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前中期的历史中，朱棣、朱高炽和朱瞻基的时代，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在国家治理中，既承接了朱元璋时期实施仁政的方针，又有一些开创性的举措。例如，朱棣命解缙等以大学士的身份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内阁”由此出现。还有，朱棣重用宦官郑和，可以认为是宦官势力在明代历史上，首次崭露头角。

一、《明史·成祖本纪》概要

明成祖 朱棣

我把《明史·成祖本纪》记载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靖难时期。朱允炆为了巩固皇权，决定推行削藩的政策。他首先将周王朱橚废为庶人，继而又废掉代王朱桂、齐王朱榑、岷王朱楩、，湘王朱柏不堪受辱，选择了自焚而死。面对这样严峻的政治形势，朱棣先是装病，到建文元年秋七月癸酉，朱棣“上书天子指泰、子澄为奸臣，并援《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书既发，遂举兵。自署官属，称其师曰：‘靖难’。”

朱允炆首先派出老将耿炳文，他固守真定，阻挡了朱棣前进的步伐。但王师不能战胜叛军这一结果，使朱允炆感到难以接受，他换下了耿炳文，派出曹国公李景隆，担任讨逆军的主帅。在李景隆多次被朱棣打败，甚至到了“尽丧其所赐玺书斧钺”的地步后，盛庸接替了李景隆。

盛庸和朱棣的战斗互有胜负，朱棣利用王师对待自己的矛盾心理“从容引马，鸣角穿营而去”，虽然朱棣是南军诸将战场上的对手，但“诸将以天子有诏，勿使负杀叔父名，仓卒相顾愕贻，不敢发一矢”。

在战争中，关键战役的取胜十分重要，后勤补给也不能忽视，朱棣和朱允炆所能调动的资源，是不在一个层次上的，他无法巩固自己的战果，“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仅具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他决定“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朱棣长驱直入，虽然“王几为安槊所及”，但还是达到了“耀兵江上，京师孤危”的目的。朱棣兵临京师城外的时候，谷王朱橞和李景隆开城门，朱允炆失踪，朱棣成为了明帝国新的主人。

朱棣能成为中国史中罕有的，藩王造反成功者，除了他自身的军事能力外，个人运气也是很重要的因素。“逻骑还报曰白河流澌不可渡。王祷于神，至则冰合，乃济师”，“会旋风起，折景隆旗，王乘风纵火奋击”，“东北风忽起，尘埃蔽天，燕兵大呼，乘风纵击，庸大败”，“巳亥，大风拔木，杰、安败走，追至真定城下”。这些自然现象发生的频率很高，时机又恰当，如果不是出自正史，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第二个部分是朱棣革除建文、实施新政的时期。朱棣的靖难是得到了皇族的支持的，因此他也必须做出一些政治上的回馈，在永乐元年辛卯，朱棣祭祀天地之后，旋即“复周王橚、代王桂、岷王楩旧封”。但是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朱棣和他的继任者们采取了削夺护卫、维持爵禄、严密监视等等举措，来限制藩王的权力，朱棣在永乐元年夏四月辛未，降岷王官属，秋七月庚子又削去了岷王的护卫，对其他诸王大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除了关于藩王的一些措施，朱棣还建立了御史分巡天下、选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等新制度。

为了强化朱棣取得帝位的合法性，各地进献了很多祥瑞。例如：“周王橚来朝，献驺虞”，“乙酉，蒲城、河津黄河清。十二月壬辰，同州韩城黄河清”，“甘露降孝陵松柏，醴泉出神乐观，荐之太庙”等。不知道这些是出于朱棣的授意，还是某些人的政治投机，朱棣并没有因为臣民报祥瑞而大举庆贺，周王进献驺虞时，朱棣就说：“瑞应依德而至，驺虞若果为祥，在朕更当修省”，皇长孙朱瞻基似乎也继承了朱棣，对祥瑞并不感冒。

第三个部分是政治中心北移，或者说皇太子朱高炽监国的时期。从永乐三年开始，朱棣就下诏“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永乐四年，又下诏建北京宫殿，到永乐七年，朱棣多次北巡，让皇太子朱高炽监国。政治中心的北移，是由于朱棣靖难，造成了北方边防的空心化，使明朝难于抵抗蒙古的侵扰，如果不把核心边疆作为防御的重点，那么明王朝就会重蹈北宋的覆辙。

