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古代科技典籍数量超过一万种

记者：请介绍一下现存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大概情况。

孙显斌：近年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基本摸清了现存古籍(1912年以前)的家底，约有20万种，50万个版本。我们按图索骥，对其中与科技相关的典籍数量做了粗略统计，这些典籍主要分布于如下几个类属：史部地理类总志之属(444种)、政书类考工之属(81种)以及水利之属(314种);子部兵家类(约230种)、农家类(467种)、谱录类花木鸟兽之属(339种)、医家类(6684种)、天算类(1656种)、术数类(约140种)、新学类(884种)等，合计约1.2万种，约占存世古籍总量的6%。

记者：这样看来，在古代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中，子部包含了很多科技典籍。“科技”是一个现代的词汇，今天我们确认古代科技古籍时，是否应有比古代更广阔的视野?

孙显斌：我国传统学术体系是依据《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的四部分类体系展开的，虽然后来又增加了丛部(因应丛书出现和增长而新设)、新学类(因应中文翻译写作的西方知识典籍的增长而新设)等作为补充，但是体系基本未变。这与近代以来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相比差别很大。

我们今天说的科技其实是现代的概念，所以我们说的科技典籍是按照今天的观念，寻找包含科技知识的古代典籍，科技内容占比较大的典籍就可以认为是科技典籍。

虽然如此，我们在解释和理解古代科技知识时，应放在当时的环境包括思想观念的大背景下来分析。我不太同意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观点，也不认为古希腊就已经有了近代科学。虽然古希腊的数理模型观念对近代科学的建立很重要，但是不能过分夸大《几何原本》代表的公理体系在现代科学中的作用，从而忽略精密实验传统对现代科学的基础作用，我认为这一传统到近代才逐渐成熟。古希腊的实验水平与其他古文明相差不大，也是随机的、不系统的，这从亚里士多德对自由落体的解释就能看出来。

科技古籍整理任重道远

记者：古籍整理是一项重要工作，“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强文物和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将整理出版300种中华典籍。请介绍一下我国古代科技典籍的整理状况。

孙显斌：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持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但是此计划只包括文史哲典籍，不包括科技典籍。然而，当时恰逢“向科学进军”运动，整理祖国科技遗产，为社会服务成为时代的旋律，因此随后卫生部和农业部都制定了古籍整理计划，但期间一度中断。

1982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工作，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并做出了“古代医、农、科技以及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与出版，将分别请由卫生部、农牧渔业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另行制订规划”的决定。此后除中国科学院外，这三个部委都有相关科技典籍整理的布局。

1992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在全面规划文史哲古籍整理的同时，亦将科技古籍纳入其中，从而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文史哲科古籍全方位统筹的局面。科技古籍整理出版中，中医古籍是一枝独秀，以丛书突显规模效应，比如《中医古籍整理丛书》，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约出版300余种。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上百位专家遴选并整理中国古代科技基本文献，编成共约四千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它共影印科技基本典籍540种，编者为每种古文献都撰写了提要，概述作者、主要内容与版本等方面，受到国内外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欢迎。2013年开始，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陆续策划出版“中国科技典籍选刊”，目前已完成出版15种。

记者：科技古籍的整理，是否较其他典籍更难?

孙显斌：一直以来，传统科技典籍的整理和出版相对滞后，与我国古代悠久灿烂的科技文明不相称，这是因为整理传统科技典籍需要有古籍整理和科技史研究双重的学术背景，相对来说专业人才稀缺，整理难度大，也正因如此，我国传统科技典籍到目前还没有系统地整理过，面世的整理成果虽不乏经典之作，但相对数量庞大的传统科技文化遗产来说，从数量上讲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策划“中国科技典籍选刊”更重要的是在培养和锻炼科技典籍整理的人才。

记者：您整理过元代王祯的《农书》和明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古代科技典籍整理一般要经过哪些步骤?

