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通行的《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有三百三十二卷，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

从书的总体质量上来说，应该算得上是上乘之作。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颇为客观地评价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也就是说，宋、辽、金、元等史均比不上《明史》。

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明史》的修纂时间既长、修纂者灌注心血和用力又最多。

当然，发生在编著《明史》背后的故事也最曲折、最复杂。

先从《明史》的修纂时间说起。

1644年清军入关，转年（即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便发出话来，说要纂修《明史》，组建了《明史》的纂修班子，总裁为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人。

实际上，这时的清廷立足未稳，南方抗清斗争如火如荼，根本不可能着手修史。之所以做出这个姿态，主要是当时南京的弘光朝廷正与清朝南北对抗，借此可以宣布明朝已经结束，断绝天下士民复明之望。同时，又可以笼络明朝遗老和降清汉臣，使他们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一句话，修纂《明史》的诏令实为一纸空文，用意在于政治而不在于修史。

清廷没能修纂《明史》，但到了顺治十八年(1661)，一部洋洋上百卷的《明史》已在民间悄悄流传开了。

这部《明史》的主编是湖州人庄廷鑨。

庄廷鑨是一个盲人，家中多金，因从明朝遗臣朱国桢的子孙手里购得朱国桢收集的许多明朝资料，就有意效仿左丘明编《国语》的做法，私自组织编写队伍，编写心目中的《明史》。私修史书，在清廷统治者看来，那是大逆不道！

朝廷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严查此事，缉拿了两千余人。

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六日，案子正式结案，处死了七十余人，史称“庄廷鑨明史案”。

到了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清廷宣布重开明史馆。

但《明史》纂修仍未能展开。

一则，明史馆的工作人员正在修纂《清世祖实录》，无法分身。二则，后来又发生了康熙皇帝拘禁权臣鳌拜、及由于撤藩而引发的“三藩之乱”。

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才有力量集中人力物力真正动手修史。

为了进一步笼络明朝遗臣、社会名流，康熙在诏修《明史》时，特开博学鸿词科，专门征召海内名士，承诺被录取的人均授以翰林院的官职。

靠这种手段，清廷收罗了一大批人才，如朱彝尊、汤斌、尤侗和毛奇龄等人。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清廷以徐元文为监修，叶方霭、张玉书为总裁，开始着手纂修明史。

但是，要修《明史》，有两个人不可忽视。

这两个人就是顾炎武和黄宗羲。

这两个人隐然为当时文坛领袖，而且，顾炎武辑存有关明朝史料一两千卷；黄宗羲也编《明文海》四百多卷，并著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此二人都是修《明史》的最佳人选。

大学士熊赐履写信给顾炎武，请顾出山。

说起来，顾炎武差点就命丧于“庄廷鑨明史案”中。

当年，顾炎武和潘柽章和吴炎等人同是“惊隐诗社”成员。庄廷鑨编《明史》时，把潘柽章和吴炎列名为参阅者，并通过潘柽章和吴炎的关系想把顾炎武也拉入编史行列中。但顾炎武看过庄廷鑨的《明史》，觉得冗杂不足道，断然拒绝。《明史》案发后，潘柽章和吴炎遭受到了凌迟酷刑。顾炎武因为没有列名，躲过了一劫。

现在，顾炎武给熊赐履的回信直截了当，毫无商量余地地答：“愿以一死谢公！”意思是如果要他出山的话，他宁可去死。

黄宗羲也和顾炎武一样，坚拒与清廷合作。

但黄宗羲、顾炎武觉得修《明史》事关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为了保存明朝的真实史迹，他们还是派出了得力助手参与明史的编纂。

这其中，主要人物是黄宗羲的得意弟子万斯同，同时也包括黄宗羲的儿子、顾炎武的外甥。

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自幼聪颖过人，博闻强记，读遍各种官修官籍。对明朝史事和各种典制、掌故、人物，了如指掌，绝对是编撰明史的好料子。

万斯同原本也和顾炎武、黄宗羲一样，无意与清政府合作，但他接受了老师黄宗羲的劝告，“以遗民自居，而即任故国之史事以报故国”，接受了清廷的邀请，答应参加“明史”修撰工作。

