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名山”是指家，而司马迁之家又在京师，那么“副在京师”又如何解释呢?龚自珍说：“太史公之先，官京师数世矣。太史公生左冯翊，而长京师，诵古文于京师，仕则紬石室金匮于京师，其两世取师友，唐都、黄子、田何、孔安国之伦，尽京师耆旧卿士。太史公家虽无剖符丹书之荣，其于京师也，根深而原远，而忘京师，是不恩王父，不恩王父，以不恩师友，是故副在京师。京师即上系君父，亦必有磬石之宗，知古今之献，羽翼天室，世世无极，以所著书讬焉。”“后人必有入京师以观吾书者焉，则太史公之志也”。此虽未讲明副本藏于京师何处，但可知龚自珍此处指的是藏于司马迁在京师的家中，因而认为正本所藏的“名山”即实指的高山。实际上，藏在京师的副本并不是藏在家中，而是被收入汉皇家书会。一、司马迁撰写《史记》，并不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与其所担当的太史令职位相关。其撰写《史记》，在当时也不是隐而不宣之事。他在《报任安书》中的阐述，即反映司马迁无隐瞒此事的意图。而且武帝亦关注此事，《西京杂记》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恨，削而去之。”武帝是否削去《景帝本纪》姑且不论，但武帝读过《史记》是勿庸致疑的。二、汉朝推行重视文化事业的政策。

《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短简脱，圣上喟然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武帝大收篇籍并非仅收前代书籍，当代人的重要著作也一并收入。如汉初陆贾的《新语》，《史记·陆贾列传》说：“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故当世之辩士。”，再如晁错的《晁错所更令三十章》，《史记·彭盎晁错列传》说：“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所，与洛阳宋孟及刘李同师。……《晁错所更令十三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类此当代人的著作，司马迁均得见，亦应是见于秘府。而《史记》远比《新语》、《晁错所更令十三章》重要，完成之后必定收入秘府。又《汉书·宣元六王传》：“成帝时，东平王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证明秘府已有《史记》。司马迁所录两本，知一本藏于家中(“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播焉。”是其证。)，若另一本藏之于山，秘府之本从何而来?是《史记》完成之后，司马迁即献于朝廷，收入了皇室书府，故武帝得以阅览。《汉书》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刘向领校群书之际，《史记》仍在秘府。以此可证“副在京师”，即副本藏入皇室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