孙显斌：古籍整理现在主要有两个方式，即影印和点校，影印比较简单，主要是选择善本。点校相对复杂，一般过程是先搜集古籍的各种版本，然后进行初步校勘，梳理出版本源流，为避免校勘的繁琐，减少工作量，一般选择一个最合适的版本作底本，之后与各重要的版本进行校勘，撰写校勘记，由此生成一个整理的本子，当然还要撰写整理说明和导言。这种点校的方式是我们现在古籍整理的流行范式，可以称作定本式整理。

无论是影印还是排印点校的整理方式，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但同时它们又是互补的。众所周知，影印可以最大程度保留典籍的原貌，但是既不方便阅读，也不方便展示点校成果。而做过点校整理的同仁都有体会，百密一疏，再仔细认真也难免出现漏校等问题，以致形成对读者的误导。另外，古籍的书叶里蕴含了更多的信息，这些往往会在排印本中遗失，应该说影印图像和文本点校排印两种整理方式对研究者来说都很重要。这样就有专家指出要想真正达到既整理典籍，又保护典籍原貌的双重目的，必须在整理方法上有所突破。在现在的条件下，采用影印和排印对照的点校、批注整理方式可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科技典籍选刊”就采用了这种新理念进行整理。

随着古籍整理实践的深入，我们还发现定本式整理也有它的不足，局限就在于无法全面展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情况，大量丢失考察文本传播史和研究史的重要线索。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一种典籍整理的新范式。这一新范式希望贯彻三处用心和两个用意，我们笑称是“三心二意”：三处用心即影印最大限度保持典籍原貌的图像，配以对应的标点文本和校勘成果，最后辅以各版本的特征异文;两个用意即“回到作者”的文本还原和文本传播的发生学网络。也只有这样才足以支撑我们对典籍全面的历史研究。

科技古籍增强文化自信

记者：在科技古籍整理的过程中，是否也用到了一些时下的科技手段?

孙显斌：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辅助整理古籍特别值得一说，目前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古籍图像的文字识别(OCR)的准确率已可以达到95%以上，而古籍自动句读或标点的准确率也可以达到90%以上，这种标点能力已经大大超出了一般文史专业研究生在无参考情况下的水平。

我们阅读整理过的古籍时，常发现一些字旁有线，这些或是人名或是地名。近期，这种画专名线的工作即命名实体标记工作也取得了突破，与上两项工作一样正在接近实用水平。可以说现在正是信息技术的手段大规模介入古籍整理工作的风口期，不远的将来，古籍整理领域将迎来巨大的变化。而古籍数字化也正从图像化、全文化向本体化、数据库化阶段迈进。

记者：古籍整理的目的是利用。在您看来，古代科技典籍对于今人的意义与价值何在?

孙显斌：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一个方面是古为今用，也就是利用古籍记载的科技知识为今天服务，比如我们所的席泽宗院士利用中国古代典籍对超新星爆发的记载编纂了《古新星新表》，成为研究超新星爆发的经典文献，在这方面，中医和农学典籍利用价值较大。

另一方面，还是凭借这些科技典籍认知中华民族曾经创造的辉煌科技文化，有利于坚定民族文化自信。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二十四节气，西汉成书的《周髀算经》中已经有完整记载了;中医还在使用的望闻问切的四诊法，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已具雏形，时代不晚于秦汉之际;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知道和利用多熟种植的方法了，先秦典籍《荀子》《吕氏春秋》中都有记载，后世农书的记载就更专业、丰富了。

我们一提到优秀传统文化往往局限于文史哲领域，传统科技文化挖掘和宣传远远不够，实际上科技是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最有力的支撑。

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世界汉学界和科技史研究界对我国传统科技文化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在基础资料方面提供便利也是我们应对民族文化走出去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继承和利用传统科技文化的优秀成果，探索传统科技知识创造与传播的发展规律，为当前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科技文明，普惠全人类，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嘉宾简介：孙显斌，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图书馆馆长，“中国科技典籍选刊”联合主编，著有《〈汉书〉颜师古注研究》，整理古代科技典籍《农书》《物理小识》等。)(本报记者 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