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一）//

老程从小爱读史。福尔摩斯在谈起莫里亚蒂的时候说到：“世上本没有什么新事。历史就好像一个车轮的轮辐，总是在不断重复”。好吧原话我不记得了，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史书里可以见到任何作家都想象不到的奇幻情节，所有的崇高和卑劣人性，都不加臧否得铺陈在你面前。而中国史书的连续性、对照性都非常之好，是一个穷尽一生都无法挖掘完成的宝藏。好在我也没打算做什么太深的学问，只是想多读点书好有点“书卷气”，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就行了。这些年来也确实读了不少书，这里要感谢各位赠书的大拿们。特别鸣谢许总裁，在做南京紫峰大厦的时候，我死皮赖脸的从他那里搬走了这套88本的《二十四史》。我也挺对得起标价一万八的书，有几册都需要折旧了...

其实书这玩意装帧越差越读得多，当年买的第一本岳麓简装版史记都被我读烂了，后来还专门照样再买了一本留作纪念。

今天要介绍一本奇书。这本书从它第一次出世，至今已有一千七八百年了，然而它给中国历史的震撼，还远远没有结束。

它就是《竹书纪年》，也称为《汲冢纪年》。

出世

这本书的出世，在当时就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件。晋书上有多个不同的记载，因为史书一贯用字简约且《晋史》编撰水平偏低，相互还有矛盾之处。晋书《列传二十一·束皙》中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武帝本纪则记录为咸宁五年，比泰康二年早两年），有个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挖了一个春秋魏国国君的坟墓，得到了几十车“蝌蚪文”的竹简。汲郡，在现在的河南省卫辉市。不准，是姓“不”名“准”，而这个“不”也不读bu4，而是读fou1或者biao1。

当年发掘出来的这些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林林总总一共有七十五篇十余万字，分了十来个不同的类别。其中的《纪年》部分一共是十三篇，以编年体的体例，记载了从夏朝以来到三家分晋之后的魏安釐王二十年之间的历史。盗墓者只是为了求财，挖到墓内居然引燃了这些竹简来照明，结果到政府派人去收取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损坏。晋武帝就派了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因为魏国那个蝌蚪文和小篆差异颇大）。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干到一半被贾南风杀掉，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最后是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

晋朝整理完成之后，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本书的真实性没有什么问题，于是很多晋代和之后的书都参考和引用了它，比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十三经里的《左传正义》，郦道元注的《水经》和郭璞注的《山海经》等等。这里面好几个名字到今天还是如雷贯耳，充分说明了《竹书纪年》的权威性。

到这里似乎是一个团圆结局了。然而命运多舛，《竹书纪年》的倒霉日子还远远没有到头。唐末天下大乱，经历了五代战乱之后，这本书居然就再次失传了...宋仁宗修的《崇文总目》，是北宋时期最大的官修书目，收了3400多部3万多卷的经书典籍，可是里面连个《竹书纪年》的名字都没有。这可咋整呢？

今本

明嘉靖年间，市面上出现了一种二卷本的《竹书纪年》，又称为《今本竹书纪年》。这本书出世之后非常之流行，但也经常被质疑，到了清代考据派当道，特别注重文字的契合，于是它干脆就被怀疑是伪书。一是来路不明，二是体例与历来所引《竹书纪年》有所不同，最关键的是它跟那些曾经引用过《竹书纪年》的书对不上。特别是前面说到的《水经》和《史记》的注本，与其有着大量异同，例如《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今本里则写的是“共二百八十一年”。

原本已经散佚，出来个《今本》你们又说是假的；那真的又在哪里呢？清代的批评者们也都是强人，不是有句古话叫做“天下文章一大抄”么？既然从晋朝以来一直被人引用摘抄，而那些抄了它的书都还在，咱们能不能重新抄回来？

古本

说干就干。道光年的翰林，上海嘉定人朱右曾，就干成了这件事：他蒐辑了西晋以来诸多书籍和注疏文字中所有被引用过的《竹书纪年》文字，成果称为《汲冢纪年存真》。所有他引用的书都截止到北宋为止，靖康之后的一律弃而不取。

再往后到了民国，王国维接过了棒。1917年，他依据朱右曾的成果，再加以补充订正，最终完成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本，发表在广仓学宭出版的学术丛编中。这个“古本”称谓，正是相对于上面的那个“今本”而言。千万别搞错了，是先有的今本，后有的古本。

所以，我们一共有过三个大的版本，晋武帝版，今本和古本。其中第一个已经没有了，第二个大概率是假的，第三个都是真的但不怎么全。

到这里估计你就跟我当年一样，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从眼前升起：一本当年如此轰动、多次被大拿引用、几乎全篇都能从各个被引文章里找出来的书，究竟是怎么会搞丢了的？

这是因为它里面记载的历史，跟我们通常知道的大为不同，故而几百年来不断被传统学者排斥，以至于从显而晦，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直到宋代干脆就失传了。随便举个例子：

柳宗元有一篇很有名的散文叫《舜禹之事》。文章开篇说，曹丕从汉献帝禅让之后，说了句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然后世人都笑话他，柳宗元则为曹丕辩护，意思大概是汉失其鹿，曹魏代之是顺天应时云云。

但如果参照《竹书纪年》，那么柳宗元就是纯粹瞎掰，而曹丕这句话是大有深意——因为书里谈到舜从尧帝手里接过王位，其实并非是禅让而是舜囚禁了尧，不让他的儿子丹朱与其相见，篡位之后又把丹朱给流放了。也就是说，所谓的禅让根本就是表面文章，这跟曹丕逼汉献帝让位，又有什么区别呢？曹丕说“吾知之矣”，根本一点毛病没有啊...

至于《竹书纪年》里还有什么其他惊世骇俗的内容，咱们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