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著名理论家梅列金斯基在他的《英雄史诗的起源》一书中，从人类学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综合考察世界英雄史诗现象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史诗从原始到经典”的结论，认为“国家建立”是古典英雄史诗和经典英雄史诗的分水岭;主张从源头分析史诗的成因，提出神话概念共同存在于古代神话和童话中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我国的相关研究重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24(2008)11-091-095

享誉世界的俄罗斯著名理论家和神话研究专家Е·М·梅列金斯基的重要学术著作，《英雄史诗的起源》中文译本[1]的出版，无疑会增进我们对这位大师及其理论观点的理解，在中国学术界产生新的重要反响。

一、关于英雄史诗理论的辨析

《英雄史诗的起源》第一版于1963年由俄罗斯东方出版社出版，是该社东方民间文学和神话学研究丛书之一。旨在探究英雄史诗产生的起源。

一般认为，“史诗”是人类社会和精神文化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有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等不同类型。英雄史诗是以一定的历史事实和传说为基础的。关于英雄史诗的起源众说纷纭，围绕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是学术争议，更关乎如何理解远古时期人类历史和精神文化历程及其承载的内涵等更为复杂的问题。梅列金斯基对此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大大推进了这一领域的学术水平。他对以往的英雄史诗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做了系统的分析和清理，特别是对英雄史诗研究对象和范围重新进行区分，对研究价值重新认识。在此基点上，确立了自己研究的对象和逻辑起点。

梅列金斯基以人类学、特别是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世界范围内的英雄史诗现象做了深入系统地探讨。研究涉及古希腊和古印度的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摩珂婆罗多》、《罗摩衍那》等;西欧封建时代早期的史诗如爱尔兰史诗、古斯堪的那维亚民歌和史诗、大陆日耳曼人的史诗、盎格鲁萨克逊史诗《贝奥武甫之歌》;中亚突厥—蒙古诸族游牧封建社会的史诗《阿尔帕梅什》、《马纳斯》、《占加尔》、《格萨尔王传》;亚美尼亚史诗《萨孙的大卫》、俄罗斯的壮士歌、高加索的《吉尔—奥格雷》，南斯拉夫的英雄歌、保加利亚的壮士歌、法国《尼贝龙根人之歌》，西班牙记述罗兰和熙德英雄事迹的史诗等等。而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古代英雄史诗”产生、流变的问题。通过对大量故事的分析，得出了新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梅氏综合了世界范围内各种关于史诗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各派如历史学派，新神话派等的观点，梅列金斯基认为：如果说历史学派是以独特的“天真的历史性”为基础的，该派的代表忽略了史诗的艺术概括的特点的话，那么新神话派则将史诗艺术简单地解释为一种象征，且他们将该种象征归结为宗教抑或是病理学的“潜意识”范畴。而心理分析派所持的是一种极端的违背历史的理论，他们试图根据病态的心理学来分析民族史诗中的英雄形象。

在梅氏看来，搞清史诗与神话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的当务之急。唯一可靠的就是采用历史的方法真实地对民间创作的史诗作品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要求首先要确定英雄史诗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决定其发展的历史条件。他特别指出，应将历史事实作为史诗的结论性材料，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因素来进行研究。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对神话本身做出正确的评价并搞清楚是哪些史诗，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在哪个历史阶段参与了英雄史诗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将史诗与神话混为一谈。史诗的情节、思想以及使之独具魅力的和谐性，均与原始公社时期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有关。他强调史诗历来就具有人民性，应该从民间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去探寻史诗创作的根源。英雄史诗的本源不是颂辞，不是宗教传说，更不是编年史，而是阶级出现之前的人民史诗。史诗反映的应该是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封建王族这些社会上层人物的生活;且它表达的首先应该是广大民众对于自己的历史所持的观点。今天看来，梅列金斯基强调“人民史诗”并用“原始公社时期”的概念恐怕是受苏联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影响，否认史诗与颂词、宗教传说的关系，也未必符合事实。但他进行分析时侧重于英雄史诗与神话式史诗的对比的观点仍是值得注意的。

梅列金斯基对以往理论的梳理和辨析，既是对其他学者成果的总结，也为自己的研究找到了新起点。从后面几章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和运用的概念(如关于“国家出现”与英雄史诗的关系，如关于史诗与神话的关系等)来看，他从中受到了启发，发现了问题，而又超越了前人。从对“当代关于史诗起源的理论”的系统总结，到对整个“史诗的原始源头”的探索，再到对“古代英雄史诗”专门而集中的具体研究，最后得出关于“史诗：从原始到经典”的结论，构成他完整的研究框架和理论逻辑。可以说，他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代表了当时这一领域的研究趋势和整体水平。

