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野史——《中国野史集成》序言

缪钺先生（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1924年北京大学文预科肄业。1952年后，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历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古籍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历史研究所学术顾问。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诗词散论》、《杜牧诗选》、《三国志选》、《读史存稿》、《杜牧传》、《杜牧年谱》、《三国志选注》（主编）、《冰茧庵丛稿》、《灵谿词说》（与叶嘉莹先生合著）、《三国志导读》（主编）、《冰茧庵序跋辑存》、《冰茧庵剩稿》、《词学古今谈》（合著）等专著。

胡昭曦先生（1933-2019），四川自贡人，著名历史学家。1956年9月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1961年8月留校任教；1987年升任教授，1993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自1983年起，先后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部主任、图书馆馆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胡昭曦教授长期活跃于宋史研究领域，先后出版《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宋蒙（元）关系史》《宋代蜀学研究》《胡昭曦宋史论集》等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野史集成》（巴蜀书社，1993年）

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化灿烂，典籍丰富。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野史”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研究我国历史的必不可少的资料。然其量大类繁，分布各代，虽已有断一代记一时之野史编纂，却未能更多囊括，至于贯通中国历史之野史汇编，历来阙如。四川大学图书馆和巴蜀书社协力纂汇并出版《中国野史集成》，实乃继承祖国历史遗产，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科学研究发展之壮举。

以“野史”名书者，至迟在唐代已有，如《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所载唐昭宗时公沙仲穆著《大和野史》。以后作者甚多，或以野史名书，或不以野史为名。实际上，在唐以前亦有许多史籍被视为野史。然通观史部目录，虽屡见野史之名，但尚未有以野史为分类名目者。究其原因，当与“野史”之概念不确、容易混淆有关。据所见论著，对“野史”之解释，大抵有以下诸说：一曰“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隋书·经籍志》），与“正史”相区别，把野史列入“杂史”、“杂传”、“别史”等。二曰非官修官纂，“只一家之私记”（《四库全书总目》），把野史称作“私史”（《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三曰非朝廷诏修，乃民间编撰，朝野有别，故称野史（《辞海》）。四曰作者各欲其志，体制不纯（《隋书·经籍志》、《通考·经籍考》）。五曰委巷之说，事多异闻，野而不质（同上）。上列说法均各有所据，然皆不能完全界定“野史”之义。野史非正史，但正史以外的史书亦非全是野史。野史为私家或民间所修，但私家或民间修撰之史亦有列入正史者。体制不纯、野而不质云云，只是在史料来源、修史体例、修史风格上的某些特点，而且也不能一概而论，野史中也有纪传体，编年体的著作。

要之，“野史”之著录标准仍难明确界定。作为“野史”，至少需具备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非“正史”。所谓“正史”也有不同解释。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以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尚书》、《春秋》则列入经部。刘知几《史通》以《尚书》、《春秋》及以后之编年、纪传二体史书为正史。《明史·艺文志》则以纪传体、编年体史书为正史。到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将《尚书》、《春秋》列入经部，增纪传体史书为二十四部并列为正史，自此正史遂为“二十四史”专有之名称。然并非“二十四史”之外或纪传体史书之外的均为野史，如编年体史书。故《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称“正史”为史书中被认为“最正规、最重要者”。这一解释较为允当，一般来说，野史当在这个范围之外。

第二，非官修史书，是私人或民间撰修。官私修撰之别、朝野修撰之别，是区别野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凡由皇帝诏令或官府组织修撰之史书，均不在野史之列。然并非所有私撰史书均为野史，如二十四部正史中即有私撰者，需要加以区别。

第三，是历史体裁的著作。由于野史的作者各欲其志，体制不经，所记内容既广且杂，因而容易与其他体裁的著作相混，难以区分。郑樵《通志·校雠略》云：“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事，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又如文史与诗话亦能相滥。”此论极是。譬如野史与笔记就颇难区分，以陆游《老学庵笔记》为例，《文献通考》列入“子部·杂史类”，《四库全书总目》则列入“子部·杂家类”。而且“笔记”又往往容易与“小说”相混。因此，在郑樵所说的五类典籍中，须加以仔细区分，凡属历史体裁的著作，可考虑为野史；凡属文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虽其内容有涉及历史者，亦不宜列为野史。

第四，是创作性的历史著作。广义而言，符合上述三项即可列入野史，但其范围太大，包罗甚多，且有的是在此前基础上加工整理之作，故需加以甄选。金毓黻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将唐宋以来私修诸史分为四类，即纪传体之正史别史、编年体之通鉴、以事为纲之纪事本末、属于典制之通史专史。又于纪传体之正史别史中分为八目，即创作、改修、分撰、总辑、补阙、注释、合钞、辑佚。这些区分，甚有见地。显然，野史主要是指创作之史，而非加工整理之作。由于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原因，有的创作之史未能单独留存下来，而为后世学者辑逸成册者，自仍应视为创作之史。至于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及政书，一般可不入野史，但也要具体区分。如《宋季三朝政要》为编年体史书，作者因“理宗国史为元载入北都，无复可考。故纂集理、度二朝及幼主本末，附以广、益二王事”。《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所记“宋末轶事颇详，多有史所不载者，存之亦可备参考也”。此书当入野史。又如《明史纪事本末》，清初谷应泰撰，《四库全书总目》云：“当应泰成此书时，《明史》尚未刊定”，“应泰是编，取材颇备，取众长以成完本”。此书乃创作之史，不同于其他本末体纂编之类，当入野史。再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被例入政书类，然《文献通考·经籍考》称此书是“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是亦可列入野史。

