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新旧《五代史》

文︱仇鹿鸣

真正认识陈尚君老师其实很晚，2006年下半年，大家都搬进了簇新的光华楼，第一次拥有四间办公室的陈老师大喜之下，在课表上大笔一挥，一口气开出了五门课。而我当时课都修完了，还没写博士论文，有些百无聊赖，这五门课陆续都去旁听了。是时陈老师《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全唐文补编》两书出版未久，慕名来听课的学生很多，围着2717的圆桌挤得满满当当，经常还需要加座。后来才知道，这五门课本来是面向陈老师自己带的研究生的小课，不过因为旁听的人多了，索性就变成了一本正经的课程。

课上具体讲了些什么，已经没有印象了，只是记得陈老师很喜欢讲一个段子，大意是说《旧五代史》某一处记“杀二千人”，他考证后大笔一挥，改“二千”为“二十”，“一下子救了一千九百八十个人的命，真是了不起的功德”。稍作停顿，尚君师又幽幽地说，“可惜这些人谁也没活到现在”。

人的命运有些时候确实是难以预料的，当时凑热闹坐在下面的我绝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自己的人生会和古籍校勘联系起来。从2008年留校工作至今，一晃已有十年，因为一起承担《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修订的缘故，和陈老师成了几乎每天都要见面的同事。以至于在2009年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唐雯商量着是不是去陈老师家拜个年，唐雯向陈老师报告后，尚君师立马丢下一句“每天见还不嫌烦呢”，我只能以“不管如何，国庆也要阅下兵”抵挡回去。于是，拜年去了，不过之后确实都没去，毕竟我们是“大宝，天天见”。

新旧《五代史》修订组成员在出版座谈会上。从左至右：唐雯、陈尚君、仇鹿鸣。

如何来形容校勘这样的工作呢，某种意义上，它像一个缓慢吞噬你时间的黑洞，十年来每个工作日的日常，无数的上午、下午或晚上，都变成一条条琐碎的校勘记、长编、标点，甚至更多的时候，翻检、复核后连这样的痕迹都不会留下，而写校勘记如同往一个巨大的储蓄罐里扔硬币，说得好听点叫日积月累，事实上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填满它。尤其对二十四史修订这样的工作而言，按预计进度完成与高质量之间几乎是不可能调和的矛盾。初识陈老师时，稍觉意外的是他毫无大学者的架子，表面上看起来高大威猛，不苟言笑，但一旦开始聊天，便妙语连珠，段子满天飞。渐渐熟悉并习惯了校勘工作后，我开始体会到这种性格的好处，在漫长而乏味的和古人较劲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点苦中作乐的本领，确实很难熬下来。

现成可以揶揄的对象，便是我们与之较劲的古人与古书，在新旧《五代史》的整理过程中，充当主要快乐源泉的是欧阳修。对，各位没有看错，就是那位在文学史上地位无比崇高的欧阳修。二十四史中，仅唐与五代各有两部正史并行于世，为区别起见，一般称为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其中《新唐书》《新五代史》皆为宋人所修，在后世远较旧史风行。其中《旧五代史》命运最为凄惨，至清初已亡佚，幸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才勉强搭上二十四史的末班车，成了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书。

《新五代史》的风行，主要由于欧阳修的文章，其中《伶官传序》一篇还曾入选过中学课本。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欧公虽是文章高手，言词凌厉，道德感很强（这一点，读一下新旧《五代史》对冯道的不同评价便可明了），不过以史学家而言似乎段位稍欠，自吴缜《五代史纂误》以降，历代为其挑错者汗牛充栋。志在“以史载道”的欧阳修对史实上的小出入大约也并不以为意，标举的是史法与议论。他生怕旁人不理解其著史的微言大义，亲自为之作注，阐发义例，托名弟子徐无党行于世。现代学者往往有拿学生的文章挂自己名字的，欧阳修则是把自己做的注让学生挂名，从这点而言，倒也算是一位厚道的老师。

正因如此，除了十国部分，《新五代史》在史料上的增补有限，多据《旧五代史》改写，不过这些改写多有不洽史文本意的地方，甚至不乏张冠李戴之处，而捉虱子则是校勘家的当行本色。

欧阳修改写《旧五代史》最常见的问题，便是大笔一挥，弄错人名与地名。例如卷八《晋本纪》先后把郑阮写成了郑玩、郭金海误乙为郭海金，这两位好歹是《旧五代史》中有传的人物，不能算无名之辈。《史弘肇传》中又混淆了何福殷与何福进，《旧五代史》中亦有何福进传，汉周时累历方镇，而何福殷则是河北的商人，地位悬隔。

欧阳修的行文习惯，叙藩镇好用军号而非州名，但转换时不免出错，《史彦超传》中将华州感化军误书为感德军。其实史彦超后周显德元年二月方授华州节度使，而早在后唐同光元年感化军便已改名为镇国军。《前蜀世家》中又将成都的名胜龙跃池写成了跃龙池。

