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主要是中国人最初之叙事能力低下造成的。

先秦诸子，几乎没有一个有完整的讲述故事的能力，他们大多是伟大的段子手。

在撰写历史方面，从春秋乃至于秦汉，一旦涉及到多线索多人物多事件，所有的撰史者都显示出智商需要充值的可爱。

编年体本该是最好的历史记载解决方案，在今天，各国历史教科书基本上是在编年体的基础上完成的。

中国第一部历史《春秋》即是编年体。

然而显然《春秋》从一诞生，即陷入了很容易被误读的困境。据说，这还是孔子处理过的结果。

《春秋》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基本历史事实讲不清楚，在这一点上，《左传》力图解决这个问题，但算不上完善的解决方案。

很搞笑的是，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注解《春秋》的，而结果后人为了搞明白《左传》写了什么，又不得不为之撰写诸如《左传纪事本末》之类的图书以辅助之。

《春秋》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如何保持道德阐述的一贯性。

如果司马迁之《史记》记载靠谱的话，这也是孔子终其一生未能完成的任务。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史记·孔子世家》

后世学者，为了弄清楚《春秋》之史官所阐述的道德，又不得不撰写了一部《公羊传》。

《春秋》开篇第一句不过四个字“春王正月”，《公羊传》却不得不解释了一堆——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看完了《公羊传》这些解释，谁会满意呢？只能引起更多的争讼，以至于今日。

史官记载历史，还要在每一件历史事件上多嘴多舌，阐述道德观，而且这一道德观还要一以贯之，贯穿长达几百年乃至于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成为一项准科学的活动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仿佛非常简单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背后，实则是一整套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作为指导。

所以，《春秋》的失败，太正常了。

当司马迁着手撰写《史记》，这一古老而又全新的问题自然也会困扰他。

以《春秋》这一时期历史而论，他固然私家修史，却能接触到各种观点各异，角度不一的国别史。

须知，《春秋》乃是单纯从鲁国史官角度去记载，尚且留下如此之多的问题，更不用说司马迁手上有一大堆来自各国的官方历史文献了。

司马迁既然竭力避免掉下全景式的展现历史这一泥坑，那么他可以选择的路径也就相当的有限了。

《春秋》固然失败，但是发挥的乃是史官自然萌生的直觉——时间与空间不可割裂，没有任何一件历史是孤立存在。

儒家大师已经在《大学》中高度的概念了历史必须基本规律——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而司马迁创造出来的纪传体，恰恰是分割了时间和空间，将原本连贯延绵的时空彻底碎片化了，孤立了，封闭了，封闭到了一个个以人物为主的纪传体之中。

简而言之，采用纪传体是司马迁处理全景式历史之无能而不得不采取的取巧行为。

从历史学的本质上而言，这是巨大的退步而非进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历史事件以个人视角再出发了，由此，道德也个人化了。

以刘邦和项羽这两大对手而论，双方的个人道德观乃是不相容的。于是，中国历史在一夜之间，被彻底矮化为帝王将相的历史。

历史的退步或者进步，完全系之于帝王将相的思考。

千千万万的人民彻底消失了，集体的道德被虚化了，国家利益成为一小撮统治者的利益了。

《春秋》至少在宏观角度上力图告诉每一个贵族什么是礼法什么是道德，并加以约束之。

但是到了《史记》，我们会发现，一切的道德毫无意义了。

焚书坑儒没什么不对的，基于秦始皇的帝王视角，就是合理的。

鞭尸楚平王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基于伍子胥的逆臣视角，也是合理的。

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没有什么不对的，基于周武王姬发革命者视角，也是合理的。

伯夷不食周黍没有什么不对的，基于伯夷反对以暴制暴的贤人视角，也是合理的。

《史记》的完工貌似完成了人的解放，实则是一次巨大的失败。

这样的失败，又由于他所发明的纪传体为历代正史所采纳，而延绵成为浩瀚的《二十四史》，更是将失败进行到底了。

当然，纪传体也有优点，就是可以将相互矛盾的史料借助不同的传主留下来，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个难以破获的悬案。

然而，如果道德无法在一部历史书中一以贯之，如果无法呈现集体道德，那么黑格尔所谓的真正历史也就很难在中国历史展开过。

所以，最终，中国人还是必须回归到编年体上来。而这一切，有待于一千年后的北宋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中国文明之历史学意义再次得到重光。

在《资治通鉴》的统辖之下，中国文明得以重新被构建，所有历史上的一切行动被置入同一个道德视角加入考察。

由此，中国人作为一个集体在历史学上才第一次真实诞生了。我们才能立于世界之林，向各大文明昭显出中国人之道德伦理上的自觉，自称一全新的国家民族。

碎片化、个人化的道德，无法成为国家道德伦理的基础。

昔日如此，今日亦然。

当鸦片战争轰开中国国门，中国历史学之全新进展，完全有赖于民国初年那一群汲取了西方史学体系的学者。

从民国开始，中国历史研究才算在庞大、低效、粗糙的原始积累上得以奋力猛进，一日千年，扫除两千年来之积习，遂有今日门楣光大之新气象。

昔日之中国，只有史料学，而无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

那么，中国二十四史难道没有优点吗？

自然也是有的，二十四史的总字数摆在哪里呢，毕竟勤能补拙。

一般来讲，越是低效越是不需要智商的工作正常都非常容易达成很高的完成度。

《史记》如此，《明史》也不例外。

王威二十年（1） 文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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