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仇鹿鸣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1.）

2018年11月，仇鹿鸣出版了其新作《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全书共八章，包括作者已发表的七篇学术论文，以及新撰写的结语部分。作者近年来持续关注唐后期政治史，复对收入本书的论文做出较多增补修订，因此本书可视为一部论点明确、体系完整的学术专著。关于安史之乱以后唐廷与河北藩镇之间的关系，查尔斯·彼得森（Charles A. Peterson）、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等西方学者曾以地方自治、军事征伐等视角论及，近年来黄楼、李碧妍、张天虹等国内学者又在史事阐发上多有新见，但系统性的论述尚未及见。仇鹿鸣这部新作正是以此为切入点，上起安史之乱爆发前夕，下迄唐亡，集中探讨了一个半世纪内唐廷与河北藩镇之间的政治关系演变，涉及安史之乱、贞元政局、元和削藩、会昌伐叛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何为“长安与河北之间”？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从大量的具体政治行为与文本中发现潜藏着的‘默契’，勾勒‘默契’形成中的博弈及定型后对唐廷与藩镇双方行动的制约，是本书试图达成的重要目标。”读罢此书，颇感其立意之新与所涉之广，浅谈于下。

《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李碧妍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如果撷取全书最为核心的概念，则作者反复论及的“政治表达”恐怕首当其冲，而它恰好可以作为我们进入本书的一把钥匙。随手翻检《全唐文》，我们会发现大量作于唐代后期的神道碑、刺史厅壁记以及家庙碑，学界多将其作为考辨人事的习见史料，从而遗漏了其背后蕴含的巨大信息。仇鹿鸣则将其视为一种政治话语的表达和权力关系的昭示，具体到河北藩镇，则是安史之乱后中央与地方长期博弈之产物，同时包含了唐廷对于河北的掌控尝试和藩镇对于长安方面的反馈姿态。这正是仇氏着意提出的“政治表达”，它对应于传统政治史关注权力斗争变迁的“政治实践”。这组对应且互动的概念贯穿全书，尤其在第五章对田氏魏博的研究中得到精彩展现，将德、顺、宪三朝诸多关键史事串起，剖析出了一条令人信服的内在演变理路。

“政治表达”这一概念的阐发，离不开充分细致的文本分析，而这种基于史实考辨的个案研究又成为作者理论构建的基石。唐代藩镇研究向分两派，以张国刚、王寿南为代表的学者重视结构架设和类型分析，而以毛汉光、渡辺孝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者则着眼于个案分析，两种理路本来各有所长，但近年来宏观分析日渐冷落，个案研究则不断增多，并呈现出细碎化和模式化趋向。这种蔚为壮观的集体劳作掩盖了唐代藩镇研究中深耕不足、视线狭獈的缺点。对于仇鹿鸣来说，“政治表达”很巧妙地成为连接个案与整体的桥梁。例如在讨论宪宗年间河北局势变动时，作者并未胪列河朔三镇进行比较，而是选取魏博节度使作为关结点，以此观察整个河北的政治动向；又如以王伷的个人仕宦命运为视角，观察安史之乱期间陷伪官员的内心世界，并进而探讨了时人对于“忠”的认识变化；再如从李裔墓志释读出唐末昭义军的大量信息，并由此提出了“骄兵化”以及藩镇叛乱两种类型的观点。诸此种种，都显示出作者游走于个案实证与理论建构之间的从容娴熟，也使“政治表达”具有了现实的力量。

