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文化中，孝道文化占极其重要的地位。以孝治天下，是中国历代的传统。《论语·学而》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经·广扬名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只有孝事父母，方能忠事君王。孝，不仅生能色养，而且事死如生。父母去世了，子女要礼葬，守制三年。葬制中，逐渐有了为亡者树碑立传的传统。墓志正是在此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左：严复墓志；右：苏标墓志

墓志究竟起源于何时？在学界有多种说法，有“秦朝说”（秦始皇陵刑徒墓）、“西汉说”（见于文献史料，《西京杂记》《博物志》等）、“东汉说”（洛阳东北郊出土的东汉延平元年《贾武仲妻马姜墓记》），这些常被学界称为早期墓志的萌芽。

自东汉建安十年（205），曹操鉴于时局动荡，天下凋敝，盗墓成风，遂提倡薄葬，下令禁碑。黄初三年（222）魏文帝曹丕下诏，命令禁止墓地上一切设施和标志，即所谓不树不封。虽有此令，但仍难禁世人久已形成的风俗，于是就将本在地表的刻石埋入墓中，墓碑遂成墓志铭。但此阶段的墓志，在形式和内容都与原来的墓碑相近，只是较原来小些。这就是墓志起源的“魏晋说”。

墓志形成定式则是在南北朝。早年出土于山东益都的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刘怀民墓志》，是现在已知的最早带有“墓志铭”字样的石刻。在此石刻上，有首题，且志文、颂文俱全，是后世墓志铭之首见。在北朝，由于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在丧葬仪式等方面采用汉制，墓志在上层社会被普遍使用。北魏墓志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形制逐渐固定下来，大多呈正方形，有志有盖，且在内容上也趋于统一。墓志铭大行于隋唐时期，以唐代最为繁盛，占现已出土的墓志数量之大部。宋元以后，墓志铭数量有所减少。

左：论惟贞墓志盖；右：论惟贞墓志

墓志铭作为一种悼念性的文体，一般是在志主卒后，由家人请别人撰写的，也有家人亲自撰写的，更有少数是志主自己生前写成的，在其卒后，由家人添加极少量的卒葬时间即可。墓志铭通常包括首题、序文、铭文三部分，但也有只有序文而无铭文者，也有的只有铭文，如元《韦国宝墓志》，通篇用七言诗文写就。首题相当于标题；序文多用散文撰写，叙述包括志主名讳、籍贯、家族世系、历官经历事迹、为人处世、卒葬时间地点等内容；铭文部分则是对志主一生的高度概括，主要是对逝者的悼念和赞颂，一般为四言五言七言韵文，也有混合而成的。铭文本应当是墓志的主体，但如今，大家更注重的却是序文部分，因为这里面包括了很多信息，可以用来研究家族、姓氏、婚姻、宗教信仰、地理、社会风俗、历史事件等。

新出土墓志由于它是新材料，有证史、纠史、补史之功效，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大家所看到的正史，记载的往往是军国大事、知名人物，对一些贵族、大家族的记载往往比较简单，或甚至是只言片语，而墓志所记载的，则较为详细入微，可以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证明、补充或纠正。

源延伯墓志

刻石文字的研究，与刻石文字相伴而生，至宋代达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欲考历代种族之区别，疆域之开拓，社会之习尚，文化之变迁，宗教之流传，均宜取之金石以为佐证”（陆和九《中国金石学》）。清末以降，学者更是从文物、考古、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科学、军事等广泛的知识领域，精研细究，使刻石文字研究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而且，传世文献固然重要，但由于中国历来的传统，如“二十四史”，是由后世所修，难免夹杂了胜利者即后世统治者的思想和观点，其取舍自然会受到世人的诟病；而且传世文献又是经过千百年的无数次传抄，所谓“书抄三遍，乌焉成马”，其中的讹误在所难免。而像墓志之类的金石文字，则有其优势。其文字虽多有谀美之嫌，但只要我们能够去其浮词，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其本质，会从中得到很多传世文献所难以得到的珍贵资料。

