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关于药物起源的传说颇多。“伏羲氏尝味百药而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与“伊尹制汤液”的传说反映了中华先民认识和使用药物的起源。基于考古学、民族学、生物学和古代文献记载等诸方面综合研究,一般认为中医药的知识起源于原始社会。经过世代人们无数次尝试和经验积累,逐渐获得了鉴别食物、药物和毒物的知识,并有意识加以利用。随着人们更多的生产和医疗实践,逐渐发现了越来越多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动物和矿物,并积累发展了药物知识。
一、药物的起源
(一)早期的药物知识记载。药,《说文解字》释为“治病之草”,明确指出“药”乃治病之物。随着文字的产生和应用,人们开始把药物知识用文字记录下来。目前所知最早的“药”字,出自数千年前古钟鼎类铜器上铭文(即金文)。自西周以后,“药”字使用增多,如《书经》有“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易经》有“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无妄之药,不可试也”;《礼记·曲礼》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周礼·疾医》曰“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等等。《诗经》《山海经》《万物》等书中也收载了不少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甚至明确记载了某些药物的疗效;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简帛中也存在大量药物组方疗疾的记载。
(二)药物复方的产生。我国药物复方的产生不晚于春秋战国时期。古代对于药物复方的称呼,早期多以“齐”“和齐”或“和药”称之,见载于《周礼·天官》《世本》等。古代复方有多种剂型,汤剂只是其中之一。目前尚无充分依据说明汤剂是我国中药复方产生的唯一标志。如,以复方见称最早的方书《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和剂中,有的是将药物研细和合,有的用水和煮,有的以药汁合搅,有的以药和酒,并无独立的汤剂称谓,书中的“汤”指外用的药汤水。
(三)“药品”的记载。药品一词,据考证首次见载于元代的《御药院方》(以宋金元三朝御药院所制成方为基础编制),记载御药院的职能“掌按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以进御和供奉禁中之用”。之后,随着现代药品管理制度的建立,药品的含义发生了改变。
二、“本草”与“中药”
(一)“本草”的含义。“本草”一词,沿用已有两千多年之久。根据现存文献考证,“本草”之名,始于西汉晚期。《汉书》之《平帝记》《郊祀记》《楼护传》均有记载。
“本草”的含义,一是指中国传统医药学中的药物。“本”在《说文解字》中训为“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草”本字作“艸”,训为“百艸也”。可见“本”的原始意义是根,“草”则是草本植物的泛称。韩保昇认为“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因此,我国习惯以“本草”代指中药。《墨子·贵义》有“譬若药然草之本”,算是最早以本草言药者。二是指中国传统药物学及药物学专著。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的序中论述,认为扁鹊、淳于意、仲景、胡洽等历代名医用药“皆修药性”,为“本草家意”,并引用颜光禄之言,指出“诠三品药性,以本草为主”。由此可知“本草”还指研究药理药性的专门学问,并与经方有一定渊源关系。
(二)“中药”名称的来源。在我国古代典籍中,传统药物多以“药”“毒”或“毒药”称谓表述。“中药”一词,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将药物按有毒无毒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此处“中药”是一种药物分类术语,是相对“上药”和“下药”而言的,专指无毒或有毒,既能补虚又能祛邪的中品药物。
“中药”一词的广泛应用,与外来药物(尤其是西方药学)的输入直接相关。早期传入的外来药物对我国传统药学的影响并不大,而且很快被收入历代本草之中,并赋予了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特有内涵,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传统药学。如《新修本草》至少收载有27种药材不是中国出产;《海药本草》收录药物所注的产地大都是外国地名。
随着17—18世纪我国西学东渐速度的加快,西方医药输入日益增多。由于中西药之间有明显的差异,为便于区分,人们逐渐把中国传统药物称为“中药”。如,在清代末期“医士”考试试卷中出现过“中药”称谓;近代名医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明确提出了“中药”与“西药”的概念及其二者差异。云:“盖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证,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矣”。由此可见,“中药”一词在20世纪初正式开始启用,成为我国传统药物的称谓;然而,广泛使用“中药”一词则较晚。在1950年之前,中医学校的教科书中和出版的药学书籍中罕有“中药”一词作为书名、学科名或机构名称。直到1950年以后,“中药”一词才大量出现在行政机构、学校、书籍、团体和会议的名称上,一直沿用至今。
“中药”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不同的内涵,随着中医药理论实践的发展,其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形式不断得到拓展。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中药”主要用作药物的分类标准;20世纪初,“中药”是针对我国传统药物的一种称谓;目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药”是指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药的统称。
