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成为抗战大后方，贵州成为“陪都”重庆的屏障。东北、华北沦陷，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相继陷落，海运和长江航运被封锁，铁路中断，西南交通主要靠公路运输。由内地进入西南，无论是从湖南还是广西进入，首先必经贵阳，然后分赴重庆、成都、昆明。湘黔公路和黔桂公路干线是进入西南的大通道，在贵阳与川黔公路、滇黔公路交会，使贵阳成为西南公路交通的枢纽，原先设在长沙的西南公路管理局迁到贵阳。

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起初是从越南河内运来，由黔桂公路经贵阳转运到重庆。日本占领越南后，外援物资从缅甸仰光运来，通过滇缅公路（经过紧急抢修）与滇黔公路运到贵阳，然后运往前线，这条运输线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生命线”。日军进攻东南亚，封锁滇缅公路，战略物资运输线一度中断，不得已开辟“驼峰航线”，用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云南，但当时的飞机运量小、飞行高度有限，越过喜马拉雅山风险极大，难解抗战之急。于是从印度开辟一条“史迪威公路”到云南。无论是滇缅公路或史迪威公路，从云南把战略物资运往前线都必须经过贵州，滇黔公路成为其喉襟，运输繁忙。

1938年的贵州全省公路路线图

湘黔、黔桂、滇黔、川黔四条公路干线在贵阳交会，使贵阳在西南的战略地位大为凸显。当时报纸宣称，贵阳在西南的战略地位，有如日内瓦之于欧洲，被称为“东方的日内瓦”。大批机关、学校、企业迁到贵阳，寂静的山城骤然热闹起来。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在贵阳开办企业，马王庙修车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汽车修理厂，由武汉迁来的中国煤气机制造厂在贵阳改装大批木炭汽车，爱国华侨在贵阳创办中南橡胶厂，贵州企业公司经办几十家企业，电力、机械、化工、水泥、玻璃、烟草、火柴、造纸、印刷、皮革等工业蓬勃发展，使贵阳成为全省工业中心。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文江大学工学院、国立十四中迁到贵阳，贵州办起了国立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还创办了工业、农业、商业、医事等高级职业学校，教育勃然兴起。

科学馆、艺术馆、图书馆、物产陈列馆、民众教育馆在贵阳设立，全国各大书局在贵阳设立分局，贵阳文通书局一跃而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有几十家报纸、杂志。贵州广播电台用多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战时文化”高涨。贵阳人口剧增，由战前的10余万猛增至30余万。贵阳居民来自全国各地，“五方杂处”，南腔北调。人们把来自东北、华北的人统称为“北方人”，把来自长江中下游的人称为“下江人”，把来自广东、广西的人称为“老广”，途经贵阳的难民更不计其数。贵阳在西南交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位日益重要，1941年贵阳设市。

贵阳作为西南公路的交通枢纽，人流、物流、资金流促进贵阳商业迅速发展，使贵阳一跃成为西南商业繁华的城市。据《贵州财经资料汇编》记载，贵阳市领有开业许可证的商号，1937年为1420户，总资本180万元（法币）；1942年猛增至3894户，总资本达7999.53万元（法币）；1943年又增至4239户，总资本达10614.14万元（法币）。1934年全市商业从业人员约1.8万人，若以五口之家计算，靠商业养活的人口近10万人，约占全市人口的1/3。又据《贵阳市工商调查录》记载，商业行业有绸缎、百货、纺织、布业、运输、汽车材料、五金、电料、新药、国药、旅馆、堆栈、香烟、图书文具、颜料、陶瓷、纸张、印刷、戏剧、糖食、南货、茶楼、酒肆、服装、鞋革皮件、首饰、粮食、旧货、油、棉花、驮马运输、铜铁锡器、竹木、煤炭、米粉、面粉、米面食品、纸炮、茶具、洗染织补、屠宰、酱油、摄影、理发、杂货等43种。