欧阳修对职官制度似乎亦不甚了然，尽管他本人的官做得不小，如《唐本纪》清泰二年五月记忠武军节度使赵延寿为枢密使，根据《旧五代史》及《通鉴》可知，赵延寿具体的迁转经历是“以前宣武节度使兼侍中赵延寿为忠武节度使兼枢密使”，欧阳修颠倒了前官与后官，随即又在《周本纪》中将郭威后汉所任的官职由枢密副使“提拔”为枢密使。这些疏误，根本的原因在于欧公重书法，强调以史为鉴，而非史实，故于记事的精确性不甚留意。

作为文科生，欧阳修的可爱之处在于会犯文科生常犯的所有错误，读来不免令人莞尔，给枯燥的校史工作平添很多乐趣。例如对数字缺乏敏感，《吴越世家》记董昌“以钱二百万犒军”，可是《新唐书·董昌传》明明写的是“二百万缗”，一下子少了三个零。他的方向感好像也不太行，例如《晋本纪》记天成六年八月光禄卿张澄使于契丹，根据《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册府》的对应文字，张澄去的是高丽，而非契丹。

最离谱的大约是《王彦璋附裴约传》云：“存审以五千骑驰至辽州，而梁兵已破泽州”，《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叙其事云“援泽州”，同书《裴约传》则记“绍斌自辽州进军”。其实看上下文即可明了，时裴约被围于泽州，苦等救援，不知欧阳修派符存审跑到辽州去干什么。

由此连带发生的一个“小问题”是，欧阳修也搞错了奉命前往救援将领的姓名，《旧五代史》《通鉴》都记作李绍斌，李绍斌本名赵德钧，时为唐庄宗假子，故得赐姓名。欧阳修对五代流行的义父子这类拟制血缘关系颇为不满，认为败坏人伦，故在《新五代史》中立《义儿传》，予以批判。不过欧公其实也很注意维护本朝的政治正确，《新五代史·义儿传》中未收符存审，单独为之立传。盖因符存审的孙女后来成为宋太宗的皇后，不敢妄议。因此在《新五代史》中多恢复这些义儿的本名，孰料一不小心，便把赵德钧和符存审两个大活人“赵冠符戴”了一把。

而他对时间也缺少准确的观念，卷八《晋本纪》云“明年，明宗崩，愍帝继位”，问题是上文所记的是天成三年，愍帝即位则在应顺元年，其间隔了六年，一句“明年”把当中五六年的事情都给含混带过。

改写容易致误，新增的部分也未必靠谱。欧阳修尽管增补史实不多，仍于《晋本纪》中增补一条：“明宗下诏书褒廉吏普州安崇阮、洺州张万进、耀州孙岳等以讽天下”，可惜这一句话中便弄错了地名、人名各一处。普州安崇阮，册府卷六五、卷一五八皆作“晋州”。《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天成元年六月）以右龙武统军安崇阮为晋州留后”，记载了安崇阮迁任晋州时间。洺州张万进则情况较为复杂，《旧五代史》有两张万进，分别于卷一三、卷八八立传。其中后一张万进与“洺州张万进”年代相近，《册府》卷一二八记天成四年二月“以前洺州团练使张进为郑州防御使”，《旧五代史·唐明宗纪》云同年六月“以沂州刺史张万进为安北都护，充振武军节度使”，可知非同一人，而“洺州张万进”名“张进”。当然根据当时人的习惯，张进也可能是“张某进”的双名省称，另由于《册府》卷一五八宋本叙其事亦作“张万进”，亦不能排除五代史上有第三个张万进的可能。这种细碎的考证，对欧阳修而言，说实话有点超纲。

不过欧公有些改写，虽有失准确，但读来喜感莫名。如《前蜀世家》中对王建之子王元膺的相貌有一段描写：“元膺为人猳喙龋齿”，龋齿，《通鉴》作“龅齿”。这段文字意思显豁，就是说王元膺长得像“二师兄”，《通鉴》还补了一刀说他“目视不正”，凡是看过周星驰电影的人，对类似的形象都能会心一笑。而经欧公的妙笔生花，此条一下子与吴伟业“江南逢巧笑，龋齿向人开”并列，成为中国古人认识牙齿疾病的重要史料。

正因为欧阳修过犯累累，以至于我的同事唐雯在票拟《新五代史》点校前言时，愤然将他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三个头衔中的最后一个黜落，幸赖陈老师宅心仁厚，写定时又加了上去。毕竟尚君师硕士论文研究欧阳修，对欧公的感情比我们深。