上列四项，只是对“野史”所具基本特征的认识，即凡属“野史”均需具有上述四个特征。至于对“野史”涵义之全面准确界定，尚需继续探讨。

在中国历史上，修撰野史是逐渐发展的，至明清时大盛。其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隋唐以前和隋唐以降两大阶段。

隋唐以前未见以野史名书之史籍，然私家修史早已盛行。先秦时期已首开后世私家撰史之风。此后，《史记》、《汉书》之修撰，标志私家修史之发展。迨及于魏晋南北朝，私家修史之风大盛。这一阶段，虽有史官之设，然其职多司记注，不必撰述，官修史书不多，大都为私修之史，这些私修史书中有不少是野史。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五月，“诏人（民）间有撰集国史、藏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卷二《高祖纪》）唐太宗贞观三年，诏修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移史馆于禁中，由宰相监修国史（《史通》卷十二“正史”、《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于是官府设馆修史遂成为定制，历代相沿。此后，史官之职责不仅司记注，亦须撰注，大型史籍往往由皇帝诏命、史馆组织修撰，官府控制了史书修撰。

隋唐以降设馆修史，官修史书之风大盛。在这种局面之下，私家修史受到限制，甚至因修史受祸。然私家修史并未因此而停止，相反，继续曲折地向前发展，无论数量、品种和质量，都大大超过了隋唐以前。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史书，纪传体之正史多为官修，其他体裁如编年史、别史、杂史等则多为私撰，不仅官修私修之界限更为明显，而且野史的数量也大大增加，逐渐形成野史发展的鼎盛时期。

由隋至清，野史修撰的发展深受各个时期政治局面、文化政策、社会环境、士风学风之影响，因而出现时盛时衰。隋唐五代时期，虽有开皇十三年私家修史之禁和唐初设馆修史之制，然私史修撰仍在继续，且出现了以“野史”命名之书，是本阶段野史之初兴。两宋时期，文化政策较为宽舒，学术发展。虽曾有宋高宗绍兴十四年四月“禁野史”（《宋史》卷三十《高宗纪》）和宋宁宗嘉泰二年“禁私史”、命诸道毁弃“私书”之举（《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但均为时不长，影响不大。整个时期史学甚为发达，官修私撰的史书甚多，其中野史亦颇丰富，是为本阶段野史的兴起时期。元朝时期，整个学术发展迟滞，野史修撰不多，是为中衰时期。到了明朝，尤其是正德、嘉靖以后和明末清初，私撰史书猛增，野史勃兴，全祖望说“明野史凡千余家”（《鲒埼亭集外篇》卷四十四《与卢玉溪请借抄续表忠记书》），是本阶段野史发展之鼎盛时期。清朝初叶，大兴文字狱，收藏明季野史者亦被其祸。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诏云：“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上）自此至乾隆五十三年，屡次通令全国，收缴禁书，箝制私撰，于是野史之发展又衰。嘉庆、道光以后，迄于民国初期，私撰史书复起，种类繁多，数量丰富，野史之发展复兴和再次大盛。

以史料价值而言，同官修史书相比较，野史并不稍逊。在撷取资料上既广且深，具有特色，不少野史在史识、史德、史才诸方面还有所超过，而且许多官史缺载之事或散佚之材料，赖野史得以保存。明代《三朝野纪》的作者写道：“予不敢僭为全书，但就邸报抄传与耳目睹记及诸家文集所载，摘其切要，据事直书，间或托稗官，杂缀小品，要于毋偏毋徇勿伪勿讹。若夫传未确者，宁阙而不录。庶几窃附识之小义，存一代之轶事乎”。（李逊之《三朝野记·序》）正因为野史具有记载丰富、据事直书的突出优点，许多史家均广集野史之载以修成良史。诚如刘知几所论：“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史通》卷五“采撰”）

历来治史者均重视野史，它的记述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民族，又包括民情、时尚、风俗；既有上层社会的，又有下层社会的；而且许多材料为官书正史所不载。《四库全书总目》于“史部·杂史类”写道：“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文献通考·经籍考》更明确地指出：“按杂史、杂传者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宋三朝志云，杂史者，正史、编年之外别为一家，体制不纯，事多异闻，言或过实。然藉以质正疑谬，补辑阙遗。后之为史者，有以取资，如司马迁采《战国策》、《楚汉春秋》，不为无益也。”当然，同其他史书一样，野史也存在局限和不足，甚至亦有不经之语或无稽之说，在使用其记载时，需全面分析、仔细辨判、力求佐证。

由于我国历代野史存留至今者数量甚多，加以著录标准有殊，要编纂一部包罗无遗的《中国野史集成》是很困难的。因此，《中国野史集成》只是一部中国野史的选编汇集。

《中国野史集成》在编纂、出版过程中，得到巴蜀书社和四川大学图书馆的鼎力支持，双方组成编委会共襄此举，许多同仁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由于编者的学识水平所限，编纂工作难免存在缺点和不足，祈望读者指教。

(1993年2月9日初稿)

本文原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94年第2期（总第78期），为《中国野史集成》（缪钺、胡昭曦、林万清主编，巴蜀书社1993年）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