1939年贵阳“二四”大轰炸前的大十字

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繁华之区尽遭炸毁，灾后进行重建，主要街道拓宽，两边的房屋或为骑楼式，或为“假洋房”（门面建成洋房样式，后部仍为旧式房屋）。贵阳的商业主要集中在由南至北的中华路上，以大十字为中心，成行成市。由湖南、广西方向进入贵阳的第一条路是油榨街，这里集中了许多榨油作坊。南门外的街道是马棚街（俗称马房街，今新华路），每日有大批骡马驮米到贵阳集散，附近有米市巷。过了南门桥便是盐行街，有数十家盐号销售川盐，华家的永隆裕盐号最为著名。从盐行街至北门桥的大街（今中华南路、大十字、中华中路）商号林立、银行众多，绸缎、布匹、百货等大字号都集中在这条街上，还有许多大书店、金号和银楼，著名的有中国国货公司、阿嘛照相馆、丁兴隆金号、宋华丰金号、赖兴隆银号、南京拍卖行、亨得利钟表眼镜行、梅岭先福康颜料店、杨广寒宫、协记药庄、上海时装公司、张鹤龄笔墨庄等等。

夜市特别热闹，店铺的打气灯和地摊上的电石灯把街道照得通明，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铜像台（今喷水池）热闹非凡，摆摊设点，玩杂耍的、放西洋镜的、卖食品的，样样都有。铜像台至十字口（今黔灵西路口）为广东街，丝线业特别发达，以刘义兴丝线铺为著，故有“丝线一条街”之誉，后来棉纱、土布业兴起，商人每日清晨都到广东街打听物价涨跌行情，交易极为活跃。十字口至灵官阁接口（今普陀路）为南京街，江西商人在这里开了许多油铺，以销售油盐柴米为主。大街两侧多有行市，棉花街（今科学路），家家户户弹棉花。二浪坡、三浪坡（今中山东路），多是餐馆和电影院。中山东路多有旅社、餐馆和食杂铺。正新街有中国国货银行、福钰银行、云南益华银行、复兴实业银行及文具、小百货商店。省府路上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聚康银行、四川美丰银行、聚兴诚银行、西南实业银行、大川银行、昆明实业银行，可谓是“银行一条街”。

北门桥附近贯城河边有铜匠街（后称大同街）和铁匠街（后并入太平路），是铜匠和铁匠作坊汇集之地。铜像台附近有条“三才巷”，实为劳务市场，要雇泥木石匠、帮工、佣人便到这里去找。大西门附近有条“轿夫巷”，要坐轿子便在这里雇轿夫。金沙坡（现在人民大道旁）是买卖旧货的市场，往往可以“沙里淘金”，淘到一些古董和宝物。紫林庵、黄金路一带，有许多修车行、补胎店和汽车配件商店。西湖路原称打渔街，要吃鲜鱼到那里去购买，还可以吃“河水煮活鱼”。此外，还有大菜市、草荐街（今箭道街）、箥箕街（兴隆西巷）、粑粑街（石岭街）、木市巷、竹市巷、煤粑市等等。

城市人口日益增多，路过贵阳的人络绎不绝，客观上刺激了饮食业迅速发展。一路奔波的人来到贵阳，首先要找馆子吃饭，然后才找旅社住宿，吃是最急迫的事。外地移居贵阳的人，最感不便的是饮食习惯不同。“南人吃米，北人吃面”，北方人很难适应贵州的饮食，“下江人”和“老广”怕吃辣椒，都希望能吃到家乡的饭菜，这就为各种不同风味饮食的发展留下很大的空间。对于那些逃难到贵阳的人来说，有钱的人投资饮食业获利最快，钱少的人开个小食店也可谋生，有厨艺的人可以到餐馆当厨师，一无所有的人可以到餐馆打杂、跑堂。适应“五方杂处”的环境，川菜、粤菜、江浙菜、北方味、清真馆很快在贵阳发展起来，相互竞争，各显特色，共谋发展。

贵阳的传统小吃很多，有肠旺面、雷家豆腐圆子、恋爱豆腐果、南京街碗耳糕、炒米糖开水、糕粑稀饭、油炸糍粑、锅粑糍粑、甜酒粑、豆腐脑、米团粑、凉甜糕、丝娃娃等等，不仅贵阳人喜爱，而且外来人也跟着吃起来。肠旺面贵阳特有，以在面条中加猪肠和血旺得名，红油微辣且香，油而不腻，还加脆哨、软哨、绿豆芽，吃起来别有风味。当时最著名的是苏肠旺，老板苏德胜，店在广东街与十字口交汇处，食料精选、制作精致、调味讲究、服务周到、顾客盈门。