二、关于英雄史诗起源的主要论点

梅列金斯基强调在文学史上完全可以划分出一个“史诗时代”。他认为，一切民族的文学史均发端于史诗，而书面的英雄史诗又脱胎于它的口头诗歌创作。民间文学是口头创作艺术的摇篮。如果说搞清某一部英雄史诗的起源对理解民族文学形成的道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从整体上探究英雄史诗的起源及其早期形式则是研究史前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从人类精神史和整体文学史着眼来看史诗的内容及其意义，把古代英雄史诗和它后来形成的道路放在特定的民族历史阶段中进行分析，认为各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他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搞清每个文化“品种”的特色，而是通过对国家出现之前的最古老的英雄史诗与原始公社时期遗产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出现之前的最古老的英雄史诗与后来的(即国家巩固时期)史诗典籍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来找出史诗形成的共同规律性。他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力图分清神话和史诗的界限以及它们在英雄史诗形成过程中的状况，并侧重于神话式史诗与英雄史诗的对比。遵循这些宗旨，梅列金斯基具体研究了卡勒瓦拉—芬兰人的古代英雄史诗，描述这些古老的史诗所反映的原始社会的风貌;研究了高加索各民族的古代英雄传说，重点研究奥塞梯人和阿迪格人的纳尔特传说;研究了西伯利亚地区突厥—蒙古诸族的英雄史诗，特别是其古老的形象;研究了苏美尔—阿卡德史诗，以时间为序分阶段对吉尔伽美什的史诗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史诗中蕴涵着民间诗歌对往昔历史的解读。英雄史诗有别于民间故事，有着丰富的历史、民族和国家属性。它的发展与民族和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英雄史诗是用来表现人民命运的，其诗歌形式是别具一格的，这种形式是随着英雄史诗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民族和国家形成之前，由于种族和政治上的融合，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史诗中的神话式的人物渐渐被历史上的人物替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诗永远是历史性的。即使那些神话式的人物也是人民历史观的体现者，而不是古代神仙的变体。这不仅重新解释了史诗在整个文学史上的位置，而且在客观上对其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所包含的人类学意义做了阐发。

梅列金斯基认为应该从民间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去探寻史诗创作的根源。他指出，“英雄史诗的起源对理解民族文学形成的道路至关重要”。“一切民族的文学史均发端于史诗，而书面的英雄史诗又脱胎于它的口头诗歌创作。民间文学是口头创作艺术的摇篮。如果说搞清某一部英雄史诗的起源对理解民族文学形成的道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从整体上探究英雄史诗的起源及其早期形式则是研究史前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见第五章“当代关于史诗起源的理论”)。由于梅列金斯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观照史诗现象，所以，对这些不同民族史诗中的变化的描述，自然形成一种比较，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和演进轨迹。这些颇有见地的理论，特别是对民间口头创作的意义的论述，虽然时隔将近半个世纪，在今天依然显示出它的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在这些研究中，隐约透露出梅列金斯基当时所处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学术界的文化氛围、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的特点，比如对历史实践过程的重视，对人民性和民间性的强调等等。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得他在人类历史实践过程的宏观背景中，比较清晰地勾画出了英雄史诗的产生过程和轨迹，揭示了其形成的复杂性和所承载的意义。他的一些具体论点在今天仍值得学界参考，比如：

研究英雄史诗的起源问题首先要对英雄史诗最初的形式进行分析，对阶级出现之前社会的叙事体民间口头创作做出一个总的评价。最初的英雄史诗遗产不能单单归结为向后人提供了一些传统的题材。传统本身是靠民间口头创作的思想性沿袭下来的。英雄史诗中勇士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和谐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氏族的凝聚力和原始公社时期道德法律准则理想化的结果。然而，在英雄史诗中这些社会准则并非要求人人恪守的金科玉律，它只是在英雄个人的壮举中体现出来的。当然他们在维护社会的道德准则的时候也并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

梅氏有一个观点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他提出，“认为原始公社时期民间文艺创作只有神话是不正确的”。神话的概念不仅存在于神话中，也广泛地体现在古代的童话中。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因为原始时代的神话(“宗教出现前”和一部分宗教出现早期的神话)是一种创作，是一笔财富，是全氏族的一种思想体系，而不是特殊的司祭阶层的创造。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日益衰落，出现了职业的萨满教司祭，他们首先成了神话的职业创作者。

另外，关于神话与艺术和宗教的关系。梅列金斯基也提出，我们不能将原始时代的神话与艺术和宗教混为一谈，尽管它在艺术与宗教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否则，势必会造成非此即彼的认识，认为艺术源于宗教，或者宗教源于艺术。那时的神话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精神领域”，而是氏族社会混合性思想体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些观点，对于认识英雄史诗的特点，以及它与神话的关系等复杂现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