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地方文化建构的再出发

——在《安顺文库》讨论会上的发言（2023年6月21日）

钱理群

一、回顾我们所走过的路

我能够有机会出席安顺市政府精心组织的这次安顺学术盛会，确实感慨万千。我的眼前，浮现出贵州、安顺地方文化研究从2002年——2023年二十年间，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一切开始于2002年戴明贤、袁本良先生，杜应国、罗迎贤和我集体编写的《贵州读本》。我们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摆脱“被描写”的状态，“自己描写自己”，“黔人和黔友一起真诚、真实地研究与书写贵州文化”，重新“发现贵州”。2003年戴明贤先生在他的《一个人的安顺》里，更明确提出了“文化安顺”的概念。2005年，贵阳学者何光渝先生提出了“构建地方文化知识体系”的命题，宋茨林等主持的安顺地方报刊立即组织了热烈讨论。在此前后，安顺地方文化研究与书写就在时任安顺市委宣传部部长朱学义的支持领导下，依托于一帮活跃的地方文化志愿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安顺文库总目提要图录》

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倡导“安顺地域文化大散文”写作，先后推出了《神秀黔中》（2003年）、《黔中走笔》（2006年），以及首次搜罗前人书画的《黔中墨韵》（2005年）等书，同时又有《一个人的安顺》（戴明贤，2003年）、《我的月光我的太阳》（宋茨林，2008年）等“从土地里长出”的文化散文出版。二是对处于徘徊不前的“屯堡文化”研究注入跨学科视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之进行拓展和学术性提升，先后推出了《屯堡乡民社会》（孙兆霞、杜应国、罗布农、吴羽、吕燕平、张定贵等，2004年）、《建构与生存：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朱伟华、何幼、刘丹伦、李晓等，2008年）两大学术专著。三是进行地方文化史料的整理，出版了《续安顺府志辑稿》的点校本（任可澄总纂，袁本良、杜应国整理点校，2012年）。在这三大文化、学术工程的基础上，我们又于2012年提出了“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的口号。联合安顺本土出生于1930年代——1980年代的六代地方文化爱好者与研究者，以全新的视野、观念与方法，用“仿史记体例”，编撰地方文化史志《安顺城记》，以完成一项地方文化研究“集大成”的工程，进行“政府支持下的民间修史”的尝试。由贵州省文史馆主持，安顺社科联协办，由顾久、戴明贤、袁本良和我担任主编，杜应国为总撰稿人。《安顺城记》于2020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前后历时八年。

钱理群教授在《安顺文库》讨论会上发言李立洪摄

《安顺城记》于2020年10月出版，11月在贵阳、安顺召开首发式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出版界、教育界的关注。2021年3月，《北京青年报》发表了对我和杜应国的采访报道《土地里长出的历史》。4月25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共同主办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聚集了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记研究会等有关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间文学、中国古、现、当代文学等多领域的资深学者和青年新锐研究者，与贵州、安顺学者一起，以《安顺城记》为机缘，共同探讨“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问题。与会者充分肯定，《安顺城记》是“第一部运用司马迁首创的‘纪传通史体’编撰的地方志”；提供了“现代地方志的书写范例”，“开创了地方志撰写的新品种，开始了一个新局面”；在“地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都有力地证明了：小人物可以写出大历史，小地方可以做出学术大贡献。这也就意味着，贵州、安顺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由“被描写”到“自己描写自己”，到“居于全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前沿地位”：这样的历史进程的意义，确实令人欣慰。应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学术自信。这对于长期处于被忽略的边缘地位，很容易陷入自卑、无助，不作为状态的贵州、安顺的学院、民间学者，是十分重要和及时的。或许更应该注意的是，由北京大学这样的全国学术、教育中心，召开讨论边缘地区的地方文化研究的学术会议，这本身就是一次学院学术与民间学术的历史性相遇。这样的学院与民间，中心和边缘，高层与底层之间的自由交流，相互补充与制约，是一种理想化的学术状态、环境与结构。这次会议有一个重要环节：北京大学中文系将在安顺建立思政教育基地，并与安顺市政府签订协议书，以后每年都有学生来实习，作调查研究。这就把“安顺——北大”两个精神基地联接为一体，其意义与影响深远，值得祝贺。

《安顺文库》讨论会现场李立洪摄

《安顺城记》于2020年末出版，受到如此重视和高度评价，还有一个大背景。这就是2020年开始的疫情泛滥暴露的全球化危机带来的历史大变局。在北大学术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谈到，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社会大动荡，都将维护文化差异性、多元性，追求在“大变中不变”的生命和文化永恒性的问题凸显出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后疫情时代，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就得到新的凸显。我们贵州、安顺地方文化研究追求的三大目标：坚守文化的差异性、个别性、多元化；坚守立足于本土，又超越本土的精神家园；坚守土地上长出来的历史、文化、生命的永恒性，引起特殊关注，就绝非偶然。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参加北大讨论会的一位研究生，在他的发言里，突发“玄想”，提出一个疑问：“全球化的文化生存问题，为什么是由安顺提出的呢？”我在作会议总结时，这样写道：“这个问题，可能涉及现、当代地方文化与世界（全球）文化更加深沉的关联，以及《安顺城记》书写者自身的特质这些大问题，一时也讲不清楚，让我们好好想想吧。”