雷家豆腐圆子源于清末的雷老太婆，世代传承，店在贵阳三牌坊（今中华南路），在精制的豆腐中加上香料、食盐、葱花做成圆子，掌握火候，使之“香酥可口”，百年不衰，是贵阳的“老字号”。宋氏五代人经营甜品，以卖糕粑稀饭出名，后来又卖炒米糖开水和八宝饭，开店于南京街，店名为玉盛甜品店。碗耳糕、米团粑、沧粑、凉甜糕是一个系列，属米糕一类；热糍粑、锅粑糍粑、油炸粑（豆沙窝）又是一个系列，属糯米食品，大人小孩儿都喜欢吃。恋爱豆腐果倒有点特别，据说是一对恋人在躲飞机时吃到的，这种又嫩又辣的烤豆腐非常可口，一传十、十传百而成为流行的美味小食。黔菜馆在抗战中兴起，据说有十来家，著名的有：醉阳春、云荣春、汉云楼、老不馆。黔菜风味独特，味香辣而不同于川菜的麻辣，烹饪方法有蒸、煮、烧、炸、炒和凉拌，特色菜有宫保鸡、酱汁鸭、清蒸甲鱼、一品海参、辣子鸡、八宝饭、破酥包子、眉毛酥、刷把头等。宴席分为几等，最高的为燕窝席和鱼翅席，其次为海参席，一般为蹄筋席，通常是四冷盘、四热盘、八窝碗、四座菜，外加点心，上菜次序不能错乱，不像现在全盘托出。

川菜来贵阳较早，出名的有杏花村、豆花村、飞花村、万花村，俗称川菜“四村”，它们都是正宗川菜，适应战乱环境，经营比较灵活，既包酒席，又随堂小炒和外卖，还卖泡菜和豆花饭，贵贱不拘，有平民化倾向，故多以“村”为名。川味名菜有豆瓣鱼、坛子肉、棒棒鸡、怪味鸡丝、麻辣鸡块、双上鸭掌、生爆盐煮、甜烧白、咸烧白等等，还有麻辣火锅、菊花什锦火锅、大杂烩、小杂烩，四川人和贵州人都喜欢吃，生意兴隆。粤味餐厅在抗战时期兴起，有大三元、冠生园、五羊、金龙、百乐门、南园、东园、桃园等九家，大都集中在大十字附近。大三元位于中山东路，有三栋房屋，前、中两栋二层楼，后栋三层楼，四个大厅可摆设餐桌百余张，还有五个小包间和一个礼堂。粤菜以山珍海味和鸡鸭为主，烹调海参、鱼翅、燕窝、鱼肚、蛇之类菜肴，还有广式腊味香肠、腊肉、腊鸭、卤味、油鸡、白切鸡、烧鸡、叉烧、乳猪，又制作广式糕点和面包，不但可以吃饭，还可以喝茶，适应广大有着吃早茶、晚茶习惯的食客，是当时贵阳最大的餐馆。江浙味以大江苏、小上海著名，大江苏在中华南路上，老板张子文是无锡人，经营的信条是“要让客人吃得饱，更要让客人吃得好”，除供应各种正宗的江浙菜以外，还卖江苏馄饨、无锡包子、大排面、三鲜面、红肉面、阳春面，生意兴隆，门庭若市。“下江人”还在街上卖白糖方糕、黄松糕、豆面馍馍、条条糕、玫瑰猪油糕和油炸臭豆腐。北方味主要是面食，有天津馆、北方馅饼店、天津狗不理、北方饺子馆等，街上卖馒头、包子、油条、大烧饼的多是“北方人”。回族在贵阳开设许多“清真馆”，著名的有金钰和孙玉顺，炖牛肉、牛肉面、卤牛肉誉满全城。湖南面和湖南馄饨很受欢迎，湖北的武汉豆皮也在贵阳出售，“欢喜坨”在贵阳称为“糖麻圆”。

各种服务业兴旺发达，以旅游业为盛。南来北往的人不绝如缕，他们到贵阳必须找旅社住宿，政府在贵阳设有难民接待站和难民收容所，民间办起旅社和客栈450多家，威清门一带多有小客栈，最大的旅馆是贵州大饭店，它是江西人杜德和创办，设在独狮子（今中华南路旁的醒狮路口），是一座木结构的四层楼房屋，有大小客房44间，客满时搭临时铺位。贵阳市协济战区文化人委员会在艺术馆附近设招待所，接待战区流落到贵阳的文化人。花溪西舍可谓是当时最豪华的宾馆。贵阳的茶馆多达数十家，三教九流的人都来茶馆喝茶、聊天，还有艺人说书、演曲艺和唱小调，座无虚设，著名的如会仙茶楼、华园茶社。

