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价值意义-米儿火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其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汉元封三年（前108）继父职任太史令，开始写作《史记》，太初四年（前93年）完成。有著名散文《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为咏怀之作。

司马迁青年时期的壮游历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奉命出使西南；数次随武帝出游

司马迁的人生与创作关系：攻读、游历、遗命、蒙辱，这种特殊的生活遭际人生道路，成就了司马迁的史才、史德、史胆、史识，使他具备了完成伟大历史巨著的主客观条件，创造出了充满生机、活力、浪漫精神和斗争精神的千古不朽的杰作。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断激励自己，才有了《史记》的横空出世。在刑不上士大夫的西汉时期，士人被处以宫刑乃奇耻大辱，生不如此，但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之遗愿，忍辱负重，终究苦心人、天不负，完成了《史记》的宏伟篇章。近人梁启超赞其为“千古之绝作”，鲁迅誉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足见《史记》的巨大价值和深远意义。

《史记》，又称《太史公》传，创造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三千年的通史，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了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史记》内容系统而丰富，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计130篇，52万多字，无论从内容和分量上看，都是我国第一部空前未有的纪传体通史巨著。

《史记》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是第一部以写人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代三千多年的历史，共130篇，52万余字，由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组成。这五种体例构成了《史记》的体系，被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就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史记》以十二本纪叙各代帝王兴衰始终，是世系史；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是大事纪；世家叙侯王贵族之史，相当于分国史或地域史；列传记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的历史活动，是人物史；八书则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有专门史的性质。这样由五体互补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独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图画。

《史记》，正如司马迁自己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部至真至美的文学著作。虽然文中带有司马迁个人的主观臆断，但司马迁乃至情至性之人，绝非世俗谄媚之属，不虚美，不隐恶。因此其文章体现的是一种真善美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史记》以创造社会文明的主体——人为中心记载历史，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华文明是在中华民族为了生存、发展而不懈努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文明成果则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特别是众多杰出人物共同创造的结晶。因此，对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的记载，是纪录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可或缺的内容。《史记》所创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其五种体例，本纪、世家、列传基本是人物的专篇，而表与书也反映了大量人物的事迹和活动。而且《史记》所写人物涉及面很广，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平民、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卜者、倡优，以及农民起义领袖等，凡是活动在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年的历史大舞台上的各种各类、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都有详细且真实地记载。这就为全方位地研究社会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大量具体而生动的资料，奠定了十分厚实的基础。

《史记》真实系统地记载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人类文明史，是从解决自身的衣、食、住、行开始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每一项创造，都是文明进步的成果。司马迁之前虽然也有许多学者谈及经济问题，但是较为系统地记载社会经济史的专篇，则是由《史记》首创的。其中《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最为典型，记载经济概况和活动最为具体详细，两者紧密联系，互为表里，从纵横两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经济活动情况，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可靠资料。

司马迁对历史、社会独特的理解、特殊的写作立场、特定的时代、广泛的游历、残酷的命运，以及对古老史官传统和先秦诸子理性态度的继承，确立了相对独立和批判的写作立场，使其成为了一部批判性的而绝非歌颂性的著作。

《史记》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观，这是它至美的一个方面。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家庭，如何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历代统治阶级需要慎重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历来史学家们需要认真考虑和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史记》之前的众多中国古代典籍中，虽然也不乏对少数民族的记载，但只不过是只言片语，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受儒家思想严重，“夷夏之辨”之说盛行。然而司马迁以其卓越的见识、宽广的胸怀，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第一次系统地记载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

《史记》开卷为《五帝本纪》，塑造了人文始祖黄帝统一部落、草创国家的生动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互相融合，远方殊俗日益统一，这样一条叙史红线贯穿在《史记》全书中。虽然司马迁关于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说法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第一次打破了种别域殊的内外界限，破除了以华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视各民族为统一不可分的整体，揭示了春秋战国频繁的兼并战争，使各民族不断融合并实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趋势。司马迁提出的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观点，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观，对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司马迁本着一颗至真至美的心，既不溢美，也不苛求，似一位极其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中，我们看到的是司马迁求真务实的精神，看不到“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形而上学的做法。这也是《史记》能够成为举世闻名的信史的最大原因。

《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的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卓越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向读者战现了丰富多彩的的历史人物，其中有性格的人物有八九十个，有一部分是有典型意义的，如：项羽、李广、刘邦、陈涉、张良、韩信、廉颇、蔺相如等。这些人物传记部分具有很高的价值，对后代的戏曲、小说都有很大影响。因此《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