二、在现有的安顺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新目标：构建“安顺学”学科体系

这就是我和应国在《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序》里所说，“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安顺的学科，安顺学的研究对象，理所当然地应包括安顺的自然、地理、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因此，从学科特征看，它具有综合性、跨学科的特点，是由多学科交叉派生而出的一门边缘性的分支学科，即地方学的分支之一。同时，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安顺学也应具有其学科的独立性。”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例如建议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写出一批更富涵盖性的专史著作”，如“安顺民族史，安顺经济史，安顺开发史，安顺军屯史，安顺人口史，安顺移民史，安顺工商史，安顺科举史，安顺艺术史，安顺地戏史，等等”。这样，“安顺学的构建就会得到有力的支撑，翘首可期了”。

《安顺文库》丛书李立洪摄

我注意到，北大学术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对如何构建“地方学”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对我们今天研究如何构建“安顺学”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我特别感兴趣的有三点。一是强调“对于地方性文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是当前文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与重大挑战”。并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留在官方文献中，也留在民间记载里：民间的谱牒、文书、契约、碑刻、账簿、信函、日记，都是鲜活的历史资料。分布在各地的遗址、遗迹，父老口中的传说，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而这些珍贵的材料，正在一天天地消失”。这正是提醒我们：要将挖掘地方文化史料工作，作为创建“地方学（贵州学、安顺学）”的第一要务。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内部深度挖掘，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文献资料，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必要的口述史资料和历史遗迹”。二是“从外部搜寻各种外地、外省、外国人士有关贵州、安顺的文字记述”。这是基础，一定要费大力气，下死功夫，做好，做扎实。专家的另一个建议，引起我强烈共鸣：要“激励更多的青年人致力于地方文化的传承”。在我看来，这抓住了构建安顺学学术队伍建设的关键。对青年自身的发展而言，地方文化研究也为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急需寻求出路的他们，提供了后疫情时代具有前沿性学术价值，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又具有一定发展空间的历史机遇。我建议：贵州、安顺各大专学校相关院系、学科，都可以有计划地引导大学生、研究生作贵州、安顺地方文化的研究，也可以开设相关课程，作为基本的学科建设。我们创导的“安顺学”研究也就真正落实了。不可忽视的，还有社会上的潜在作者。如果在职的公务员、中小学教师、普通市民，以至退休老人，还有精力与兴趣，利用业余时间，读点书，写点东西，研究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安顺地方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其实，我们的《安顺城记》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些“业余研究者”。

钱理群教授为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课教基地揭牌

专家们还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组织、领导作用。这也是《安顺城记》编写的基本经验。当然也还有“文化企业的开发性市场”。今后的地方文化研究的发展，很可能就仰赖于“政府——社会——市场”这三维空间。这恐怕正是我们今天召开的《安顺文库》讨论会的独特意义与价值所在：它意味着“安顺学”研究已经成为安顺市政府文化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选择了广泛搜集、整理分散在民间的地方文化原始资料，编辑、出版《安顺文库》，为安顺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作为突破口；同时，这也是组织安顺学研究队伍的自觉努力。这也就成了安顺地方文化研究、安顺学建构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我看来，这次会议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意义。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三、安顺学研究的实践价值：地方文化研究成果怎样转化为地方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

这也是我对地方文化研究的特别关注点。我们当年之所以看重屯堡文化研究，吸引我们的，正在屯堡文化传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的宝贵的文化与社会、组织资源。现在，我在思考安顺学的建构时，也在关注地方文化研究与地方建设实践的关系，想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地方文化研究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在我看来，乡村建设当然要以乡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作为追求目标。但是如果局限于此，忽略乡村文化建设，甚至简单地将乡村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服务于资本市场，就有可能发生乡村地方文化“被中产文化所包裹、吸收，甚至消解”的危险。我在观察许多地方的乡村旅游时，就有这样的担忧：如果只顾及市场效应，把乡村自然风景作为纯消费对象，将“绿水青山”背后的文化空洞化，商业化，就会导致乡村经济发展了，乡村文化却消解、失落的后果。这当然不是我们的追求。从这一角度看，地方文化的研究、普及，和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关系着乡村建设的发展方向，绝不可忽视。

《安顺文库》编辑班子主要成员合影（从左至右）闫平凡、丁武光、汪文学、杜应国、刘泽海

二是“地方文化研究与乡村教育”的关系。这涉及要建立怎样的科学、健全的教育知识体系。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小学教育只是“单一的，普同性知识教育”，而完全忽略了“民族地方性知识，乡土知识”。这就导致了“人的发展的趋同，忽略了民族、地域和生命个体的差异性，形成畸形人格”。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将地方性的乡土知识纳入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使普同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有机接轨”。“乡土里的五谷蔬菜，节日节气，山川河流，民俗风情，家族祠堂，这都是极好的教育素材。在祖先智慧和文化浸泡中成长的孩子，才会茁壮”。由此提出的，是如何将地方文化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教育资源，走进课堂。我因此建议，安顺地方有关部门，例如安顺社科联和安顺教育局，要考虑在安顺政府统一安排下，编选《安顺城记》简本，使其作为校本教材，成为学校正式课程。这样，我们期待的安顺学的成果《安顺城记》代代相传的理想才能真正落实，其现实和长远意义与价值绝不能低估。

· 作者简介

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60年，离开北京，前往贵州，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安顺地区师范学校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与吴福辉共同担当）。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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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