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浩如烟海来形容我国古代文献典籍自然并不为过，虽然历经磨难，在战乱等事件中轶失的典籍让人触目惊心，但传世文献之丰富还是足以让我们笑傲世界民族之林，在其他民族钦羡的目光中，我们自由地翱翔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

我们平时总会说我们是炎黄子孙，这个观念从幼时就已经深深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中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掌握的知识逐渐丰富，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除了耳熟能详的炎黄二帝，我们民族的记忆中还存在着其他几位上古时代伟大的帝王。

祖先祭祀

这些遥远的记忆以不同的方式贯穿在我们历代传世文献中，在现代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今天，我们是否能够突破古人的局限，得到更多真实确切的认识呢？三皇五帝这个古老的传说又是如何一步步走进我们的历史典籍，最后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共祖呢？

我们既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既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的东周史；我们既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这段话引自古史辨派“开山大祖师”顾颉刚先生，看似很简单的一段话，也非常容易理解，但研究上古史的人往往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些，有些人引经据典，仿佛一切论据皆有源头。殊不知，典籍的年代和时代背景非常关键，对这点不做深入的分析，所得结论难免是空中楼阁，失去了论证的根基。

郭沫若先生曾这样说“治学的人对于史料的真伪应该是最先着手审查的 ,要是不经过这番工作 , 对于史料毫不加以审查而 即应用 ,则其所著虽下笔万言 , 而一究内容 , 全属凭虚御空,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资格”，此言非常有见地，研究历史的人首先需要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审查，因此，先秦文献的年代和真伪也是我们通过文献论证古史的基础，我们就从这点开始吧。

历史传说

虽然我们很想将对先秦文献的研究追述到夏代，但目前的情况的确办不到。即便是商代也存在很多的困难，按照典籍所载，“维殷先人，有典有册”。殷商时期应该是有典籍存在的。但并没有流传下来，即便博学如孔子，也曾感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可见殷代以前的典籍，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几乎大多轶失了，至于是否有遗存，我们也无法得知。

不过我们今天出土了大量殷墟时期的甲骨，对周人文献上的那个遥远神秘的王朝可以有一个更加真实的了解。经王国维先生考证，我们史籍中记载的殷商世系名号基本上与甲骨文一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古代典籍的客观与真实。同时我们应该相信，在周代，尤其西周时期，应该能够看到一些商代的文献。

事实上在周代文献中明显有些内容能够看出来有商代史料的痕迹，对于我们今天结合出土文献和考古来研究商代以前的历史是非常有帮助的。甲骨文的研究颇多，今人学者的著述也很丰富，我们这里就不过多阐述了。重点还是看下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这些传世文献吧。

山海经中记载的黄帝世系

对文献的考证的确很复杂，尤其先秦这些文献，我们知道司马迁先生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同时为后代史书的撰写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样板。但先秦时候并不是这样，一部典籍，无论其为《书》还是《经》均不是一时或者一人所作。我们虽然不惴浅陋，但深知学识有限。对这些典籍深入的分析就暂时省却了，还好有很多前辈学者的研究，我们这里不妨用下“拿来主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够看得更远些吗？

对于先秦典籍的真伪年代考证由来已久，宋代已经有之，近代开始日盛。不乏著作问世，如《古今伪书考》《古今伪书考补证》《伪书通考》等。还有古史辨派的诸多学者，对先秦典籍均有非常深入的考证。

今人著作我们主要参考了陈高华和陈智超两位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一书。此书跨度较大，从殷商时期一直到清朝，对历代史料均作了详尽的分析。对于古代史料的研究不失为一本佳作。

限于篇幅，具体考证过程我们这里不做详述了，只引用下书中研究的结论。见下图，是我们根据书中结论统计的表格。

先秦典籍年代

对三皇五帝形成的考证研究，先秦文献的年代整理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对文献创作年代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的研究，我们会对文献所述内容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

那么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既然是研究上古帝王的形成，我们自然要先对先秦文献中上古帝王的记载做一番整理了。

我们这里参考孔祥来博士论文中的统计数据。先秦文献中提到的古帝中数量最多的自然是“黄帝”，达到了70篇之多，帝舜/虞24篇、帝尧/唐19篇、颛顼/高阳9篇、帝喾/帝俈9篇、赤帝/炎帝9篇、帝乙8篇、帝辛3篇、帝杼/帝宁2篇。剩下的我们不一一列举了。事实上如果按照所有先秦文献去统计，古帝王非常之多，提到的次数或许可以反映出来古帝王在先秦时代的认可度，但对于这些古帝王的形成，或许要从这些古帝王在文献中出现的年代及牵扯的事件入手。

