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史料缺失这事还是别在其他人身上找原因。帮前朝修国史的传统是南北朝才开始有的，《汉书》虽然是东汉人写的，但班固最初是私人修史，而且行为曝光后还入了狱。《后汉书》也是南朝范晔修的私史，东汉灭亡后很多人都写了关于东汉的史书，都是私修，范晔就参考了这些史书。《三国志》就不用提了，官修的《晋书》则是等到唐朝才正式编撰完成的。因而西晋政权肯定没有义务也没有意识去帮蜀汉编撰史书。

至于给自己编撰国史，那三国正好处于这种制度的萌发期。最早的官修纪传体国史是东汉朝廷编撰的《东观汉记》，但问题在于，编撰国史并不是一个常态开展的工作。史书里记载《东观汉记》先后至少编了五次，每一次都是召集了大量官员学者到兰台和东观完成编修工作。

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在汉明帝时期，也就是光武帝去世之后，编撰内容包括《世祖本纪》（即光武本纪）、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等开国故事，完成列传、载记共二十八篇。因此，这些东汉开国故事是光武帝的儿子找人收集来的，并非光武帝时期随时记录下。

这一点在后来也没有变化，《晋书·陆机传》记载陆机在晋惠帝（司马衷）时期才作为史官开始撰写《三祖纪》，也就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人的传记，此时西晋已经建国三十年左右了。《史通》里记载了孙吴编撰国史的经过，提到孙权末年派太史丁孚和郎中项峻编撰国史，结果二人无法完成任务，等到孙亮继位后又派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等人访求往事，才使得编史工作顺利开展。

这条记载相当有价值，它透露出这么几个信息：

1.编史工作并非常态化开展，孙权称帝二十多年后才开始推动这项工作；

2.编史是有门槛的，需要相应物力和合适人选，孙权时期的编史工作就失败了；

3.编史不是简单收集官方文书资料，而是需要从相关人士处“访求往事”。

之所以说三国时期处于编史制度的萌发期，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史官制度是东汉末年才出现的。虽然东汉多次组织编修国史，但东汉建立一百多年也没有设置专门的史官，编撰史书的人里有县令，有从事，有大将军司马，有文书官员，包括孙权派去编撰国史的丁孚和项峻也一个是管天文的太史，另一个是文职人员郎中。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孙权属于是找不到合适人选乱指派人了，修不出国史也很正常。

司马迁

真正专职编修国史的官职叫作著作郎，之后历代的史官都叫这个名字。这个称呼在东汉后期已经出现，但直到曹魏时期才成为正式官职，在曹操时期的建安朝廷已经出现了荀悦这种专门的史官，职务是秘书监，后来秘书监又被曹操改成中书监。魏晋时期著作郎时而被划给中书，时而被划给秘书，应当就是来自于汉末制度的影响。

问题在于，曹操与其后人进行的这些制度改革吴蜀肯定是不会承认的。曹魏设置著作郎负责修史，没理由吴蜀也要去设置著作郎，因而吴蜀建立时都沿袭了东汉前中期不设专职史官的制度，这才有了孙权找不到专职史官于是病急乱投医的案例。

很多人在猜测蜀汉有史官制度时提到最多的两个说法，一个是后主传里的“史官言景星见”，但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个“史官”指的是天官太史，职责就是专门看星星记录天文异象。另一个则是撰写了《三国志》的陈寿在蜀汉曾担任东观秘书郎，撰写了《蜀书》的王崇也在蜀汉朝廷担任过东观郎，东汉国史《东观汉记》又是在东观编撰的，因而东观就是修史机构，东观郎就是史官。

陈寿

但事实上东观并不是什么修史机构，而是藏书机构，朝廷的各种图纸文书典籍资料都收藏在这里。东观郎的本职工作是校正图籍，而不是修史，这里不止开展过修史工作，还开展过多次校书工作，例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字典《说文解字》就是在东观完成的。

之所以修史工作会在这里开展，是因为包括朝廷诏书、大臣奏章、地方图籍等修史必备的资料都放在这里。班固去世时，《汉书》还有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于是汉和帝下诏让班固的妹妹班昭前往东观，凭借藏书完成剩余部分。华歆之孙华峤担任尚书郎时负责官制，他当时正准备改写《汉纪》，于是借职务之便览遍秘籍资料，完成了编撰。

陈寿和王崇在东观工作过，翻阅了大量蜀汉的图籍资料，他们事后凭借这种优势撰写私史再正常不过。但史书又记载王崇的《蜀书》很多地方都和陈寿写得不一样，这其实就体现出了个人撰写私史的不容易以及局限性，无论陈寿还是王崇，他们都不可能把东观藏书完全背下来，而且他们修史是在蜀汉灭亡之后，此时应该已经无法再随时翻阅这些资料，只能凭个人努力来撰写史书。