起初，朱棣效仿朱元璋，并不想用武力解决问题，他派遣郭骥出使本雅失里，但被杀。永乐七年秋七月，派丘福讨伐本雅失里，结果战败。于是朱棣“赠北征死事李远莒国公、王聪漳国公，遂决意亲征”，随后就是著名的“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在朱棣对大漠用兵的时期，迁都的事穿插于其中，“丁亥，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迁都使明蒙矛盾进入了新的时期，也就是由皇帝坐镇北京，以便部署对蒙的防御。朱棣虽然死于回京途中，但明朝和蒙古的冲突却没有因朱棣的死而结束，双方的征战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隆庆和议之后才告平息。

《明史》对朱棣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结合朱棣的生平功业，这样的评价我想是合适的。

二、《明史·仁宗本纪》概要

明仁宗 朱高炽

明仁宗朱高炽在位的时间不到一年，但其实朱高炽任监国时，就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朝政，因此不可以认为朱高炽在位时间短，就没有什么作为。在他担任监国前，《明史·仁宗本纪》简单说明了朱高炽的一些特点，好静、有识见、善于以守为攻，这些可以作为朱高炽所采取的某些举措的解释。

面对朱高煦等人的“日伺隙谗构”，他说：“不知也，吾知尽子职而已”。黄俨诬告他时，他仍然坚持本分，胡濙“秘疏太子诚敬孝谨七事以闻”，让朱棣安下心来。朱高炽的这些行动，可以看出他不善于主动出击，好静不好动的人格特点。

朱高炽和朱高煦、朱高燧的竞争，可以看作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的竞争。所以，朱高炽变革朱棣的一些成法，将政治的重心更多转移到文治中来，可以说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朱高炽登基不久，就重用夏元吉等人，又“罢西洋宝船、迤西马市及云南、交趾采办”，还“宥建文诸臣外亲全家戍边者，留一人，余悉放还”，来告慰天下的士子文臣，也正因为朱高炽的种种文治手段，后世给予了他一个很正面的庙号，仁宗。

洪熙元年三月戊戌，朱高炽“将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如果实行，就将是对明朝历史的一次改写，也是对朱棣政策倾向的巨大转变，但朱高炽在五月辛巳死去，迁都最终没有实行，朱瞻基并未继承他父亲的遗志，仍然将都城设在北京。

三、《明史·宣宗本纪》概要

明宣宗 朱瞻基

根据《明史·宣宗本纪》的记载，朱瞻基从出生开始，就得到了朱棣的喜爱，到永乐九年朱瞻基成人后，无论是巡幸还是征讨，朱棣都要带上他，并且在军中让学士为他讲授经史，这为朱瞻基的文武双全打下了基础。朱高炽即位后，立朱瞻基为太子，由于朱高炽早死，所以朱瞻基很快就成为大明天子。

由于早年和祖父朱棣相处时间很长，朱瞻基没有完全继承他父亲的政治取向，他既重视文治，也重视武功。

刚即位不久，面对叔父汉王朱高煦的叛乱，他决定亲征，几乎没有花费多少代价，就迫使朱高煦投降。宣德三年八月辛卯，他“罢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把政治的重心稳定在北方，后来朱祁镇继承朱瞻基的政策，于正统六年十一月，正式确定北京为京师，不再称为行在。宣德三年九月辛亥，“兀良哈寇会州，帝帅精卒三千人往击之”，甚至“亲射其前锋，殪三人”，最后“寇望见黄龙旗，下马罗拜请降”，这样的勇武和朱棣如出一辙。包括在宣德五年，再次命郑和下西洋。以上都体现出更靠近朱棣的政治偏好。

在体察民情和重视文治方面，朱瞻基做的也很多。在《明史·宣宗本纪》中，时常能看到关于赈灾的表述，并评价他能够做到“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在宣德四年丙戊，“制《猗兰操》赐廷臣，谕以荐贤为国之道”，宣德五年夏六月，针对“捕蝗之使害民不减于蝗”的问题，他作《捕蝗诗》来劝导官员，宣德七年夏四月，又“作《官箴》成，凡三十五篇，示百官”，这些都是他以文治国的证明。

朱瞻基的文治武功，使得明朝“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后来有史家把洪熙和宣德这十余年，称为“仁宣之治”。可惜的是，朱瞻基在宣德十年正月无力视朝，没多久就驾崩于乾清宫，随着朱瞻基的死，“仁宣之治”也就终结了，明朝即将迎来王朝发展的首次重大挫折，而这次挫折的出现，和朱棣重用宦官，以及朱瞻基在宫中让宦官读书，恐怕有一些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