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的史料来源正文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1]，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2]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3]其实，上述认识，不论是赵翼的两段论述，还是今人的那种说法，都失于深入、细致的考察。本篇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引起从事史学史、文献学、史料学研究的专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前剑桥大学教授崔瑞德（DenisTwitchett）著有TheWritingOfficialHistoryUnderT’ang，书中专有一部分论《旧唐书》的编纂及史源。笔者拟另文比较该书与拙著《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的异同，故此文不涉其书。先从五代后晋时所见唐代文献的问题谈起。

现今凡是谈及后晋纂修《旧唐书》的基本史料，大都采用贾纬当时上奏的说法：“伏睹国史馆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至文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落。”[4]同时，还提及韦《东观奏记》等。除此而外，很少见到再有较为详细的考察，似乎后晋所见唐代文献就只有这么多了。加之对《旧唐书经籍志》的错误认识，更助长了前述说法的流传。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旧唐书经籍志》的编纂特点。后晋史官纂修此志，是以毋煚的《古今书录》为依据的，著录的是“开元盛时四部诸书”。至于开元以后的著述，他们不是没有见到，而是不打算混杂其中。关于这一点，志文交待得十分清楚：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5]据此，凡是《旧唐书》中提到的各家著述，不论是“记礼法之沿革”，还是“裁国史之繁略”，亦或“诸公文集”，都是后晋史官“所闻”或所见，不应当排除其成为《旧唐书》史料来源的可能性。首先，唐代的几部关于“礼法之沿革”的主要著述，《旧唐书经籍志》都没有著录，但后晋时确曾为朝廷重视过。《册府元龟》、《旧五代史》都明确地记载了后晋天福四年（939），也即诏修唐史的前二年，关于纂修《大晋政统》的一番争议。

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上奏道：请于内外臣僚之中，择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详纂集，别为一部，商议古今，俾无漏略，目之为《大晋政统》，用作成规。[6]后晋高祖石敬塘以其所奏“甚为允当”，即命太子少师梁文炬等十人为详议官。事虽未成，但曹国珍提到的那几部书，当时显然是见得到的。在《唐六典》之外，所谓“前后《会要》”，即是苏弁、苏冕兄弟所撰《会要》与崔铉监修的《续会要》，这在《旧唐书》都有记载。《苏弁附苏冕传》称：“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宣宗纪》大中七年记道：“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纪》、《刑法志》、《刘瑑传》都有详细记载：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刘瑑“选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条，分为六百四十六门，议其轻重，别成一家法书，号《大中统类》，奏行用之。”[7]唯独《礼阁新仪》一书，《旧唐书》中只字未提，由《新唐书礼乐志一》知其为宪宗元和十一年韦公肃“录开元已后礼文损益”而成。《旧唐书李汉传》中，仅有韦公肃在宪宗时议礼仪的记载，称其“理甚精详”，“请举而行之”。至于“律令格式”，凡《旧唐书刑法志》中涉及到的各次删定，无论开元以前、开元之后，都是后晋时见到了的。

此外，尚有不少“记礼法之沿革”的撰述，《旧唐书经籍志》虽未著录，却在纪、志、传中有记载，不仅见到了，而且还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例如，《玄宗纪上》、《礼仪志一》都记述了开元二十年九月所成《大唐开元礼》150所司行用之。又如，《德宗纪下》、《杜佑传》都记载了贞元十七年杜佑自淮南进《通典》200卷，“大行于时”，“为士君子所称”。再如，《礼仪志五》、《王彦威传》不仅记述了王彦威“于礼阁掇拾自隋已来朝廷沿革、吉凶五礼，以类区分，成三十卷献之，号曰《元和新礼》（按：通常称作《曲台新礼》）”[8]，还注意到宪宗以后围绕“王彦威《曲台礼》”的多次辩论。其次，对于《经籍志》中提到的天宝以后“裁国史之繁略”的撰述，也作一点考察。为了说明情况，先对唐代的实录、国史简要追溯一下。自太宗始，在修前代史的同时，又设置了专修国史即本朝史的机构――史馆，并逐渐形成系统的组织、明确的条规，把积累史料、编纂国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走向制度化。二百多年间，依靠官府的力量，形成两个关于唐代历史的基本系列，一是皇帝实录，二是本朝国史。玄宗及玄宗以前的各帝实录，纂修情况记载不一，有一帝数部的，有卷帙不确的。代宗以下，除了德宗、顺宗之外，都是一帝一部实录，直至武宗。

总括起来，后晋修唐史时，计有高祖至武宗十六帝实录，这是没有多大歧义的。另一个系列，即唐代国史系列，情况较为复杂。国史的修撰，是从太宗时开始的。贞观元年，姚思廉撰《唐史》纪传，粗成30卷。高宗显庆元年，令狐德棻等续成80卷，名以《武德贞观两朝史》。龙朔三年许宗以来国史虽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始定类例，补遗续阙”，修成纪传体《国史》113卷，包括《史例》1详，雅有良史之才”[9]。安史之乱起，韦述“抱《国史》藏于南山”，肃宗至德二载于休烈请访求史籍，韦述才以其所藏送官。之后，唐代国史的修撰，各类记载纷纭。其中，《崇文总目》的说法较为清晰：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10]该书因是韦述“始定类例”，又有《史例》1卷，所以署“韦述撰”。韦述因吴兢旧本增至112成114卷。史官令狐峘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总成130则“未详撰人名氏”的16卷，显然是出自令狐峘了。而且，令狐峘是《代宗实录》40卷的纂修者，这里于肃宗之后“随篇增缉”者，自然主要是代宗一朝的史事。

