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子提到一组关系，即“史、义”关系。《孟子·离娄下》：“（《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是说《春秋》里的事是由齐桓公、晋文公之流所做，而记载这些事的文字则由史们所写，这些东西都是已经成型的，与后人无涉，后人只能去学习其中的“义”。“窃取”是私下里去学习掌握。

也就是说，由文字所记载下来的历史包括三部分：事、文、义，但其关键在“义”。“义”就是“义”，也是“道”。孔孟都明确认识到，历史记载中存在“义”，这也是历史的精髓所在。

清朝的章学诚深深被孔孟的“史义”观点所折服。历史的精髓在“义”，《五经》的精髓也在“义”，因此，他得出“《六经》皆史”的论断。而“文”则是记载《六经》的工具，也是承载“义”的工具。因此，章学诚也穷其一生，志在求得和呈现《文史通义》。

那么章学诚真的通了吗？从全局而言，他是通了，但局部尚有诸多未通之处。因为他并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中，政府的出现是很晚的事情。在更早且更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并无政府。但是，章学诚却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这也是“六经皆史”的制度层面的意义。

《文史通义》的开篇是《易教》，企图去解释《易经》也是“先王之政典”。在“义”的层面上，《易经》和“先王之政典”具备一致性，因为两者的核心都是“义”，在道义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但是，就历史事实而言，《易经》的出现又远远早于政府在中国的出现，甚至早于农业的出现。因此，《易经》凭借着象数文字（卦象符号）又记载和保留了无政府的书契时代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明显与“先王之政典”相左。因此章学诚又不得不承认，“其道盖包政教典章所不及矣”，“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这是章学诚无力解决的问题，也是无法“相通”的地方。

而语言化文字的出现比政府的出现还要晚，显然，章学诚的“文”是指语言化文字，且是很成熟的语言化文字。而在中国更早更长的历史时期，并无记载历史之“文”。

唯有区别并理解了象数文字与后来的语言化文字，才能真正将“文”弄通。象数文字和语言化文字，两种“文”，都是用于“尽意”、“载道”的。只是，对象数文字而言，“文”用以“尽意”、“载道”的方式是直接的。而对语言化文字而言，“尽意”、“载道”的方式则是间接的，要通过对历史的记载来实现。

象数文字不会去记载事件，而只记载“意”，无论八卦卦象还是书契文均是如此。而语言化文字的直接目的却是用来记载事件。甲骨文如此、金文如此、春秋文、白话文更是如此。已经发生的事件就是历史。

中国之所以管历史叫“史”，原因在于，甲骨文的刻写着被称作“史”，而他们的甲骨作品则被称之为“史册”。“册”就是被川成串刻字甲骨。这些“史册”所记载的都是过去发生的事件，最要就是祭祀、占卜事件。“史册”的目的则是用于祭祀，是献给神、上帝的祭品。

请注意，祭祀本身是祭祀，但是，对祭祀的记载也可再次被用于祭祀。对祭祀本身，和对祭祀的记载，大家不要搞混了。不过真的弄明白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对祭祀的记载也可以当做祭品，并不容易。这不仅需要对宗教，尤其是多神教的本质有个透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还要对中国的多神教的本质也要有透彻的理解。

中国的多神教与一般的多神教的本质是不同的，中国的多神教本质上是对一般多神教的改造，用自身的易经-书契文化将其改造。被改造过的多神教，也由以祭祀仪式为核心，改造成以诚信和道义为核心。诚信和道义只有一个，因此，中国化后的多神教本质上是一神教，这也是后来其他所有一神教的始源。

本文不是宗教史，对一般多神教中国化的过程，这里只能给出一个大致脉络，以后我们将专文来讨论。

首先，请大家记住，中国不是多神教的起源地，多神教在中国的出现是外传的，是文明交流的结果。多神教的起源地是西亚的新月地带，而繁荣地则在古两河和古埃及。多神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其储传播路径是经过中亚草原，进入中国的西北地区，然后南传，经过中原，而进入中国南方。