二重证据法正是墓志等金石资料作用的真实体现。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考证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陈寅恪先生曾经概括二重证据法在20世纪初的发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后来又有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三重证据法。

这就是墓志等金石资料在史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

李平墓志盖

在书法艺术方面，墓志石刻之作用，也早已为先贤所重视。

自王羲之之后，特别是唐代颜欧褚虞之后，千余年来，帖学一统天下，逐渐形成了柔糜书风。清代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始大力提倡碑学。其主要历史功绩在于通过书论《艺舟双楫》等鼓吹碑学，对清代中后期书风的变革影响很大，至今为书界称颂。

之后，是康有为、于右任等人的极力倡导。康有为于光绪十五年（1889）所著的《广艺舟双楫》，是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近百年来，碑学被重视程度之高，世人有目共睹。

墓志的内容广泛，涉及政治、军事、民族、文学、家庭、宗教、艺术等诸多领域，下面以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馆藏墓志为例重点介绍一下墓志在书法艺术方面的特点。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北方鲜卑人迁洛者，皆称洛阳人。这一时期，墓志已趋成形，大批北魏墓志在近百年间陆续出土。由于龙门二十品闻名于世，受此影响，北魏墓志遂成为世人追逐的目标。但近十年北魏墓志出土数量明显减少，价格飞涨。现在，博物馆收藏有北魏《苏标墓志》《李刿墓志》《源延伯墓志》《张太和墓志》，弥足珍贵，其书法神采飞扬，飘逸灵动，用笔方圆兼备，属典型的魏碑体，可与龙门二十品相媲美，堪称魏志中的精品。

此外，馆中还藏有西魏《慕容苌墓志》，西魏鲜卑人墓志，国内罕见，此志之面世，可为此间历史遗物，增添一例珍贵的鲜卑文化遗存，故值得收藏界、学术界分外地珍视。隋代墓志有《李贵墓志》《陆孝升墓志》《李平墓志》《崔显墓志》《史崇基墓志》《李世洛墓志》等六方，内容多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等方面的事实，皆较为珍贵。《李平墓志》是隋志之难得的隶书精品。《李世洛墓志》书法柔中带刚，是隋志书法中的极品。

慕容萇墓志

《大燕赠魏州都督严府君（复）墓志铭并序》，因涉及安史叛方文献中非常重要的文字，故备受大家关注。仇鹿鸣博士已经撰文《五星会聚与安史起兵的政治宣传——新发现燕考》刊于《复旦学报》。本志书者署“朝议郎守太子左赞善大夫彭城县开国男刘秦书”，《法书要录》收窦臮《述书赋》两次提及此人，称其“安西兰亭，貌夺真迹”。就本志书法言，确属唐志中难得之精品。

博物馆馆藏徐浩撰并书的《论惟贞墓志》，写成于建中二年（781）十一月末，较著名的《不空禅师碑》还晚半个月，写成于这位盛唐最著名书法家去世前五个月，也是他今知最后的书迹。这一年他79岁，虽已年迈，但因结束长期贬外的生活回到京城，心情愉快，无论文章之风采或是笔力之遒劲，都达到一生之巅峰。《论惟贞墓志》的发现，在书法史上意义极其重大。同时，本方墓志所涉史实也极其重要。志主论惟贞，先世为吐蕃大姓，其祖父论弓仁，武后圣历间以所部七千帐归化，安史之乱发生时，其父论诚节率诸子从朔方军，至灵武守跸肃宗，并在平定叛乱中发挥重要作用。

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所藏墓志有数对鸳鸯墓志（夫妻合葬墓志），《唐李义方墓志并盖》与《唐李义方妻杨上慈墓志并盖》是其中之一。李义方是北周八大柱国之一李弼之孙。19岁为独孤皇后挽郎，后为隋滏阳县令、尚书都官郎，武德九年，除齐王府西阁祭酒，贞观元年，授军器铠甲监，后为工部员外郎、员外散骑侍郎。贞观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卒，年59岁，五月初一日葬于长安县（现西安市长安区）高阳原。字体工整秀丽。其妻杨上慈，父为隋观德王杨雄，两家可谓门当户对，从中我们也足见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世家大族的婚姻观。李义方夫妻两志，葬年相隔27年，然书法如出一人之手。而杨志比李志更显潇洒清逸，娴熟自然，颇得虞书神韵。初唐墓志，多无书人，而其子为沛王文学，抑或是其子所书耶？