由此可以断定，这部130记述高祖至代宗162年间史事的纪传体史书。这也正符合后晋贾纬的说法，“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纪传体国史，在令狐峘以后便不再有续修了。受肃、代之际新起《春秋》学影响，其后编年史风大起，唐代的国史转而为编年体了。韦述在纪传体《唐书》的同时，还有编年体《唐春秋》30历》40卷，起隋恭帝义宁元年，迄唐代宗大历十三年，“以叙制度为详”。宣宗大中五年，崔龟从监修《续唐历》30卷，起代宗大历十三年，尽宪宗元和十五年。[11]这些有关唐代历史的著述，或叫作“裁国史之繁略”者，在《旧唐书》的韦述、柳芳、崔龟从等人的传记中，都有较详的记载。依照《经籍志》的说法，这些撰述在后晋时是 见到过的，现今的研究当中也很少有疑义。除此以外，《旧唐书》 纪、传中还记载有不少《经籍志》未著录的“裁国史”之作，择要举 其一、二。《文宗纪下》、《李德裕传》分别记录了大和八年李德裕 进《御臣要略》以及《次柳氏旧闻》3 卷，又有《会昌伐叛记》、《文 五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又《马总传》以其“公务之余，手不 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 卷，行于世”。

其中，《年历》、《奏议集》都是记录唐代的“杂 事”或集录唐人的“奏疏论议”之作。应当提起注意的是，上述举例 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40卷，都是赵翼认定为《新 唐书艺文志》所载而《旧唐书》“所无着”。下面，再来谈《经籍 志》“不录”而“见本传”的“诸公文集”。唐人文集，《新唐 书艺文志》著录不下400 种，而《旧唐书经籍志》仅有百余种。 陆贽、韩愈、杜牧等人的文集，都是《旧唐书经籍志》“所无 者”，但《旧唐书》有关传记却大量采录了他们文集中的文字。从前 面的考察中知道，自德宗起唐代再未修撰纪传体国史，只有皇帝实 录。据现存的韩愈所修《顺宗实录》和《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唐代实 录，我们可以知道，《实录》叙事至某大臣卒，往往插入追述其生平 的传记，只记其历官、政绩等，不录表疏奏章。《顺宗实录》卷4 陆贽，从“贽字敬舆，吴郡人也”起，至“卒于忠州，年五十二”，是整个《顺宗实录》中最长的一篇人物传。《旧唐书陆贽传》也是 全书人物传中的一巨篇，一人独占一卷。两相对照，最为明显的差异 就是：《旧唐书陆贽传》中的六则长篇上疏，《顺宗实录》中只字 不提。显然，后晋史官不可能从“实录旧本”中取材。

而陆贽的这几 传》除了参取《顺宗实录》外，更主要地是沿引了陆贽文集，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至于韩愈，唐代实录中是如何记述的，现已难加稽 考。但是，《旧唐书韩愈传》却有这样的记述：“愈所为文”， “自成一家新语”，“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而且，传中详 录了他的《进学解》、《论佛骨表》、《潮州刺史谢上表》和《鳄鱼 文》。这足以表明，在传写韩愈时，后晋的史官一定是翻检过《昌黎 先生集》（或《韩昌黎集》）的。直接从文集中转录而成《旧唐书》 人物传的，也为数不少。以现今传世的唐人别集看，数量最多、最集 中的是墓志铭。仅《全唐文》、《唐文拾遗》所收唐人所撰墓碑传 记，就接近一千篇。撰写墓志碑铭的，又多是一代名家。开元盛时， 张说在撰写墓志方面的成就最大，与史传竟似如出一手。如其《赠太 尉裴公神道碑》，简直就是《旧唐书裴行俭传》的蓝本。而《唐故 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与《旧唐书王方翼传》则如出一笔。 其后，便是权德舆，所撰墓志碑铭在80 篇以上。内中，记述公卿的碑 传，大都可与史传相参校。韩愈所撰墓志碑铭，数量仅次于权德舆， 与张说大致相当，在60 篇左右。他如柳宗元、白居易、杜牧等还自撰 墓志。

书中《杜佑附杜牧传》，完全是抄录杜牧的《自撰墓志铭》而 成。这篇墓志收录在杜牧外甥所编《樊川文集》中，而且传文又提到 此集，后晋史官无疑是采用了杜牧文集的。以上三例说明，唐人文集 无论《旧唐书经籍志》是否著录，都是后晋史官纂修《旧唐书》的 一项重要史料来源。尤其是德宗以后的人物传，事迹多据文集中墓志 碑铭，奏疏更是直接节录自相关的文集了。应当说，这在当时是一条 “捷径”。在《旧唐书经籍志》提到的“记礼法之沿革”、“裁国 史之繁略”以及“诸公文集”三个系列的史源之外，还有未曾提及、 于未著录的杂史、小说之类的资料来源问题。《资治通鉴》唐高祖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