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官民的友好款待

圆仁是日本使团成员、请益僧,后来因“会昌废佛”成为遭受迫害的对象,同时还是大饥荒的受害者。多重身份使得他可以接触到中国各个阶层的成员,从官员、僧侣到普通百姓。《行记》中对这些交往活动的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唐代中国人对日本来使的态度。

圆仁在海上航行近一个月后,于开成三年(838)七月二日到达扬州海陵县淮南镇。虽然时间已晚,盐官元行存还是乘小船赶来慰问。同时“在水路边申云:‘今日已晚,夜头停宿。’随言留居,劳问殊深。兼加引前之人”。几天后,“海陵镇大使刘勉来慰问使等,赠酒饼,兼设音声。”海陵隶属扬州,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为扬州最高长官,令专人“勾当日本国使”,遣人送来蜜糖(《行记》卷一开成三年八月廿六日条),并为即将前往长安的日本国使“设大饯”。

离开扬州辗转前往赤山的路途中,沿途的县令、县丞、主簿等地方官员接待了圆仁一行,当闻知使团中有人染病时,还帮助请医问诊。有的官吏招待使团成员在自家留宿,以减少夜宿航船的辛苦。更设各种宴请,其中尤以“到宅吃粥”之类的家宴最能表达心意。官员“见远僧,殷勤慰问”{4}的态度多少可以缓解圆仁一行的劳顿。

即使在“比年虫灾,百姓饿穷,吃橡为饭”的登州,使君也热情地邀圆仁等“上厅里啜茶”,并“手书施两硕米,两硕面,一斗麦油,一斗酢,一斗盐,柴叁拾根,以宛旅粮”。从登州文登县至青州,由于“三四年来蝗虫灾起,吃却五谷,官私饥穷。登州界专吃橡子为饭。客僧等经此险处,粮食难得”,圆仁修状向节度副使张员外乞粮。日记后面记载了“员外施给粳米三斗、面三斗、粟米三斗”,使圆仁暂时免去断炊之忧。后有尚书赐“布三端、茶陆斤”,圆仁修书拜谢,“尚书唤入衙前,传语:‘所施轻少,不足言谢。劳和上来,好去。’”足见真诚殷勤。

圆仁的巡礼之旅充满坎坷,既经历了海上的惊涛骇浪,也饱受了风餐露宿的辛劳。虽然沿途有时可以寄宿寺院或由地方官吏安排住宿,但很多时候需向普通百姓家化缘、借宿。圆仁抵达长安前辗转的各个地方,多遭受经年虫灾,加上兵荒马乱,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前来化缘、投宿的日本和尚,百姓的态度更能展现真实的一面。

《行记》中多处记述了圆仁一行投宿化斋的经历,而且对于各家主人,圆仁都给予了简洁的评价。诸如“主人不恶”、“主人心直”、“主人心平”、“主人殷勤”、“主人有道心”、“主人足道心”、“主人心性直好,待客殷勤”等。适逢乱世,更兼连年虫灾,百姓果腹尚且不易,要分出一粥一菜给远来的僧人的确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仍有人心存道心,自己生活困顿,还乐于施舍,殷勤待客,由此更能看到中国百姓对日本僧人的友情。

身为请益僧,圆仁与僧人的交往更为频繁。抵达扬州后不久,“开元寺僧元昱来,笔言通情,颇识文章。问之国风,兼赠土物。彼僧赠桃果等。”此后数日,有不少僧人闻讯而来,均以“笔书问知”。即使是沿途“偶谒寺家”,也会同“诸僧等卅有余,相看啜茶”,而且对方还请圆仁等“夜宿闲房”。圆仁曾顺路去拜见真庄村天门院的法空 梨,“此师曾至本国,归来二十年”。可能是因为有过赴日的经历,法空待圆仁自是不同。不仅让他“夜宿其院”,还让圆仁“得尝新粟米饭”。当使团抛下圆仁等三人先行离去时,赤山院“众僧共来慰问”,而且“院里老少深怪被抛却,慰顺殷勤”。正因为僧人态度友善,圆仁才会决定“拟山院过冬,到春游行巡礼台山”。

虽然言语不通,但是中日僧人笔谈甚欢,“禅门宗僧等十三人来相看……笔书云:‘并闲闲无系,云游山水,从此五峰下游楚泗,今到此郡,殊喜顶礼。大奇,大奇!欢之甚也。今欲往天台,告辞便别。珍重,珍重!’爰笔书报云:‘日本僧等昔有大因,今遇和尚等,定知必游法性寂空。大幸,大幸!若有到天台,必将相见。珍重,珍重!’”

