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家乡

在多数中国人心中，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节日。身为诗人而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和怀念，屈原是首屈一指的。不过崇敬之外，一直也有微词，古代有，当前也有。

“屈原不必自杀，应当外圆内方，像司马迁那样，活下来，以便做出更大贡献。”这是最近看到的说法。把屈原和司马迁加以比较研究，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赞赏的思路。但我不能认同这位论者的结论，我觉得他对屈原和司马迁的处境、作为和内心世界都缺乏真切了解。

什么是“外圆内方”？司马迁是不是“外圆内方”呢？

“外圆内方”是指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所谓“外圆”就是外表随和，没有棱角，对谁都和和气气。所谓“内方”就是内心方正，是非分明，爱憎分明。

照这个解释，司马迁并不是“外圆内方”的性格。

“外圆”吗？皇帝刘彻已经认定李陵被俘后叛变投敌，司马迁竟然顶撞反对，为李陵辩护，落了个“诬罔主上”的罪名，哪里有一点点“外圆”的表现呢？

“内方”吗？且看他对皇帝刘彻的内心态度。刘彻滥施淫威，先是决定对他处死，后来改施宫刑，让他受到严酷摧残和奇耻大辱，他对刘彻的确充满愤恨。刘彻视人命如草芥、穷兵黩武、为求长生而宠信方士等等，他也很不以为然。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刘彻建立的不同于分封制的大一统帝国的新秩序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在文治武功上确有巨大成就，这也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因此，他内心里对刘彻是既肯定又否定，不是爱憎分明，而是爱憎交织，并不能用“内方”两个字概括。

屈原是不是因为不能“外圆内方”才走上自杀绝路，而如果“外圆内方”就不会自杀呢？

在旁观者看来，屈原的确“不必自杀”。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并没有大一统的帝国，而是列国并存，各国的士子可以相当自由地出入国境，“此处不留爷，另有留爷处”。早于屈原三百来年的孔子就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是鲁国人，且在鲁国做官多年，但也曾经带着弟子出游列国。略早于屈原的孟子也曾先后到多国寻求能够实现其“王道”理想的可能。那时各国士子并没有很强的“祖国”意识。

可是屈原的特殊经历决定了他对楚国具有执着深厚的感情。从他的诗作里可以看出，他的家族属于“帝高阳之苗裔”，他的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他本人作为楚国的贵族和高官，爱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爱这里的歌舞、传说，爱这里的风俗人情。他深深同情楚国人民的苦难，他的志向就是在楚国建立“美政”(并不是做诗人)，给楚国人民带来较好的生活。为了建立“美政”，他把希望寄托在楚王身上。可是楚王不但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听信谗言，把他流放出去。屈原眼看着楚国的大片土地被暴秦军队侵占，楚都郢城也遭沦陷，百姓流离失所，他对楚国朝廷感到绝望，在楚国实现“美政”的理想彻底破灭，于是自沉汨罗江而死。

可见，屈原的自杀，是他在楚国建立“美政”的追求及其破灭决定的，是他“哀(楚国)民生之多艰”的情怀决定的，这和人际关系上是不是做到“外圆内方”无关，两者分属于不同范畴。在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上，怎能谈到外圆内方、随和敷衍呢？

在屈原去世2000多年之后，我们作为现代人看来，屈原的确有许多局限，最主要的是，他的“美政”理想远远没有达到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缺乏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理念。但他那种关心人民疾苦的情怀，坚持理想信念，“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意志，宁死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精神，仍然值得今人学习、继承。

司马迁是晚于屈原200多年之后出现的历史人物，时代发展了，分封制变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士子如何对待帝王，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经验教训，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历史向司马迁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他理当交出比屈原有所进展的答卷。那么，他交出了怎样的答卷，是不是树立了具有新的历史内涵的形象呢？

最近读了尚思伽的剧本《中书令司马迁》(三联书店2021年)，让我对司马迁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思考。