自多神教传入中国后，中原地区，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核心区的黄淮平原地区，所受到的影响一直很小。多神教最发达的地区中原地区的周边地区，主要是北方和南方，尤其是南方。北方典型的多神教文化是内蒙古、辽宁一带的红山文化。南方则有浙江的良渚文化和湖北的石家河文化。

同时，还可以识别出，多神教在中国的传播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和平阶段和后期的战争阶段。多神教本身并无暴力战争因素，中国多神教后期阶段所夹杂的战争因素，是来自西亚与中国之间的中亚-东欧游牧文化。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就对应于战争化的多神教阶段，也即传统中所说的五帝时代。

无论是战争，还是多神教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都与中国固有的易经-书契文化之间存在尖锐的冲突。黄帝蚩尤之战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也是中国固有文化抗击外来的战争化多神教文化的表现。黄帝所代表的是中国固有的易经-书契文化，而蚩尤所代表的则是战争化多神教文化。关于黄帝蚩尤，以后我们将专文进行具体考释。

唯有在文明文化冲突的意义上，才能正确理解黄帝和蚩尤。这两者更多是文明文化的代表，甚至是文明文化的拟人化，把他们机械地看成具体的个人是没有意义的。

现代有人凭借文献资料，考证出蚩尤与鲁西太昊有密切联系，就说蚩尤属于鲁西太昊集团。考证出黄帝与西北游牧有关系，就说黄帝是西北游牧部落。这是很荒唐的。对黄帝和蚩尤的研究，关键在其文化因素和文化本质。

传统文献中之所以保留了蚩尤与鲁西太昊集团有密切关联的资料，并非是因为蚩尤文化是鲁西的本土文化，而是因为蚩尤文化也传播到这里。基于此，在黄帝众多出生地的说法中，也唯有山东寿丘说最为合理。这意味着黄帝是鲁西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国固有的易经-书契文化的代表。黄帝-蚩尤之战也意味着中国固有易经-书契文化与外来的战争化多神教文化的对抗冲突。

黄帝蚩尤之战，是中国固有文化与外来的多神教文化冲突的新阶段，也是中国文化对抗和改造外来多神教文化的新阶段。多神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原地区的传播过程，也是中国文化对其进行反抗和改造的过程。

为什么外来的战争化多神教文化首先在鲁西地区首先引发激烈反抗，原因很简答，因为这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域，是周易-书契文化的核心区域，也只有身处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域人们，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更热爱，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的外来文化更不适应，更憎恨。与湖北石家河、浙江良渚、内蒙古红山文化相比，这一点更明显，这三个中原地区以外的文化对多神教文化完全接受了。当然，随着中原文化的强势复兴，这三个完全多神教化的文化最终也都在夏朝兴趣的同时而彻底消失。

简单来说，中国战争化的多神教改造，就是书契化，包括对战争的书契化，以及人神关系的书契化。在面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已经指出，书契关系的实质是诚信和道义关系。当西方的战争化多神教传到中国中原地区后，中国对它的改造实质上也就表现为书契关系的推广。将本来存在于中国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书契关系，一方面推广到战争敌人那里，努力与敌人也建立书契关系，即诚信和道义关系；另一方面，推广到神那里，与神也建立书契关系，建立诚信和道义关系。

“化干戈为玉帛”的实质就是与敌手建立书契关系，“玉帛”的实质就是书契，一种以玉石为材质的升级版的书契，也是诚信和道义的象征。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玉”的甲骨文就是双排契齿文，代表书契。各种玉礼器，包括玉戈、玉戚，上面都刻有双排齿，或双排齿文，也是代表书契。带有双排齿的玉戈、玉戚，象征武器的书契化，也是“化干戈为玉帛”的更形象更直接的表现。

考古学显示，玉石崇拜首先出现在内蒙古的兴隆洼。当多神教文化经过中亚草原传入中国后，玉器便被用作敬献给神的祭品，典型的是内蒙古辽宁一带的红山文化。随着多神教祭祀文化的南下，玉石也传遍了中国。但是，经过中原之后，原本是祭品的玉器，被“礼品”化了。玉器“礼品”化的重要标志就是被刻上双排齿，或双排齿文。