酱油是人们日用必需品，孙绥之创办的“味莼园”是贵阳的老字号，先后在大十字、河西路和苏家桥设店，所产“卫生酱油”“口蘑酱油”“虾子酱油”最受市民欢迎，还生产麸醋、甜面酱、豆腐乳和各种酱菜。永馨斋酱油别具一格，以“稠、鲜、富含营养”为特色。为了适应各地人的口味，上海酱园、老同兴酱园、天生酱园、老大通酱园、蜀味酱园纷纷兴起，各有市场。贵阳的油号大都是江西人经营，著名的有晋禄寺（今民生路）的傅恒镒油号和南京街的杜锦源油号，货源广、菜油真、销量大，控制贵阳的食油市场。府后街（今公园南路）的戈鸿盛麻油店生产小磨麻油，副产芝麻酱，名噪一时。猫猫巷（今和平路）的“邓皮蛋”，三宫殿（今延安东路）的“余豆豉颗”，麦香村的挂面都很有名。贵阳的老糕点铺广寒宫、义信昌等生产黔式糕点，如鸡蛋糕、沙琪玛、鲜鹅蛋、核片糕、灯草糕、黔式月饼，大三元、冠生园等生产西式糕点、饼干、面包、广式月饼。1944年东方食品公司由长沙迁来，生产湘式糕点和广式糕点，自产麻雪枣、酥糖、小花片、烘糕、蛋卷、蛋薄脆、奶油麦麸饼干、麦片、代乳粉及小儿健脾膏等。贵阳国药颇盛，1930年成立国药商业同业公会，大药房有同济堂、生生药房、五福堂、协济药庄、普济药房、国泰药房、卢庆元药房、觉仁药房、大春药房等。同济堂是老字号，创始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经营地道药材，精心炮制，药物齐全，自制丸散膏丹，有名医坐诊，强调“童叟不欺”，在贵阳有很高声誉。抗战期间，来了许多西药房，如新洲药房、大公西药房、健华药房、公达药房、亚洲药房等，并于1941年成立西药业同行公会，国药与西药并驾齐驱。贵阳原先无公共浴室，1936年在市场路（今曹状元街）开了一家“大东浴室”，后来远东饭店也设浴室，社会服务处办起了公共浴室。

文化市场勃然兴起，使商业出现新的面貌。中华书局贵阳分局主要经营中华书局版图书和教科书，兼营体育用品和文具；商务印书馆贵阳分馆除销售各种商务版图书以外，还经营风琴、手风琴、显微镜、望远镜、照相机、运动器材等；世界书局经营本版图书、学术专著、各种课本及教学参考书，兼营教学用品、测绘仪器、日记本、练习本；正中书局经营图书和课本；开明书店贵阳分店经营教科书、社会类图书、文艺图书和青年读物；生活书店贵阳分店经营社会科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图书及通俗读书；新亚书店贵阳分店主要经营教科书及人体解剖、动物、植物、数学、化学、防空、防毒等各种挂图；贵阳读新书店经销进步书刊和报纸；贵阳文通书局设有发行所，经销学术专著、文学名著、各种丛书、教科书及辅助读物，全国各大书局的图书在贵阳均能买到。经营文房四宝的商店不少，最著名的是张鹤龄笔墨庄，生产的毛笔都刻有“寸楷羊毫”“小楷羊毫”“鸡狼毫”等字样，还经销各地的墨及钢笔、铅笔、画笔、三角板、圆规等文教用品。电影业特别兴盛，先是在中华南路创办明星电影院，后在富水中路建群新电影院，在小十字建贵阳电影院，在大十字建贵州电影院，在中华中路建民教电影院，放映国产片、外国片，看电影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热点，有些地方还放露天电影。最大的戏院是“黔舞台”和金筑大戏院，演出京剧、川剧、评剧、话剧，金筑大戏院白天演戏，晚上放电影，京剧的“管家班”和川剧的“天曲社”最为走红，麻子红的马戏团红极一时。照相业悄然兴起，阿嘛照相馆由广东迁来，在中华南路开店营业，贵阳的团体照、学生毕业照、结婚照、全家福、个人照大都由阿嘛照相馆拍摄，是照相业的老字号。此外，还有曾氏兄弟的艺术社，以艺术人相为特色。

