，直到现在，仍然能给予我们多方面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