三、发展历程
综观我国药物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其发展轨迹基本上遵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规律发生发展,并与社会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密切相关,是系统的、科学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一)历代本草和药物专著。历代学者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不断继承发展,提炼总结使得药物品种、法治等日益丰富,并著之于文献,即历代本草中。到清代,经著录的本草古籍达1000余种,保存至今的也有400余种。
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作为最经典之作,为后世药学理论发展奠定基础。魏晋以来,本草学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如《雷公炮炙论》是我国药学史上最早的炮炙学专著;《本草经集注》丰富临床用药内容,初步确立综合性本草模式。唐代在全国药物普查基础上修撰的《新修本草》是我国第一部官修本草,也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药典,比欧洲《纽伦堡药典》早800年。宋代由国家组织撰修、雕版印刷《开宝本草》《嘉祐本草》等,使本草规范得以准确地广泛传播;《证类本草》囊括北宋以前的本草资料,被视为本草典籍承前启后的传世之作;《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方制剂规范,收载大量方剂和制法;金元时期,张元素的药物专书《珍珠囊》开创以讨论药性、注重临床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本草体例。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内容丰富、取材广泛、考订详明、标纲立目、分类先进、体例严谨,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清代赵学敏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新药和民间用药,极大地丰富了本草学内容。
此外,在我国古代还有炼丹、炮制、食疗、药用植物等方面的专题著作。如《周易参同契》《抱朴子》,是早期炼丹术的代表作,表明当时中国在化学制药方面已趋于领先。《雷公炮炙论》《雷公炮炙药性赋》《本草蒙筌》《炮炙大法》《修事指南》等对后世炮制都很有影响。《食疗本草》对食物治疗、食物鉴定颇有发挥;《饮膳正要》记载了少数民族食疗经验,并记述了蒸馏制酒法;《南方草木状》《本草原始》《植物名实图考》等,偏于药用植物来源、药材鉴别,真伪考订。同时,还有《履巉岩本草》《滇南本草》等一批记载地区药物的本草专书。
(二)收载药物。历代本草和药学专著对药物发展各有贡献,收载的药物不断增加。《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本草经集注》载药730种,《新修本草》载药850种,《本草拾遗》增收《新修本草》未载之药692种,二者合计1542种,《本草纲目》收载药物已达1892种(其中植物药计有1094种,动物药443种,矿物药161种,其他类药物194种)。《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又广补前人所未载之药。至此,见于药物学著作记载的药物数量已达2800多种。
(三)制药技术的发展。我国古代中药具有悠久的用药历史和丰富的用药形式,制药技术较为发达。
1.对于药物剂型而言,古代就有药性决定剂型、从临床用药需求选择适宜剂型的论述。早在商代就有汤剂使用记载,战国时期《五十二病方》记载有丸剂、洒(散)剂。该时期丸剂最为常用,出现有以酒、醋、油脂制丸的技术;《内经》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的记载。
汉代张仲景在“因病制剂”的原则指导下创制了各种药物剂型,其《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记载有煎剂、丸剂、散剂、酒剂、坐剂、导剂、含化剂、滴剂、糖浆剂、软膏剂、洗剂、栓剂等十余种剂型。
晋代《肘后备急方》记载有黑膏药、干浸膏、浓缩丸、蜡丸、熨剂、尿道栓剂等剂型,并首先使用“成药”这一术语,并有专章论述。唐朝《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所载“紫雪丹”“磁朱丸”“定志丸”等中成药至今仍在沿用。
宋朝是我国成药大发展时期,设立有专门的制药、售药机构(和剂局、惠民局)。同时期编著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载了大量的方剂及其制备方法,其中成药775种,方剂791首(按剂型分,丸剂290方,汤剂128方,煎剂2方,煮散剂26方,散剂233方,膏剂19方,饼剂4方,锭剂2方,砂熨剂4方,丹剂77方,粉剂1方,其他剂型5方),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中药制剂规范。
明代《本草纲目》收载中药剂型近40种,除记载丸散膏丹常用剂型外,尚有油剂、软膏剂、熏蒸剂、曲剂、露剂、喷雾剂等。明清时期,中药制剂品种繁多,剂型齐备,官方管理严格,其生产与经销得到进一步扩大。
2.在给药途径方面,战国时期除用药外敷和内服外,就存在有药浴、熏、熨等法;到东汉时期,给药途径就多达几十种,如洗身法、药摩法、含咽法、烟熏法、灌肠法等等。这些给药方法在后世都得到了保留并有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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