许多人所提到的蜀汉重要人物没有传记这事纯属正常，因为官方文书里自然不会有个人传记资料。实际上即使是在有官方编写史书的曹魏和孙吴，创业时期的人物行事丢失也是很常见的。例如曹操的小舅子任峻是早年帮助曹操起兵的重要人物，提出了屯田的建议，在官渡立下大功，封侯也很早，但在三国志里仅有三百多字的描写。史涣、韩浩、乐进等重要将领的记载也很少，大概是因为没有能成功从他们的后人那里打听到相应事迹。

任峻

这些还属于留下名字的，至于曹丕称帝时的碑文里那堆“振威将军涅乡亭侯臣题”“忠义将军乐乡亭侯臣生”“安众将军元就亭侯臣神”之类的人物则连姓氏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用说生平事迹了。相应的，孙吴宿将宋谦，孙权的姐夫，同时还推荐了诸葛瑾的弘咨，孙策的谋主秦松、陈端，孙吴的首任丞相孙邵都缺乏记载，这些都是韦曜等人“访求往事”时的漏网之鱼。

其实从陈寿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他对蜀汉不修国史的遗憾甚至是埋怨。例如在对刘禅的评价里专门提到“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就是对刘禅不派人编修国史的不满。

蜀书里又特意将杨戏放在最后一个，在其传记之后全文收录其评价蜀汉开国大臣的《季汉辅臣赞》，同时补充这些人物的相应事迹，但多数人物都只能补充籍贯字号官职，然后遗憾地写一句“失其行事，故不为传”。大概陈寿想象过如果刘禅能让自己编修国史，他去找杨戏本人或者这些大臣的后人“访求往事”，就不会被迫写下这些遗憾满满的字句了。

很多人表示吴懿、吴班、陈到这些重要人物居然没有传记，但实际上陈寿在蜀书十五的最后把他自己所能搜集到的关于这些人的事迹都列了出来，这其实已经是他个人能力的极限了。蜀汉但凡真的搜集过这些人的事迹，在东观工作过的陈寿也不至于拿《季汉辅臣赞》来当代餐。

像蜀汉这种后来连三公都不设置的朝廷，估计是打算等北伐有所成效后再完善制度，连对开国将领的追谥都是刘禅继位近四十年后的事。至于优先度本来就不高的编修国史，暂时放一放也不奇怪。

我见过一种声音是说吴氏兄弟属于副国级高官了，陈寿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事迹。这属实不讲道理了，这些人活跃的时候陈寿都没出生，离蜀汉灭亡还有三四十年之久，只有杨戏这些人才知道那些蜀汉开国官员的事迹，然而当陈寿开始撰写《三国志》时，他已经没机会再和杨戏等人见面了。

张嶷是蜀汉后期比较有名的一个将领，《三国志》里对他的生平记载绘声绘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实际上张嶷一生官至荡寇将军，这样的人物在姜维手底下有一堆，但他和陈寿是老乡，陈寿收集他的生平事迹比较容易，所以才在史书里出彩。《蜀书》的传主里籍贯最多的就是陈寿的出生地巴西郡，谯周传甚至把陈寿本人和谯周的来往故事都写了进去。

唯一可以确定陈寿是掌握了资料却不敢写的蜀国人物是夏侯霸。夏侯霸活跃的年代和陈寿相近，且蜀汉朝廷给出的谥号里只有夏侯霸的没有记载。这大概是因为夏侯渊的后人在西晋地位十分显赫，多人出任高官，如果把夏侯霸传写进蜀书，属于是打夏侯渊家族的脸了。

夏侯霸

另外经常被提到的一个点是司马炎让陈寿编撰《诸葛亮集》之后，他编出了十万字来。这其实正好说明蜀汉有相当一部分文书得到了保存，而且诸葛亮的后人也活到了西晋时期，得到官方支持的陈寿要编撰《诸葛亮集》有现成条件。但撰写私史的陈寿有条件拜访其他蜀汉遗臣吗，这就不好说了，《蜀书》里有较多巴西人，其他一些益州籍的人也有办法收集，至于外州人士在蜀汉灭亡后就被迁出了益州，陈寿要找到他们实在太不容易了。就拿和关张同传的黄忠来说，黄忠儿子早卒，陈寿想要打听黄忠的生平事迹，也就只能从官方文书里找到只言片语。

从刘备占领益州到蜀汉灭亡，一共是经历了大约五十年，这种长度的政权在历史上非常多。同样建立在蜀地的成汉等政权也没有留下多少史料，因而蜀汉资料少属于这类政权的常态。但因为后人们都把蜀汉当作和魏吴对等的政权，所以对其史料的缺失现象有诸多不满。不过要我说，蜀汉能有目前这种体量的记载，陈寿还有常璩等人功不可没，就别再怪这个怪那个了。

关于蜀汉史料被销毁这种猜想。如果说是蜀汉的文献图书被销毁，那还可以讨论一下，至于官修史书，我觉得你不能销毁一个不存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