当然,圆仁与中国僧人的交往并非都是愉快的经历。有些地方“寺主典座,心性庸凡,不知主客之礼”。也有“院主僧见客不喜”的情况。但是总体看来,中国僧人对待日本僧人还是十分友好的。不仅让他们临摹佛像、参加讲经,而且还允许他们抄录日本没有的经书,并且口授真音。这些不仅对佛教流传意义重大,对中日两国的交流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日僧所见所闻的唐史

历朝历代的“正史”,特别是有损皇室形象的历史,都不可能是绝对真实的记载。而所谓“野史”、“传奇”等,又欠缺对细节的客观记载。圆仁在唐期间,从官府的友人和民间百姓那里听到了多件有关宫廷斗争和官场倾轧的传闻,并将所见所闻客观地记录在《行记》中。因此,《行记》中有关唐代政事的记载,介于“正史”与“野史”之间,对于更好地了解历史具有一定的意义。

例如关于文宗朝皇太子暴毙内幕,圆仁所记为:“今天子为有人计煞皇太子。其事之由:皇太子拟煞父王作天子,仍父王煞己子云云。” 虽然据正史记载,太子为“暴薨”,但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均有暗示其中奥秘的记载。圆仁的信息想必来自民间,由此可见当时此事的社会影响。

权倾朝野的宦官仇士良杀太子立武宗,关于这场政变,圆仁记录道:“又闻:开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天下三日举丧着服。又闻:新天子上位,城中杀却四千余人——先帝时承恩者也。”{10}这场宫廷政变,在正史中所载甚明。但是有关在这场政变中牺牲的人数,并没有准确的记载。圆仁所记,可作参考之一。

同样,对于武宗的死因,《行记》中的记述是:“闻天子崩来数月。……身体烂坏而崩矣。”武宗迷信所谓的不老丹药,其成分中含有大量汞、铅等重金属,长期服用会导致慢性中毒。武宗废佛、灭佛,笃信道教,最后成了道士错误实验的牺牲品。汞中毒会导致腐蚀性口腔炎、肠胃炎、肾衰和肝脏损害,还会伴随情绪激动。正史中所记“喜怒失常”、“旬日不能言”,都属于汞中毒的症状。而皮肤接触汞的化合物,可能引起丘疹、水泡,因此才会有“身体烂坏”一说。

三、唐代民生实录

圆仁在唐期间,辗转大半个中国,亲眼目睹了各地黎明百姓的生活。因此《行记》对民生也有诸多记录。

《行记》记录了蝗灾波及的地域,更记录了蝗灾对社会的影响。“缘人饥贫,多有贼人,杀夺不少。又行客乞饭,无人布施。”而且因为虫灾,很多人家无余粮,面对化缘的和尚,有的悭吝,有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也使得圆仁的巡礼之路徒增艰辛。

圆仁还认真地记录了物价,这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有很大帮助。有缝纫费用,如开成三年(838)十月九日条:“始令作惟皎等三衣。……缝手工:作大衣廿五条,用一贯钱。作七条,四百文。作五条,三百文。总计一贯七百文”。有手工费用,如开成三年十月廿四日条:“雇人令作惟正等坐具两个。……作手工:作一个用二百五十文,总计五百文。”有书籍价格,如开成三年十一月二日条:“买《维摩关中疏》四卷,价四百五十文。”甚至还有渡船的费用,如开成五年(840)四月十一日条:“此药家口多有舟船,贪载往还人。每人出五文,一头驴十五钱。”

更重要的是,圆仁记录了同一时间不同地域米价的差异。开成五年(840)三月二日条记录了登州都督府城的米价:“粟米一斗三十文,粳米一斗七十文。”三月十五日到达莱州城外西南市集时,“粟米一斗五十文,粳米一斗九十文”。三月十九日行至北海县时,“米一斗六十文,小豆一斗三十五文”。而据三月廿五日条中所记,青州“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米价之高,已让圆仁一行“无米可吃”,只能“进节度副使使张员外乞粳食”。四月十日,圆仁到达禹城县,此地“粟米一斗卅五文,粳米一斗百文,小豆一斗十五文,面七八十文”。遣唐使团离开日本时,都可从朝廷得到资助。而且圆仁来唐后,也得到许多官吏或商人等给予的经济援助,沿途又有不少“有道心”的主人免费提供食宿。即便如此,在几乎天天“断中”的情况下,圆仁依然难以果腹,由此可见普通百姓的生活多么艰难。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刚到中国时,圆仁并不担心一日三餐,所以从未记载过粮食的价格。反而是制衣、手工、书籍和摆渡等价格让他觉得新鲜,也许是为了与日本进行比对,所以一一记录。而到了后期,圆仁几乎是以逃难的状态辗转各地。身边银钱消耗殆尽,加上天灾人祸,粮价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因此才会集中记录米价。

《行记》宛如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如果分别加以归类,还可以总结出有关诸如李德裕、仇士良等历史人物的记载,五台山的佛国传说的记载,圆仁在唐时期天文异象的记载,对唐末火灾和人祸的记载,对武宗时期道士活动的记载等类别。圆仁虽不能听说汉语,却用汉文完成了这部作品。在行文中,偶尔流露出他的期待、迷茫、焦虑、牵挂和绝望,但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在用笔忠实地记录所见所闻。因此,对《行记》的深层解读,既可以帮助我们还原一个更加立体的历史,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时来华日本人的视点与感受,是对本国文化和日本文化进行解读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