我们据孔祥来博士论文的数据又做了一张统计表，如下所示。

先秦文献中记载的古帝统计

于我看来，这张表非常有价值。我们本文先从表面上做下阐述，下文我们会结合出土文献以及商周时期社会思想的演变做下深入分析。考古部分估计本文无法去谈了，我们留待后文再做详述。

西周时期目前传世文献非常少，按照我们前文所述，仅有《尚书》《逸周书》《诗经》《周易》《国语》几部典籍的部分章节为西周时期所作。而其中牵扯到本文所述古帝王的只有《尚书》《逸周书》《周易》《国语》中的几篇，其中仅有《逸周书·尝麦解》中涉及到黄帝等古帝王，其他三部典籍都是有关商朝末代帝王的。

《逸周书·尝麦》中的黄帝明显是有两种身份，其一为五方上帝中央的神，其二是族群融合过程中的记忆人物。“中央土黄，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这里的黄帝自然是神祗。我们可以看下《逸周书》此篇所载内容，东方上帝为太昊、西方上帝为少昊、北方上帝为颛顼、南方上帝为炎帝，中央为黄帝，每一位上帝均有神的对应。这里的五方上帝是周人眼中五个方位的神灵。其源于商人的意识形态当无异议。

山海经中少昊等世系谱

商代是否已经有了五行的雏形目前还存在争议，但商人按照方位形成的四方神的崇拜是可以确认的，这点通过出土的甲骨文能够得到佐证，甲骨文里有“四风神”这样的描述，与《山海经》中的四风神描述基本相同。周人鼎革大邑商以后出现了五方上帝的概念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佐证。

其一，周人求中的思维，具体体现在革商以后周人在洛邑建成周城，并迁九鼎于此。我们并不清楚周王内心真实的想法，但从其”求中“这种心态来看。树立起中央的黄帝之念应该是源于此时。不过相对是很简单的，黄帝此时就是中央的那个上帝。

其二，我们从周代祭祀之初的诸位先人来窥得一些端倪，见载于姬周同宗的鲁国文献《国语·鲁语》，我们这里引用下原文。

“故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褅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褅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此说源于姬周对“褅、郊、祖、宗、报”五大祭祀场合的描述，对于那个年代的古人来说，对先王德业的追溯是祭祀的主要依据。从《鲁语》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来虞夏两代均是柢黄帝而祖颛顼，商人“禘舜”与周人的“禘喾”和《山海经》中的帝俊，按照杨宽郭沫若等先生的看法当指一人，从诸多文献所载此说可从，当然这里的舜与我们五帝里的“舜”并非一人，这里要牵扯到后世上古帝王整合的问题，我们留待后文详解。从这个祭祀顺序我们不难看出来，姬周在剪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继承了商人的世界观的。当然有所改造，主要体现在对“天”的改造上。

山海经中的帝俊世系

对于周人来说，王权天授的理念是对商人王权神授观念的革新，也就是从意识形态上对商王朝的一种革命。但由于小邦周的心态和文化上相对商的落后状态，周人初期是选择了继承商人对祖先世系的观念。帝喾作为商人的上帝神，也在此时成为了周人祭祀中的上神。

《尝麦》里还有一处对黄帝的描写，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先秦文献，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典籍并不是以还原历史为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录历史，而是为了阐述某个道理，所以很多上古帝王的事迹皆出于某人之口，这点是很明显的，《尝麦》里黄帝与蚩尤的这段描写既是如此。

周人在将商人四方上帝扩展为五方上帝的时候，中央这个黄帝自然要有出处才是。而姬周族群的记忆事实上只能追述至”稷“，再往上是没有的，即便”稷“的描述也是很简略的。这点也很正常。商人实际上真正的先祖就是到”契“。我们从《鲁语》中五大祭祀对象中也能够窥得一些端倪。

黄帝和颛顼是中央和北方两位上神，而尧、舜、禹包括契和稷这些想必是族群记忆中的先祖了。《尝麦》中讲述的黄帝与蚩尤的故事还牵扯到炎帝和少昊，五方神已经出现了四位，其实说明这个时候已经逐渐有了神性人化的意识。到后来尧舜禹这些记忆中的领袖人物也分别经历了人神的转化和人神并举的时代。

山海经中炎帝世系

限于篇幅，虽然感觉想陈述的内容还不及所规划的十分之一，不过本文基本上对先秦典籍进行了简要整理，并通过产生于西周几册典籍中的篇章对姬周建立之始的意识进行了粗略的梳理。无论黄帝还是其他几位古帝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怎样的演化？最后又是如何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古帝世系谱呢？我们后文会逐渐道来。本文的几幅插图是我们精心研究和制作的，关注上古史的朋友可以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