二

《礼记》说：“礼者，理也”。理字金文为

，右边是被一只手高高高举起的双排契齿文，左边为邻里之里。后来手被省去，直接保留了双排契齿文，成为“王”字旁。《说文》：“里，居也”。“里”就是古代的居住区，相当于现在的社会。双排契齿文是指代书契。所以，整个“理”字的字意是很清楚的：用书契来治理社会。这是对《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书契之治”的形象表达。

许慎在《说文》中说“理，治玉也”，是错误的。显然，他不清楚“玉”字字形的来源和意义。“玉”字的甲骨字形是双排契齿文，也可以简写成“王”字。这本身意味着原本用于祭品的玉石被书契化了，成为玉石材质的书契。“玉”字也是对书契文的直接借用。因此，对“理”字中的“王”字，不能机械地看成是玉石之“玉”，而应看成被“玉”字所借用的书契文之“王”，指代书契，指代书契所承载的诚信和道义。

因此，“理”字作为名字的“理”，是来自书契之理，就是诚信和道义、公义，而非任何东西的“文理”。书契化的实质也是诚信化、道义化。总之，“理”字的核心在书契。

所以，“礼者，理也”，就是“礼者，书契也”。同时，“礼”的示补旁意味着“礼”还是敬神的祭祀仪式。对神进行祭祀是多神教的典型做法，而订立和维护书契式的诚信道义关系，则是中国固有传统，而“礼”却将这两种本来互相冲突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实际是将多神教祭祀文化书契化的结果。

“礼”的本字是“豊”，其甲骨字形更能形象地说明祭祀与书契的融合。“豊”的甲骨字形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面是用来盛放祭品的祭器“豆”，在“豆”里边是两个双排契齿文。和“理”字中的“王”字一样，“豊”字中的双排契齿文也是用来指代书契本身，进一步指代诚信和道义。也就是说献给神的是代表诚信和道义的书契。

以书契为神的祭品，也实质上说明中国把自身所固有的书契思维应用到神的身上，企图在与神之间建立书契关系，与上帝签订一个合约。这是一神教中与上帝建立约定思想的最初来源，是基督教《圣经》之所以包括“新约”、“旧约”的原因所在。

因此，在书契化的祭祀中，核心观念是“鬼神飨德”，即鬼神以人的德为食物，人的德是献给神的最好的祭品。“德”是什么，就是由书契、书契文所代表的诚信和道义。

因此，孔子和《周易》都非常强调在观看祭礼时“盥而不荐”。“盥”即“灌”，是以酒洒地请神降临祭祀程序。在灌之前的祭祀程序，包括沐浴、斋戒等，更能体现祭祀人虔诚，更能让人自发地去保持专著的虔敬心态，即更能体现德。而灌之后的“荐”，则是具体地向神现具体的食物祭品，此时人更多去做这些程式化的敬献动作，内心的专注会被分散。所以，观看祭礼，只需看到“灌”，再下面的“荐”，就不必看了。

在甲骨文出现之前，人对神的诚信和道义，即德，是直接通过书契文来表现，即最终简化为“王”字形的双排契齿文。而甲骨文出现之后，诚信和道义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由直接承载“德”的书契文，到用甲骨文记载的承载德的事件。

用甲骨文记载事件的甲骨，是献给神的祭品，由于“鬼神飨德”，因此，真正要献给神的不是这些事件本身，而是这些事件所体现的人的德，即人的诚信和道义。

“尹”字形是握着刻刀的右手（也有字例是左手），“尹”们所刻画是书契文，直接代表诚信和道义，代表德。而“史”字甲骨字形象尹一样，也是握着刻刀的右手，所不同的是，“史”字的刻刀上多了一个“口”字形结构，而且“口”字形高居右手之上。这个“口”字形结构就是指甲骨。甲骨高居在手的上方，因为它们是神的祭品，这些祭品是通过甲骨文所记载的事件来呈现。“史”只是刻画记载这些事件的人。因此，其地位要远低于“尹”。同用作官职称呼，“尹”最初都是指最高级的官员，相当于后来的“相”，现在的“总理”，而“史”则都是一些具体做事的官差，这衍生出了“吏”。