内迁贵阳的企业给商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引起各方面变化，或扩大规模，或开启新的行业，或改变经营方式。贵阳原先也有几家百货店，如永丰泰、陈兴隆、刘源春号，但规模不大、货源不多。1938年由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以武汉国货公司为基础，联合贵州省政府、中国银行贵州分行及其他提倡国货的人士共同投资，组成贵阳中国国货股份公司，设址于贵阳盐行街，专以运销国货（包括机械制品、手工艺品及土特产）为业务，并托联营公司集中采办各地经销商品，额定股本金30万元，分为3000股。这是贵州最大的百货公司，资金雄厚，并按股份制方式经营，专销国货，既抵制了日货，又促进国内工业生产；既使贵州的工业品、手工艺品和土特产有了新的出路，又保证百货业有充足的货源，实为商业的一大拓展。与之相连的是贵州企业公司贵阳营业处，它统销企业公司下辖各企业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火柴、香烟和日用化工产品。火柴现在看来无关紧要，可在当时却是日用必需，没有火柴不能生火做饭、不能点灯照明，过去贵州所用的火柴都是由外地运来，企业公司创办贵州火柴公司后，所产舞龙牌安全火柴、飞马牌硫化火柴、小安全火柴、民三火柴、贵州牌火柴极为畅销，加之其他几家火柴厂，不仅满足贵阳的需要，而且还大量外销。

贵阳市面上原先销售的都是外地所产的大刀牌和骆驼牌香烟，自贵州引种美烟成功后，烟草业勃然兴起，企业公司成立贵州烟草公司，民间办起了欧亚卷烟厂、利亚烟厂、金筑烟厂、南明烟厂，香烟不但可以自给，而且大量外销，成为一种新的商业行业。企业公司所属化工厂生产的肥皂、蜡烛及化妆品通过营业处销售，解决了日用化工产品紧缺状况。汽油都是外国进口，日本封锁滇缅公路后，汽油紧缺，出现“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悲壮局面，急需寻找汽油代用品，由武汉迁来的中国煤气机制造厂研制了“上吸式煤气发生炉”，将商车改装为木炭汽车，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保证汽车运输，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时期的贵阳大十字岗亭

亨得利钟表眼镜行是一个庞大的企业，总行设在上海，在70多个城市设有分行。1939年南昌分行迁到贵阳，改为亨得利贵阳钟表眼镜行，专销瑞士手表和各种眼镜，兼营唱机、唱片、钢笔，资金上采取集资，商品实行全国联保修理，经营上可以“先赊销后付款”，还采用黄金、美钞、大洋折价补差，生意兴隆，后在遵义、安顺、毕节、都匀设立分店，在商业上开启一种新的行业。梅岭先创办的福康颜料店1938年由南昌迁往贵阳，主要经营各种染料和纯碱，代销英国、德国、瑞士产品，并结合市场需要进行配制和分装，存货为西南之冠，不但促进了染织业发展，而且打开了国际贸易之门。贵阳原先都是小裁缝铺，1944年上海人蔡健安在贵阳中华中路开设上海时装公司，聘请技艺高超的师傅，招考培训技术工人，根据潮流缝制各种时装，新颖时髦，上衣特别讲究针法，顾客如不满意可以退款或重做，顾客盈门，应接不暇。新华利玻璃五金店由湖南长沙迁来，不仅销售玻璃，还进行玻璃装修、制作相架、礼屏、镜片，兼卖五金，玻璃安装业务约占贵阳的三分之一。贵阳金银首饰业有丁兴隆、宋华丰、聚宝斋、宝富斋、宝兴斋、喻古星、袁裕主、汪裕泰等十多家，首推丁兴隆金号和宋华丰金号，两家都设在中华路上，虽名为金号，实为金银首饰店，由纯金、纯银制作的首饰，工艺精巧，花样新颖，金首饰多是贵妇、少女购买，银饰多为少数民族喜爱，真金白银，信誉度高。战乱之中，人们缺钱往往将贵重物品典当，当时贵阳有光裕典、荣盛典、广济典、复元当、继盛当、德昌当、元胜当等，缺钱的人将贵重物品作抵押换取现金，换钱的多少依物品的价值而定，到期赎回，若不赎回则成“死当”。1944年，从南京来的张少正在大十字开了一家“南京拍卖行”，改变了传统的典当方式，采取“寄卖”“拍卖”的模式经营。寄卖是将贵重物品放在橱窗里供人选购，出售后收取佣金。拍卖又称“竞卖”，将珠宝玉器、古玩字画之类贵重物品进行公开拍卖，谁的开价最高便卖给谁，无需“赎回”或“死当”，以新的方式适应社会需求。

