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司马迁所著《史记》的高度赞美，但我们在《孝景本纪》里读到的是另外一个风格。

“彗星出东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怀城十二丈。”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大蝗，秋。”

“地一日三动。”

“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不足两千字的文里，提到的自然灾害足足有30多处，写了将近300个字，让人恍惚，以为打开了一本气象局的日志。那么，为何司马迁要把《孝景本纪》写得像灾难大片一样呢？

其实，不外乎三个原因。

一是景帝期间，天气异象确实比较多，这个在孝文帝期间，也有一些关于灾害的记载；二是孝景帝期间乏善可陈，三是发生的事不方便写。

总之，汉景帝的政绩并不如何！

01无为而治，乏善可陈

说孝景帝期间乏善可陈并不为过。

我们先说内政。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的核心是什么？八个字，“轻徭薄赋,与民生息”。

这项政策，在汉初已经初步确立下来，在《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等都有描述：

“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刑罚罕至，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政策得到了很好地延续下来，还派生了一个有名的成语“萧规曹随”。

到了孝文帝，他将这项政策继续发扬光大。减轻刑罚，取消了一人有罪，累及妻室和一些连坐的法令，撤军，废除肉刑，这些措施都很好地释放了劳动力，同时，免除农田赋税，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发生灾害的时候，取消诸侯进贡、废除对山林湖泽的禁令，开仓赈灾。一系列政策，使得汉朝一时间德业兴盛到了极点。

可以说，孝文帝给孝景帝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景帝基本上也没再动什么，至多做了些微调。在他刚继位时，减免了一半田租，减轻了笞刑，将五百改三百，三百改二百，也算是有所推进。

对于匈奴问题，从刘邦时期主要是通过和亲来解决，孝文帝时期，面对日渐猖狂不守规则的匈奴，他采取的和亲和打击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到了孝景帝时期，边界“时小入盗便，无大寇”。

所以，孝景帝在位期间，只是稳稳地把孝文帝时的政策延续了下来，不折腾就是作为，所以收获了“文景之治”的美名。

“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谋，你只要不去扰累他，他自然会休养生息，日臻富厚。”——吕思勉《中国历史常识》。所以，也就没有可以大书特书的内容了。

02七国之乱，难辞其咎

孝景帝在位期间最大的一件事，便是平定七国之乱。这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

在秦朝，已经实行郡县制，但刘邦是靠着各路英雄一起合作才得了天下，所以他当时不得不选择了分封。但是边封边削，是大方向。从吕后时期偷偷削减异姓王，再到孝景帝削减同姓王，逐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割据势力。这标志着从秦朝郡县制、汉初郡国并行制、再到郡县制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

但这么一件大事，在《孝景本纪》只提了一句，“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乡。天子为诛晁错，遣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

司马迁的评价很有意思，他说晁错削夺同姓王封地，导致七国之乱，这是因为诸侯王的势力太强大，晁错没有采取渐渐削弱的办法。到了孝武帝的时候，诸侯王势力才衰弱。他问：安危的关键，难道不是运用谋略吗？

所以，很显然，司马迁对待削侯事件的态度是，方向是对的，方法太冒进。司马迁虽然一直说的是晁错，但真正应该对七国之乱负责的人是谁呢？当然是孝景帝。

《袁盎晁错列传》里记载：晁错提出削减诸侯封地，景帝召集大家讨论，当时只有窦婴提出异议。于是，削封令通过。命令一出，诸侯哗然。没过多久，吴楚七国便打着诛杀晁错的旗号反叛，景帝一边慌乱讨伐叛军，一边忙不迭地把晁错处死了，处死的时候，还让他特意穿着上朝的衣服。

此举何意？司马迁借邓公的嘴说了出来：吴王早有叛心，诛杀晁错不过是个旗号。杀了为国家社稷着想的晁错，绝对是个昏招。“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先是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草率地采纳了晁错激进的削侯建议；削侯大策既定，就应该提前做好相关部署，比如至少提前把势力强大的吴王打也好拉也好先处理了；一看大事不妙，又掩耳盗铃似的诛杀晁错，以为这样就能让叛军偃旗息鼓，确实幼稚得可笑。得亏运气尚佳，有个周亚夫替他收拾了残局。

所以从这件事来看，孝景帝实在是缺乏战略眼光，也并没有战术上的安排，属于匆匆忙忙上阵，差点半途而废。

03以国许弟，迷之操作

孝景帝期间，还有一件迷之神奇的事，就是他号称要传位给弟弟梁孝王。

这件事在《孝景本纪》没有记载。但在《梁孝王世家》《魏其武安侯列传》都有所提及。

梁孝王是孝景帝同胞弟弟，深得窦太后的宠爱。孝景帝也待他不同寻常，经常给他超规格的待遇，引得朝堂议论纷纷。

有一次，孝景帝和梁孝王陪着窦太后喝酒，一高兴就说以后要把王位传给他，听得太后一喜。在一旁的窦婴急了，说这是违背祖宗规矩。从刘邦到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汉朝王位遵循的是父传子。“汉法之约，传子适孙”。于是孝景帝再次“默然无声”。