用甲骨文来记载事件的甲骨，也叫“史”，川成串的甲骨也叫“册”，或“史册”。因此，甲骨文不仅是中国语言化文字的起源，也是中国用文字去记载过去事件的起源，即记载历史的起源。手捧史册献给神叫“典”。

《周礼·大祝》中提到“策祝”。“策”即“册”，孙诒让说是“书于简册以告神”。《尚书·金藤》也有：“史乃册祝曰”。《国语·晋语》：“川涸山崩，策与上帝”。韦注云，“以简册之告上帝”。“册祝”即“典”。

无论甲骨文所记载的祭祀或占卜事件，还是《周礼》、《尚书》等书中所提到的“册祝”、“册祭”事件，都是偶然事件。后来出现了对国君所做，或与国君有关的事件编年式系统性记载，这就是《春秋》。《春秋》也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同时，对《春秋》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通过这些事件所展现的“春秋大义”。

由于春秋期间，国君所做的事件本身是无德的，所有，这就需要基于维护“春秋大义”大义本身，也对事件做出评判。但是，一方面《春秋》的格式也固定的，且文字有限，另一方面，写史之人都是国君的下级官员，又需要为尊者讳，所以，当时的史家就发明出了很隐晦的春秋笔法，用很微妙的方式来呈现春秋大义。

《春秋》的本质和甲骨文同，从目的和起源上讲，都是用于献给神的祭品，都是给神看，而非给人看的。“春”、“秋”是当时的两大祭祀季节。各路诸侯都要要到天子那里去聚会，助祭。同时，还会在祭祀的场所，“明堂”之类，发布政令。这种春、秋聚会的习俗后来就逐渐演化为中国的两大传统节日——春节和秋节（中秋）。很可能，就是在春秋祭祀中，《春秋》会被拿出来作为祭品向神献祭。因此，《春秋》之所以叫“春秋”，绝非象《左传》的著名注释家杜预所说，只是从“春夏秋冬”中随意性地错开取“春”、“秋”两个字，去指代整个四季，指代一年。

在中国历史记载起源之时，德的思想，即诚信和道义的思想已经是成熟的。认为记载历史的目的并非是记载历史本身，而是通过历史来呈现德，呈现诚信和道义，这就是后来的所谓“春秋大义”、“史义”、“史意”。

也就是说，“史义”并非是人们后来从历史记载中所总结出来的，而是在历史记载出现之时就早已存在的，也是历史记载的目的，支配着历史记载。

甲骨文所记载的主要已经发生的事件，即历史，是祭祀和占卜。为什么这些已经发生的祭祀和占卜可以用做祭品再次献给神，原因在于在祭祀和占卜时，人是需要保持诚信、虔诚的，这些诚信和虔诚，这些德当然也是神的最好祭品。

在《说文解字》中，许慎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这个解读只对了一半，说史“记事”是正确的，但是说史“持中”则是错误的，是既不了解“史”最初的记事历史，又不了解“中”字本意造成的。

孟子说：“执中无权，尤执一也”。因此“中”的核心在“权”。

甲骨文“权”是左木右“手”（少数字例手在左），木代表秤杆，右手代表用右手在移动秤砣，使秤杆平衡。权字是动态的，引申为权衡、权变，能够对不断变化的外境相应做出准确的判断。

甲骨文“中”字，字形为一根竖线，竖线中间有个口字形结构，两端有水字形符号。竖线代表杠杆，两端的水字形符号代表这个杠杆处于不断摆动的状态，而中间的口字符则代表支点。要让杠杆能够保持平衡，必须不断移动杠杆，让支点与平衡点相合。

因此，“中”和“权”一样，都是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更非一种可以被用来“执”和“持”的具体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