新旧《五代史》出版座谈会与会学者合影

这样的创造性转化，非欧公独有，他的老朋友宋祁也不遑多让。《旧唐书·李翛传》云：“乃削银青阶。翌日，复赐金紫”，至《新唐书》中直接把“复赐金紫”改写了“加赐黄金”。小说家言：“公先奉诏修唐书，因以书局自随至成都，毎宴罢，盥潄，辟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望之者知公修唐书，若神仙焉。”（《岁华纪丽谱》）不知那天宋祁是否被美人迷乱了眼，一时手滑。

新旧《五代史》优劣，历来颇有聚讼。古人好文辞，讲史识，故重欧史，但从现代学术观念而言，《旧五代史》据实录删削而成，虽有本纪过繁之弊，却保留更原始的文献面貌，纪事的准确性远高于《新五代史》。我们可以赞赏《伶官传序》是一篇很漂亮的文章，但很难认同《伶官传》这样“鉴戒论”式的史学仍有当代意义，对“史学”价值的不同认识，也可窥古今学术演变之一斑。

修订组成员与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在新旧《五代史》出版座谈会前的合影

尚君师治学讲求通达，后来接触渐多，才明白当年课上他将“二千”与“二十”作为段子来讲，背后的深意在于告诫学生，治文献者长处在于细密，缺点则格局较小，一有发现便沾沾自喜，若从全局着眼，往往仅为小节。不过校勘时的一字之改，虽属小道，有时确实还能发生“焕然一新”的效果，以下再“剧透”两个《旧唐书》好玩的例子。

寿王瑁大概是公众知名度与实际事功反差最大的一位唐代历史人物，尽管他含着金钥匙出生，甚至一度有太子之望，但这些都掩盖不了其青史留名最根本的原因是遭亲生父亲夺妻之恨，成为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中落寞的配角。

但寿王果真就名“瑁”吗？宋人早有疑问。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引开元二十五年唐群臣请立道德经台奏答所附诸王列名及武惠妃碑，云寿王名皆题作“琩”。可惜欧阳修所据的两种石刻，今已不存，无从辨正。加上有《新五代史》的前科，是否可以信从，让人颇费踌躇。早年曾发现寿王女清源县主墓志，墓志由寿王亲自书丹，可惜未题名讳。所幸近年出土了他的另一个女儿阳城县主李应玄墓志（拓本刊《长安新出墓志》），志文中自叙先世云：“玄宗妃武氏，生寿王琩”，欧阳修终于对了一回。如果说寿王的“正名”，并无助于改变他中国史上最有名戴绿帽者的形象，那么下一条则兹事体大了。

阳城县主墓志

众所周知，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先后下嫁薛绍、武攸暨，共育有四子，岑仲勉《唐史余沈·太平公主诸子》条已有详考。这四个儿子中，唯她与薛绍所生的次子薛崇简事迹稍丰。唐隆政变时，薛崇简曾奉太平公主之命随玄宗、刘幽求、钟绍京等突入宫中，诛杀诸韦，因功封立节郡王。也因为这层关系，太平公主被诛后，“薛崇简以数谏其母被挞，特免死，赐姓李，官爵如故”。

不过薛崇简的名字，史有异文。《旧唐书·刘幽求传》、《通鉴》卷二〇九、《册府》卷八四作“崇暕”，《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平内难赦》亦作“崇暕”。《通鉴》卷二一〇又作“崇简”，胡三省注曰：“崇简，即崇暕”，知早期文本中便存在异文。不过随着薛崇简本人墓志的发现（拓本刊《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贰》），我们已知当以“崇简”为正。

横生枝节的是《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云：“又命左金吾大将军赵承恩及宦者左监门卫大将军薛崇简帅兵五百人往均州。”若此，堂堂太平公主之子，岂非成了一名宦官？而且麻烦的是，《旧唐书·中宗纪》《新唐书·韦皇后传》这两处直接对应的记载皆双名省称作“薛简”，令人无从稽考。幸《新唐书·谯王重福传》《通鉴》卷二〇九叙其事作“薛思简”，另《册府》卷五一五云：“时左监门大将军薛简、内常侍辅信义尤称纵暴”，可知这位常被省称为薛简的宦者全名当作“薛思简”。对一位男性而言，能洗刷宦官的嫌疑，无疑算是一件有关清誉的大事吧？

附记：自2006年初识尚君师，已近一纪，那次蹭课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学术道路。由于近期我们已答应中华书局，决意接手《通鉴》修订本的工作，把每天往储蓄罐中扔硬币的游戏继续玩下去，这种每天见面“密切而乏味”的合作关系看来还要持续很久。尚君师近十年中将主要精力都投入新本《全唐诗》的整理工作，司马光所谓“臣之精力，尽于此书”，绝非虚语。尤其经历去年因病入院的惊险后，更希望陈老师善自珍摄，“为国保重”（用宋人尺牍语），“且着忍辱甲，执智慧刀，弯禅定弓，端慈悲箭，骑十力马，下精进鞭”（敦煌文书《破魔变文》），放下俗务，全力冲刺，早日完成一部代表当代中国学术水准与品格的《全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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