但他的话，却被窦太后、梁孝王听进心里去了。后来窦太后亲自找孝景帝兑现，孝景帝跪席举身回答说“诺”。然后赶紧召集大臣想办法，后来还是以袁盎为代表的大臣们苦口婆心，说服了窦太后。这才了结了这桩事。只是劝诫的窦婴被窦太后不待见，不让他进朝，还有更倒霉的是袁盎，因此被梁孝王派人给杀害了。

君无戏言。那么孝景帝为什么在继承王位这件大事上做这样的表态呢？一种情况是，他没这么想但故意这么说，另一种情况是，他说的时候真是那么想的。

故意这么说，可能是孝景帝打算用捧杀的方法来彻底解决梁孝王，所以他先给梁孝王超常待遇，引得朝堂不满，再抛出王位这个大诱饵让梁孝王得意忘形，然后一举歼灭，但是这种可能性不算太大，因为后来他明知道梁孝王杀了袁盎还要想办法包庇，证明他并没有想杀死梁孝王。

所以很有可能是他为了取悦窦太后一时失言。孝景帝是非常尊重窦太后的，甚至有点怕她。好几次涉及到梁孝王的事，窦太后发难，孝景帝都是“忧恐”、“哀惧，不知所为”。而窦太后最喜欢的是梁孝王，对于不受重视的孩子来说，母亲的偏爱会让他心里产生失落，也会让他有一种天然地想取悦母亲的本能，在当时母慈子孝的气氛下，孝景帝一时兴起，为了迎合母亲，说出那种话，也未必不可能。

说归说，做归做。不想兑现又怕得罪窦太后，孝景帝的办法就躲在后面，把袁盎这些大臣推出去做恶人，去做窦太后的工作，袁盎也因此赔上了性命。

别人提完建议，刘邦爱说“善”，这表明他是痛快接受；而孝景帝则是“默然”，这意味着他不愿意表现出他的态度。

邓公批评他处理七国之乱不当，他默然，是邓公说中了他的心事，他愧于承认；窦婴搬出老祖宗规矩，不同意传位给梁孝王，他默然，是因为他可能刚说了就后悔了，现在窦婴帮他找补回来，心里又懊恼又后怕，但可能更多的是庆幸，但这份心思是不能让窦太后看出来的，所以他选择沉默。

窦太后

所以我们既可以觉得孝景帝心思深沉，也可以觉得他有些怯懦、不自信，没有决断力。

04股肱重臣，弃之不用

孝景帝对待重臣的态度也非常值得探讨。

一个是周亚夫。周亚夫是西汉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属于“将二代”，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被孝文帝称赞是真正的将军。孝文帝临死之前就叮嘱孝景帝，一旦国家有难，可以依靠周亚夫。七国之乱爆发。周亚夫平叛成功，居功甚伟。后来由于废立太子、册封降军诸侯的事，周亚夫几次与孝景帝意见相左，失去了他的信任。

后来，孝景帝想再试探一下周亚夫，赐给他一大块没切开的肉。

周亚夫一看没法下手，转头让人拿双筷子。汉景帝看着他笑着说“这难道还不满意吗？”周亚夫才反应过来，赶紧脱帽跪下谢罪离开。汉景帝说“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后来周亚夫因过获罪，景帝骂“吾不用也”。一代大将周亚夫后来落得绝食吐血而亡的结局。

其实，这是一次可笑的试探。周亚夫将门出身，忠诚、心思简单，而孝景帝这次考验，只是想看看周亚夫有没有低下他骄傲的头颅，说白了，就是看看他有没有认怂。好比考一个大力士绣花，是一次根本不可能通过的测试，也是道送命题。在周亚夫深陷牢狱，他一句“我不用你了。”再次透露出他作为可怜的自尊心在作祟。

一个是窦婴。他是窦太后的堂侄子，也就是孝景帝的舅舅。他仗义疏财，门客云集，不仅敢于谏言，还有平定七国之乱的战功。后来同样因为废立太子事情和孝景帝起了隔阂。

在考虑丞相人选的时候，即使窦太后多次提名，孝景帝这个“妈宝男”却顶住了压力，他说“这个人自以为了不得，沾沾自喜，办事草率轻浮，不堪丞相大任。”

我们发现，孝景帝似乎最厌烦的就是大臣身上那股“自以为了不得”的劲，比如周亚夫、比如窦婴。厌恶手下人的自以为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源于他缺乏安全感、不够自信，总是需要别人表现出格外的臣服，心里才会有一种快感和安全感。

但这种从别人身上获得的安全感又特别容易丧失，所以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就会把别人抛出来，自己赶紧躲到一边去，比如晁错、袁盎。

05结语

《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时期，景帝是汉武帝的亲儿子。当着儿子的面议论他的爹，无论如何，是要有所节制和保留的，功可以大书特书，过却不能写得那么直接。但是我们可以从别的细枝末节里拼凑出答案，知道孝景帝是怎么样的为人处世。

很多时候，什么都不说，也就代表了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在《孝武本纪》里也得到了体现。所以，我们在《孝景本纪》读到了灾难片，在《孝武本纪》读到了怪力乱神，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