皇甫文房墓志

《唐皇甫文房墓志并盖》与《唐皇甫文房妻裴氏墓志并盖》是另一对鸳鸯墓志。皇甫文房为唐睿宗李旦旧臣，而夫人裴氏乃唐初名相裴寂之女。裴氏与李唐皇室互为儿女亲家。裴氏兄尚临海公主，而裴氏先嫁安王霸，再嫁皇甫文房，足见唐代婚姻之开放。皇甫文房曾祖明，梁豫章太守、赠梁州刺史，祖仲延，隋陈留、南顿二县令，父珍义，蓼州刺史、休宁县令、朝散大夫、资州长史、上轻车都尉，祖上数代皆为中下级官吏。皇甫文房先后任济州司法参军、河南县尉、冀王府仓曹参军、雍州司兵参军、雍州高陵县令、太子舍人、朝散大夫、洺州司马，其弟文亮，为魏州刺史、清平县男，一子邻几，为郓州司法、一子希庄，为右骁卫兵曹，他们仍然延续者家族为中下级官员的历史。可见，要想跳出这个圈子，除非付出极大的努力，或者遇到难得的机遇，即便是与皇室联姻，即便是皇帝旧臣，皆不足以称得上太好的机会。两志书法字体舒展大方，均极为精美，品相极好，是不可多得的唐代鸳鸯志。《唐李浚墓志并盖》与《唐李浚妻裴氏墓志并盖》是又一对鸳鸯墓志。李浚，陇西成纪人，高祖李靖，太宗时期名享中外的军事家，中书令、卫国公，陪葬昭陵。李浚以名门之后，终任嘉州刺史，以“俸有斗粟，归无一金”的清白职守见称于世。李浚生前，曾珍藏着唐太宗赏赐给高祖李靖的衣服，并经常念叨本家几代陪葬昭陵的荣誉。立下遗言“择不食之地”而葬，一可见其人品之贵，二可考唐代功臣陪葬皇陵之礼典。其妻裴氏，其先河东人，祖纪，唐赠司空，父缨，诸城县尉。裴氏墓志撰文者韩皋，祖父韩休，玄宗宰相，父韩滉，唐代画家、德宗宰相，韩皋本人，宪宗穆宗朝宰相，三世为相，世人荣之。

萧茂本墓志

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藏唐《萧茂本墓志》与唐《萧隆墓志》能够反映出南北朝时期南北对立、征战统一的一些情况。萧茂本曾祖萧岩，后梁尚书令、太尉、太傅、安平王，周柱国。可以肯定，此枝兰陵萧氏，是南梁皇室后裔，当是在北周大将于谨奉命率兵灭后梁残余势力时，被俘虏而入北方的，因为其曾祖萧岩已任周柱国，此后萧氏定居北国，特别是隋炀帝娶萧后，其家族更加兴旺，在隋唐时期人物时出。而萧隆父，为梁武城侯、隋谒者台通直郎。同样反映出了上述事实。萧茂本墓志，书法熔虞、褚楷法于一炉，精整劲健，柔中有刚。此志早于颜柳而不亚于颜柳，是唐志书法中之极品。

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藏《唐甘元柬诰勅刻石》，是一方十分珍贵的刻石，是皇帝为褒奖功臣而下的勅书，至今所见很少。甘元柬是唐宗室势力安插在武则天身边的人员，他在保护太子、恢复李唐天下的过程中，立下大功。中宗登基后，下旨予以褒奖，并令门下省予以执行。此刻石楷隶兼体，字大如钱，书法遒劲有力，弥足珍贵。

（本文由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