剧本开始时，司马迁已经因为李陵辩护、“诬罔主上”，被判死刑。按规定可以“纳钱五十万，免死，赎为庶人”，可是司马迁凑不出钱来，他不愿意引颈受戮，就让女儿悄悄送来一把匕首，准备自尽。这时掌管刑狱的御史杜周告诉他一个最新规定：死刑犯如果愿意接受宫刑就可以免死。司马迁经过思想斗争后，认定“我可以死，但不能死于一个错误”，毅然放弃自杀，接受被世人(包括女儿)视为奇耻大辱的宫刑，为的是继承父亲遗志完成史学著作，也为了“看看你(皇帝刘彻)的结局”。出乎意料的是，司马迁受刑后，除了继续担任太史令，竟然还被委派做了中书令。中书令属于宦官系列，既是皇帝的首席秘书，又是皇帝的贴身奴仆；既受小人巴结，又为正人君子不齿。他的女儿力劝他辞职。但是，要写史就必须查阅宫廷保存的档案，而只有中书令才有这种特权，因此司马迁没有辞职，一直忍受着作为中书令的折磨。

我们一般读者对于司马迁作为太史令的遭遇和成就了解较多，而对于他作为中书令的情况知之甚少。剧本正好突出了司马迁作为中书令的一面，作者在多方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发挥艺术想象，较好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和审美期待。

我们看到，皇帝刘彻像对待奴仆一样让司马迁端茶送水伺候吃药，吩咐他，“你是宫里的人，眼睛要亮，耳朵要灵，手脚要利索”，不要“觉得这不是你干的活儿”。

司马迁干这类活儿果然是从生疏到熟练。有时刘彻威严的质问和目光就让司马迁“感到恐惧”，有时听说皇帝赞赏他写的文告，他也觉得“得意”，并认为“陛下的文学造诣超出想象”。为了保护自己，他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错事，为此他深感自责，尤其是“沈命法是恶法，地方官吏层层瞒报，最终是盗匪猖獗，百姓受苦”，他所熟悉的一个恪尽职守的官员，因为没有完成“沈命法”无理规定的抓强盗指标，竟被处死，弄得家破人亡。沈命法虽然是皇帝决定的，颁布沈命法的诏书却是他受命撰写的。这让他既感负疚，又受到正义力量包括女儿的谴责。

唯一能让他“鞭打耻辱”、超越耻辱的就是完成史学著作。忍辱写史的过程越来越使他体悟到史学著作超越生命的重大意义，逐渐明确地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观，从而把历史著作提升到全新的境界，一个可以和王权抗衡的境界。同时他对皇帝刘彻的看法也超越了个人恩怨，而把他放到“古今之变”中全面考察。

一旦执笔写史，他就进入了如此自信的状态：“这个世界由我做主！残缺的身体，握住这支笔，就化身为补天的巨人，我与天地造化同在！……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多神奇啊，这颗心被什么东西充满了，踏实，明亮，一切豁然开朗……”

刘彻不断地审查他的史著文稿，表示不满，强令他：“既然著史，就要扬我大汉天威，示之子孙，传之后世。这是前所未有的盛世！”

但在史学著作上，司马迁坚持自己的原则，毫不退让。史著完成后，他在和刘彻对话时说：“这部书救了我！把我的傲慢、耻辱、愤怒变成了另外的东西……我一笔一划写下这个盛世，就是抗议这个盛世！我用一支笔，记下这个变动的时代，为蒙难之人送葬守灵。天道无情，历史无声又无形，替它说话，给它一个形状，追寻它的轨迹，功过是非，各得其所，这就是史官的责任……我一直是，我永远是——大汉的太史令！”

刘彻看完文稿，大为恼怒，认为“书里都是偏见和诽谤”，决定“这个冬天，我要用它烧火，烧暖我的御榻”，并把司马迁重新投入监狱。不过司马迁早有防备，除了交给宫廷的一份，他另外还有一份原稿，让女婿杨敞藏了起来，以期“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剧本借倡优之口透露：“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不是原貌，东汉的史学家班固说，他看到的《史记》已经缺了十篇。可以肯定的是，汉武帝的本纪究竟怎么写的，我们不可能知道了。”

仅就流传的版本，《史记》已经成了光照千秋的经典，并且成了司马迁不向淫威屈服的高尚品格的体现。

如果把司马迁的生平遭遇和屈原加以比较，不能不说，他是在屈原提供的“宁葬鱼腹，不蒙尘埃”的生死观之外，又提供了“不死于一种错误”、超越个人荣辱、为完成崇高目标而忍辱负重的又一种生死观、又一种生命模式。

结合这个剧本，面对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我们不能不思考：司马迁是怎样认知、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呢？是怎样坚持人格尊严和学术信念的呢？是怎样掂量个人得失又超越个人得失的呢？我们也不由得产生许多联想，想到李白、杜甫、苏轼，想到鲁迅、郭沫若，想到顾准，也想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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