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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提及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总会联想到该国的疆域，更会情不自禁的比较国家领土的大小，比如世界领土排名前五的国家，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我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了。

而提到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网友们对于领土范围的热情只增不减，不少网友都很热衷于比较各个朝代的领土大小，并且将元朝时期四大汗国的领土都默认属于元朝，津津乐道于蒙元的领土面积。

我们不否认元朝的领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面积，当然了，这主要是因为元朝岭北行省名义上算控制了整个西伯利亚的缘故，论及实控领土元朝相比明清还是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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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始于驱逐鞑虏，亡于异族入侵，这给整个王朝都添加上了一种悲情色彩，故此明朝在网络上的争议是最大的，崇拜者认为明朝国土“远迈汉唐”，因为就连清代人所修的明史都赞曰：“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诋毁者则认为明朝除了汉族传统十八省根本没什么领土扩张，比起汉唐经略西域，南取交趾差远了，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明朝的领土，抑或是古代所谓的“疆域”，在明代到底有多大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明朝人自己的疆域观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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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疆域和今天的“领土”是有极大的不同的，古代人认为“天下”都属于皇帝，只不过是因为四方蛮夷地处偏远难以教化，故此不派人前去统治。

由于早期秦汉王朝的建立，使得古人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天下观念，而这里的一统，则是指先秦七国所统辖的地区，后来汉朝扩展至西南夷，两粤，南粤地区，这些地方基本就成了古人“大一统”思想中所必须纳入管辖的地方。

虽然明朝以前古人很早就有了“大一统”思想，但是缺乏整体的国家观念。明朝以前不管是统一的或是分裂的国家政权，都没有被所有人所认可的国家名字，只有各个政权的名称，比如汉魏晋唐这些政权名字，虽然这些政权在继承前朝正统的基础上一脉相承，但共同认可的国家名字却始终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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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开始，就确立起了以“中国”作为统一的国家名称，并且将封建王朝传统的疆域范围行政辖区纳入“中国”之领域，为“中国”的国家疆域奠定了一个基础。

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在祭祀常遇春的祭文中说道：“底定中国封疆，自昔正统之君，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国，尔功懋焉。”又在发给朝鲜的敕书中提到自己：“戡定八番，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

毫无疑问，在这里“中国”已经开始作为大众所认可的共同的国家观念所出现，而自己“复中国之旧疆”也说明了汉唐以来中原王朝的行政辖区被视为了“中国”之传统领土。

这是第一次“中国”作为一个全国各民族所认可的共同国家名称所出现，有别于前朝“中国”仅仅指的是中原地区或者是封建王朝政权的京城，这是在经历过数次汉人衰落，夷夏之辨逐渐改变优化之后，使得明朝在“中国”观念上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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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土问题上，明朝也是认可元朝，说道：“古者帝王混一止乎中原，四夷不治，惟殿下之祖宗，四海内外，殊方异类，尽为土疆，亘古所无。”承认元朝的领土大大的超越了历朝历代，亘古所无，而明朝建立后在领土方面的目标则是“复中国之旧疆”，并不追求像蒙元一样将殊方异类，尽数纳为疆土。

我们以云南为例，云南实际上自唐朝以来就一直存在独立的国家文明，唐朝时的“南诏国”，宋元时的“大理国”（元朝并未灭亡大理国，而是去掉大理王号，派蒙古贵族在云南代表蒙元管辖此地，实际上还是大理国自治），自己特有的僰文文字，都体现出云南早已不同于中原，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也因此明太祖朱元璋遣使前去云南招降并不顺利，为此朱元璋派大军入滇，誓要将云南重新纳入“中国”之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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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从历史上考证云南早在汉朝时期就属于“西南夷”，设置了官吏管辖，近代时期也名义上归属于元朝，驳斥了大理段氏所称的“历代所不能臣”之言论，如今大理段氏不肯臣服于取代元朝的“正统”政权大明，负隅顽抗，那么作为继承中国旧疆的中央政权，自然有义务将云南的独立政权剿灭，重新使得云南归属“中国”的统治。

由此可见在领土方面，至少恢复“中国”旧疆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底线，哪怕实际上云南早已不属于中央直接管辖近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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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明朝人又是如何看待明朝领土和前代的领土的呢？

在明朝人看来，西南、西北地区明朝不仅能够与汉唐媲美，甚至于超过了汉唐。《图书编》就写到：自太祖平定云南贵州各地蛮夷，收复其地，置郡县统辖，让他们和内地人民一样服徭役纳税，这种大一统的盛况远超三代，汉唐又何足道哉呢？

虽然他的说法有一定的吹嘘成分，但是明代对于西南边疆的开发维持可以说的确是非常成功有效的。将云南彻底纳入中国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正是在明朝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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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年间的出将入相的名臣马文升，在提及明代西北边疆的时候说道：甘肃凉州一代，到了汉唐末年还是无法守御，到了本朝设都司，置重兵，以内臣总兵戍守，边疆无事。

相比于前朝，明代的边疆形势可谓是十分严峻了，就方位而言，明代的疆域处于一个四面受敌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唐时期不足为惧的四方蛮夷们都发展了起来成为了威胁，东有倭寇跨海而来，北有蒙古余孽图谋不轨，西有哈密、吐鲁番威胁西北边疆，南有交趾叛乱不止，这样的威胁之下，明代创制“九边”，重在防守北疆边患。

明朝人认为汉唐二朝都有前朝遗留的边堡，寨墙防守，因袭前朝边界就足以防备边患，而自宋朝以来，辽金元等异族以蛮夷入侵中国，华夷之边界模糊，大明没有前朝的边界可以因袭防守，所以只能自己创制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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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代人认为明朝疆界是“皆在近边”，因此相比汉唐开疆拓土，远征夷狄，远戍疆外，略有不足。

明人士大夫凭此判断明朝疆土，超过了宋朝，可以和唐朝匹敌，但是不敌汉朝之盛。因为在北境朔方，南境交趾，以及北朝鲜和西北敦煌部分相比汉朝有所不足，可以说这样的认识在明朝士大夫之中是十分普遍的。

而收复河套就是明朝人在历史继承的疆域观念影响下的举动，明代人认为汉唐都统治过河套，河套也是自古以来夷夏之分界线，属于祖宗旧疆，明代却不能学唐朝张仁愿三次修筑受降城绝北方蛮夷南侵之路，反而让河套为蒙古贼寇窃据，所以对于河套地区的失去，明朝士大夫一直是十分痛心的。

但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河套经过两千年的发展，早已不适合屯驻大军了，汉唐能守，因为当时河套还是“塞上江南”，土地肥沃，驻军不是很困难，然而明代时期的河套土地荒漠化十分严重，导致被迫放弃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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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限于通讯技术和交通条件的阻隔，建设疆域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同一个王朝在不同时期，国力的强弱，敌人势力的强大与否也会影响疆域的增减。

’明代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大变局之中，四方蛮夷早已不是汉唐时期随手可灭的落后土著，他们的文虎发展已经不逊于明朝，国家认同就逐渐产生，所以明代虽然一度征服安南，希望像汉唐一样将此地纳入中国疆域，却最后没能守住，就是这一变化的明证。

明朝人限于传统思想束缚，始终难以摆脱“夷夏”观念，虽然重视边防，但对于边疆地区却始终有一种漠视的态度，表现出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