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了解历史的朋友，一定是野史和正史都会观看。不过相比正史，野史往往会给读者一种不太靠谱的感觉。虽然就精彩程度而言，野史中的故事会更加吸引人一些，但的确存在不少杜撰的成分。但也不是说，野史的内容就全部不可信，历史上在某些情况下，史官只能以野史的形式将其记录，这也是无奈之举。那今天就借此机会，给各位讲讲野史和正史之间的关系，其中还隐藏了不少有用的信息。

野史并不野

对于我们来说，野史往往等于是一些历史人物的趣闻轶事。但是实际上史家眼中的野史则是一些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实自从孔子修春秋以来，野史就是古代正史的重要来源，史失求诸野。如果一旦正史记载出现不足，自然需要野史来补足，所以野史从来都不是和正史对立的，正好相反，野史是正史的重要来源，甚至可以比正史更加正史。

比如清代修四库全书的馆臣曾经评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言宋事者当必于是有征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虽然是一部名义上的野史，却是那个时代可信度最高的史书，所以实际上野史的概念最关键并不在于其可信度，而是在于其是否出自官方亦或是大儒的手笔。

而且野史往往存在一些说正史不能说的话的作用，比较典型的就是明末清初等特殊时期的历史记录。由于清代对于南明的历史讳莫如深，所以修撰南明历史的那些史家往往就不得不以野史的形式来展现，比如著名的《罪惟录》也就是《明书》的蓝本，干脆就直接砌进墙里面，因为这些内容确实对清廷来说刺激极大，直到民国时期这本奇书才从墙里面被翻出来。

其实对于野史的野，往往也体现出古代学者们的一定偏见，但是正史的正，却也不是那么正的。

正史未必正

对于正史来说，其界定最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就是要官修也就是有官方的修史许可。

比如著名的《资治通鉴》虽然未能入选二十四史，但是司马光是在官方的力量之下完成的修史，所以也是正史系列，而比较特殊的是《汉书》，其修撰虽然是出自私人，按照当时的法律是不允许的，但是由于班固的强大影响力，这本书仍旧进入了《正史》系列，算是强行转正。

第二条就是要正本清源。

史书想要被列正史，其体例一定要有史书的体例，不是纪传体的标准就是编年体的标准。总而言之要写的有官方史书的样子，同时一般正史都是团队写作，不会出自一人之手，这样就保证了权威性，且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往往以几个字来论褒贬。对于帝王有一定的袒护，所以往往被很多人认为是胜利者的历史。

但是实际上，正史的内容往往并不能说完全客观，甚至很多地方经常出现颠倒黑白的部分。比如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记述杨玉环和安禄山的时候就来了一首所谓杨玉环洗儿：

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购衣服……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

对于这个说法，清代的《历代御批通鉴辑鉴》里曾明确地指出：通鉴(事)考此皆出《禄山事迹》及《天宝遗事》诸稗史，恐非实录，今不取。

资治通鉴作为正史，为了体现对杨玉环的批判和偏见，错误的采纳野史中的不可信记载，强行认为杨玉环和安禄山有染，连清代人都看不下去了，可见所谓的正史也有不正的一面。

正史的修撰往往都是要采纳三个主要来源。

第一就是官方的记录。

比如《宋史》《元史》等都是以宋实录，元实录为蓝本修撰的。但是往往这些史书修成之后，实录就不见踪影。比较极端的《旧唐书》干脆直接照抄《唐实录》导致里面偶尔还会出现当时史官的名字。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保存当时的记录，毕竟实录都是当时朝代修撰的本朝记录非常详尽，但是缺乏客观的史料来源，所以往往实录里面的错误也一并采纳。

第二个来源就是野史和其它正史。

比如当年修撰《新唐书》之时，宋廷广泛的征求了各地的唐朝史料，其中不乏《唐国史补》等野史，所以实际上《新唐书》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诡异记载，往往都是来自野史的内容。其集大成者就是所谓的武则天毒杀李弘。

第三个来源就是参与修撰者自己收集的内容以及见解。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司马迁父子作为修撰者收集了大量的史料作为自己的论据，也成为了《史记》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史记》中有所谓的《刺客列传》，这些史料大部分都是司马迁自己收集的。三皇五帝的部分也是司马迁从传说中剪辑筛选的。

其实对于正史的修撰来说，有了史料和修史者以及修史许可还是不够的，如果想成为正史，还需要一个关键的要素，那就是有统治者，尤其是皇帝的认可。

由于我国有后朝修前朝史的传统，所以《宋史》《元史》等史书的修撰都具有强烈的确定正统的意味。所以帝王们往往亲自过目史书的内容，并且有不少还会在后面写上自己的批注，比如李世民就曾经在《晋书》的司马懿等人的传记后面写上批注。可以说帝王们直接决定了正史的写作目的，也正是由于此，正史被称为win者的历史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文：三清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