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中青年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中青年学者座谈会”，共有十五位学者代表20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

会议由《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致辞。刘跃进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认为老一辈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建立在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对方法论的不懈探索的基础上。新一代学者则应关注：我们将来要做什么样的学问？未来二十到四十年的学术应当如何发展？古代文学学者除了在研究中获得自我的精神寄托，也应该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实现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

颜子楠（北京师范大学）根据自己对海外汉学界的观察，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古代文献整理等基础工作的蓬勃发展，不仅得到海外汉学界的赞叹，而且使海外汉学研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文献依赖，这也是国内的古代文学研究成就之一。张巍（华南师范大学）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多元化。古代文学史被看成是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观念演进的历史、文体形式与文学技法发展的历史、文学语言复杂化的历史，这些都丰富和深化了学界对于古代文学史性质的认识。第二，研究的深化、细化与交叉化、综合化。一方面，古代文学研究产生出众多的研究分支；另一方面，它又与其他相关学科充分地交汇融合，从而形成一些跨学科性质的研究领域。第三，文学古籍整理的全面推进和大型古籍数据库的建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古代文学界的中青年学者总结过去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中暴露的问题，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发表了意见：

第一，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

古代文学研究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成果累积，而应时刻关注并回应时代需求，只有回溯到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才能不走弯路，不偏离学术初衷。要求我们回归对经典文本和经典作家的关注，从文献整理、基本史实的研究上升到艺术与理论的研究。前者属于“发现性研究”，后者则属于“创造性研究”。

第二，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改革开放之初，古代文学研究边界迅速拓展，大量学术空白得以填补，但也存在“跑马圈地”、研究深度不足的弊端。姜荣刚（许昌学院）认为，跑马圈地式的浅层次“开荒”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更不会导致学术研究领域和论题的枯竭。在这些表层问题被刨去之后，显露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学术问题。叶楚炎（中央民族大学）认为，要在宏观研究图景之下展开精细化研究，这不是对宏观研究图景见缝插针式的策略性趋避，而是对既往学术结论的一次整体性复验。

潘务正（安徽师范大学）认为，在经典化的过程中，有些之前不被关注的小家在某些机缘下也能转化为大家；而文学史的真实生态也正是大家独领风骚、小家遍布文坛的状况。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并不那么截然分明，边缘往往可以转化为中心。

第三，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

在探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学者在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与学术方法时，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姜荣刚认为，盲目的拿来主义和盲目的民族文化本位都有失偏颇，西方理论应用于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问题，往往并非西方理论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对西方文学理论钻研得不够透彻。未来的研究者应该做的，是杜绝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和滥用，而不是对新鲜事物的一味拒斥。

第四，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与视野。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学”的概念外延异常庞杂，这使得古代文学研究很难局限于文学一科之内，而必须具备跨学科视野。叶楚炎认为，跨学科研究既是对于文学赖以为生的现实历史情境的回归，也是青年学者在以研究的方式弥补其学术视野的不足。姜荣刚认为，完全遵循晚出的“纯文学”概念，与僵化地恢复古代的“文学”概念，都是极端的做法。古代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讲，仍是一种历史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尽量接近历史语境，因此拥有现代的文学观念并不影响对其进行历史的研究。潘务正认为，在寻求跨学科视野的时候，也不应放弃文学本位。为此，他提出了“文学技法的社会文化史分析”这一概念，既照顾到文学本位，又能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进行纵深挖掘，从而提高研究质量。吴真（中国人民大学）则通过对戏曲研究现状的反思，揭示了非文学化的戏曲研究路径所面临的窘境。胡琦（香港中文大学）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应会通诸“代”以观其“古”，既需要在具体的议题上有“小同行”的切磋，又需要整个“古代”“大同行”的相互砥砺。

卞东波（南京大学）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将眼光扩大到整个东亚古代文学，不仅研究中国文学对东亚汉文学的影响，而且要研究东亚汉文学独特的美学意义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形塑作用，这样才能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性与“超域性”。程苏东（北京大学）认为，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无法脱离世界文学史以及普遍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那种认为基于传统中国“文学”概念而写成的文学史就是一部与世界普遍的“文学”观念、与作为客体的“文本”自身的理论无关的本土文学史的观念，在实践中是难以成立的。

古代文学研究的前瞻

与会学者还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为古代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蔡丹君（中国人民大学）提出三点具体的建议：第一，要走出“文学成就史”和“名家名篇研究”的模式，进一步地在历史时代与地理空间变迁的多维视角中去关注文学史的生成；第二，集部文献的研究，需要从“文献知识”逐渐过渡到“文献思想”的阶段，要带着问题把版本研究推向更为细致的层面；第三，努力建构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文本理论。

曾祥波（中国人民大学）结合唐宋文学研究（特别是杜甫研究）中的问题，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不能忽略文学文献研究中的一些“源头性”问题；第二，注意对文学文献中的规律性现象进行总结；第三，通过对一代作品的全面细读，在该时代知识世界中理解文本的原有属性，从而获得新认识。

李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俗文学文献在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中已经成为极为重要的材料，但其文学性仍有待深入发掘。如何提炼它所包含的文学要素，视其为一个文学文本，是俗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