临行前，黄宗羲写赠别诗“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相勉。

按康熙特开博学鸿词科的宗旨，凡入史馆者皆授翰林院编修衔，均许七品俸，但万斯同不愿接受清朝的俸禄，以布衣入局，寓居于徐元文家。

徐元文名义上是《明史》的监修、总审稿人，但他对史学研究不多，修书主要责任由万斯同担负。

徐元文被劾后，王鸿绪为总裁，万斯同又受聘于王鸿绪，寓居于王鸿绪家。

康熙四十一年，万斯同病逝于王鸿绪家。

从康熙十八年至康熙四十一年的二十年时间内，万斯同先后审定了《明史》两种：一种为三百一十三卷本；一种是四百一十六卷本。这两种稿本都被称作万氏《明史稿》。

万斯同死后，王鸿绪将万斯同的四百一十六卷本删削为二百零五卷本，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进呈，名为《明史稿》，不署万斯同名，单署“王鸿绪撰”。

注意，书名叫《明史稿》而不叫《明史》，主要原因是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儒科及其修纂《明史》只是康熙皇帝的一种政治手段，重点不在《明史》是否成书。所以，工程进度时重时轻，拖拖拉拉，结果直到康熙皇帝病逝，书仍未能刊行。

雍正元年，清廷再开明史馆。王鸿绪又一次进呈自己在万氏《明史稿》基础上删削而成、包括纪、志、表、传在内共计三百一十卷的《明史稿》，世称王氏《明史稿》，刊刻后称《横云山人明史稿》。

乾隆四年（1739年），清政府第三次组织人手修改明史稿，总裁为张廷玉。张廷玉在王鸿绪所上《明史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刊为三百三十六卷，每卷卷首均题“总裁官总理事务、经筵讲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兼官吏部户部、大学士加留级张廷玉等奉旨修”字样。并于该年刊刻，此即今之题为张廷玉等撰的通行本《明史》，也称武英殿本《明史》。

综上所述，自清廷于顺治二年（1645）下诏修《明史》起，到乾隆四年（1739）刊行，前后历时九十四年，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例！

想想看，当年元朝修二十四史中规模最大的史书《宋史》，前后只花了两年多时间；明朝修《元史》，也是只花了两年时间。

清朝修明史，竟然花了近百年的时间。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清朝统治者对《明史》的修撰干涉得太狠。

自古以来，除了在玄武门兵变中获利的唐太宗李世民有过干预史官的丑闻，历朝历代的皇帝对于史官撰史都是不多加干预的。但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等人对史书文字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明史》每完成一部分，他们都要拿着放大镜进行仔细审阅，稍有不合，便要删削、篡改，因此大大影响了修书进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万斯同穿越过无数雷区，终于把书稿修订出来，但最终还是被王鸿绪、张廷玉进行了三轮大刀阔斧的修撰、编辑和删改，这才公开刊印和发行。

史学大师谢国桢叹《明史》有五大缺失，即：

一、尽数毁灭不利清廷之史实；

二、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其原因就在于“清廷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亦犹如讳言建州女真于东北臣于明”。

三、讳言建文帝出逃，主张建文帝自焚于火之说，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

四、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且极尽歪曲之能事。

五、对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

万斯同修史的初衷是“藉手以报先朝”，本着“不隐恶、不饰美”的原则，如实反映明代历史。

但他这一想法明显与清廷的修史原则产生了矛盾。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万斯同认为明朝的历史要包括南明，时间长达293年。但清廷却认为明朝到崇祯十七年就结束后，南明都是余孽，不算。

看到清廷在这样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还要打马虎眼，万斯同在主持官修《明史》的同时，萌发了私修《明史》的想法。他与刘献廷、戴名世、刘坊、王源等人相约秘密另修一部《明史》。

万斯同利用主持官修《明史》之便，私下里搜集了多达数千卷的秘籍，准备回到江南后，隐居苏州洞庭西山修史。

然而，天不假其便。

不久，刘献廷去世，刘坊获罪逃难。

万斯同的修史组织遭受重创。

饶是这样，万斯同仍是雄心不死。晚年，他又着力培养了一个名叫温睿临的后辈，有心重建修史组织。

但是，万斯同不久病倒，知事不可为，憾于《明史稿》对南明史事记述寥寥，只好嘱托温睿临修南明史。

温睿临慨然应允。

万斯同去世后不久，修史组织的另一名重要成员戴名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南山集》一书激怒了康熙，戴名世惨被处死。

唯一可以告慰万斯同的是，温睿临果然写出了一部《南疆逸史》！

终上所述，现行于世的《明史》其实共有四个版本：三百一十三卷本的万氏《明史稿》、四百一十六卷本的万氏《明史稿》、三百一十卷的王氏《明史稿》（《横云山人明史稿》）、三百三十六卷本的武英殿本《明史稿》。

此四种版本，四百一十六卷本的万氏《明史稿》的史学价值无疑是最高。

非常遗憾，大多数人读的都是三百三十六卷本的武英殿本《明史稿》，这个版本中，明朝的皇帝最昏庸、也最混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