罗让碑现状

仇氏独到的个案分析，是以大量石刻史料为基础的，这中间既包括新出土的唐人墓志，更有重见天日的传世碑刻史料。全书八章内容中，有四章是围绕新史料展开论述，依次为严复、王伷、李裔三人的墓志以及罗让的神道碑。此外，在探讨燕政权统治下民众心态时，作者裒集了多达60方相关墓志，远超此前学者的运用数量，从而使其论证建立在坚实而可信的基础之上。仇氏对于石刻史料的利用方法尤其值得学界借鉴。作者并非一味汲汲于占有最新的出土墓志，做蜻蜓点水之研究以领风潮，而是对石刻史料的价值进行甄别衡量，意义重大者集中考辨，支蔓残缺者则用为辅证。此外，作者善于从传世文献中发现以往未予重视的碑志史料，并加以重新考订，使之焕发出全新的学术价值，其对罗让神道碑的利用即是一例。该碑在《全唐文》中仅存二百字且残缺难读，作者先后从两种方志文献中发现了其完整原文，经过对比考订，最终使这方长达三千字的碑文重新进入学界视野，并对理解唐末魏博政治产生重要作用。事实上，像罗让碑这样湮沉于习见史籍中的唐代史料尚有很多，而仇氏的利用方法无疑值得唐史研究者学习借鉴。

当然，探讨本书的学术意义，仍需要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寅恪所提出的河北胡化理论。陈氏的理论本源于其一贯主张的种族文化观，用以探究唐后期统治阶级的升降及其包含的族属因素，但近年来胡化理论被做出一些过度的诠释，以至面临困境。例如久盛不衰的粟特学对于安禄山及其诸多叛将粟特种族的强调，并为解释这一商业民族的游牧化而提出了“粟特人的突厥化”命题；又如以森安孝夫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提出了“过早的征服王朝”理论，认为发生于8世纪中期的康待宾叛乱和安史之乱，均可视为此后辽、金等“征服王朝”的最初形态。有鉴于此，仇鹿鸣在本书中以“胡化说的射程”为切入点，从“对胡化范围及程度的考辨”以及“如何理解中晚唐长安士大夫眼中河北社会所呈现出的‘异质感’”主客观两方面重新加以考察，提出“血统上的混杂恐怕不能被简单地比定为‘胡化’，是否维持部落形式才是判定胡化程度的重要标尺”，进而通过对燕政权中诸种汉式政治表达及其内部变化的论证，得出“不能仅因时间上的连续性或兴起地域的邻接性，简单地将安史之乱、沙陀王朝与之后的辽、金等王朝相提并论，构拟出一条‘连续’的历史线索”的看法，不能不说是深具见地的。

在上述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对于“唐宋变革”论的反思与回应。自内藤湖南提出这一学说之后，中古史研究始终无法绕开它。这一理论在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中古社会向近世转变的内在过程的同时，却也无情地吞噬了唐代本身的历史。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唐朝后半段历史成为进入五代乃至宋初的一种必然准备，胡化、藩镇割据等现象被过度强调，并被赋予历史目的论，唐史研究日益表现出被“肢解”的趋势。对此仇氏认为“我们在承认其价值的同时，亦需保持警惕，至少尝试观察历史演进中的不同节奏”。显然，这个问题不是一位学者、一部著作所能解决的，而作者的态度也因此审慎很多。事实上，唐代历史分期正体现出了这种无奈，即便放弃以安史之乱为界点的二分法，我们目前也只能以“初唐”、“盛唐”、“中唐”及“晚唐”这种颇为含混的时段划分姑且代替，而这些概念本是借取于文学史领域。本书副标题袭用了“中晚唐”这一成说，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种尴尬。

相较于中国古代史某些领域的“热闹”情形，唐史研究近年来颇显沉寂，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出史料的缺乏。然而历史研究并不应该是哪里热闹往哪里去。仇鹿鸣的这部新作，给我们展示出唐代历史所能呈现出的另一种“表达”。从作者的钩稽爬梳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慑人心魄的历史瞬间和耳目一新的原创观点，这些创见贯穿起来，是唐史研究所呈现出的颇为不同的一种面貌，展示出唐史研究所具有的诸多可能性。显然，这是一部开拓性而非总结性的著作，它有理由引发更多的讨论与关注。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23日 12版），作者王炳文（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