商品流通有赖于运输业的发展。为了统筹运输行业，1936年由贵阳吉、太和、德新、先导、黔南、吉祥、永康、义康、裕裕、益黔、明德、南星等14家民营车行发起成立贵州商办汽车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经营运输业务，公司在贵阳设总事务所，在交通节点设事务分所。1939年，又在贵阳成立中国联运社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水陆联运业务，在重庆、昆明、香港、上海等地设分社，主要是经营筑渝、筑柳、筑昆等运输线路。1941年由贵州企业公司投资创办中国煤汽车营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400多万元,除将普通汽车改装为木炭汽车外，还向美国通用公司购进70辆大马力煤汽车，承运军用物资及企业公司的原料、器材、产品，营运路线以贵阳为中心，北至重庆、西至昆明、南至金城江、东至湖南芷江。1940年成立贵阳交易介绍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有介绍交易、代理行号办理通讯、发行行情公报、报关纳税等，并经营日用百货、绸缎布匹、皮革皮件等商品的批发、零售业务，是商业发展的一种新模式。1941年成立中兴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自备大批汽车进行长途运输，不但在西南、西北各省，还远至缅甸腊戍，为政府部门运输进出口物资，贸易业务主要是供应交通运输需要的物资，向国外订购车辆、汽油及汽车零件，涉足国际贸易，公司本部在贵阳、重庆、昆明等地设办事处。同丰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又是另外一种类型，以经营贸易和购运物资为主，调节市场供需，运销轻工业及化工产品，公司总部设在贵阳，在安顺和遵义设分公司，以后建立的贵阳联益贸易商行，主要是运销烟叶、棉花和桐油；贵州运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将贵州的桐油、烟叶、菜油、五倍子、猪鬃等土产运销省外。

商业的繁荣必然导致金融的活跃，因为商业的集资、融资、资金周转都离不开金融。抗日战争期间，在贵阳开设的银行多达30余家，国家银行有中央银行贵阳分行、中国银行贵州分行、交通银行贵阳分行、中国农民银行贵阳分行、邮政储金汇业总局贵阳分局、中央信托局贵阳分局、农本局贵阳专员办事处；外省地方银行有广东省银行、湖南省银行、广西银行、昆明银行，浙江省银行和福建省银行也在贵阳设办事处。商业银行最多，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贵阳分行、中国国货银行贵阳分行、聚兴诚银行贵阳支行、四川美丰银行贵阳分行、亚西实业银行贵阳分行、利群银行贵阳分行、大川银行贵阳分行、大同银行贵阳分行、福钰银行贵阳分行、和成银行贵阳办事处、重庆商业银行贵阳办事处、云南兴文银行贵阳分行、云南实业银行贵阳分行、云南益华银行贵阳办事处、昆明商业银行贵阳分行、复兴实业银行贵阳分行、醴陵农民银行贵阳办事处。银行成为贵阳的一大行业，1938年7月成立的贵阳银行业同业公会，成为贵阳商会的重要行业分会，开展金融市场及银行营业状况调查,草拟金融业的规章办法,传达财政部、省政府有关文件和决议案,增进金融事业的公共利益及规划，调节同业相互间的争议,举办金融界共同关心的活动等。1941年成立贵州银行，采取股份制经营，资本总额初定为法币600万元，分为12000股，每股500元，由贵州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贷款给贵州省政府做银行专用基金，其余由富商认购商股；成立董事会和监事会，聘请总经理和协理负责经营；设业务部和信托部，办理存款、贷汇兑、信托等业务。本行设在贵阳，在都匀、独山、贵定、毕节、遵义、安顺、兴仁、镇远、铜仁、思南、柳州等地设分行或支行，在重庆、长沙、昆明、上海、汉口、广州等地设通汇处或通讯处，在若干县设办事处。

抗战时期成立的“怡兴昌银号”

1941年盐业巨商刘玩泉在重庆顶得“聚康银号”招牌，次年迁到贵阳更名聚康银行，定资本金为1000万元，分为1万股，每股1000元，主要股东有刘玩泉、刘熙乙、帅灿章、伍效高、孙蕴奇、邓若符、丁达三等，推王伯群为董事长。刘玩泉、刘熙乙、邓若符先后任总经理。主要业务针对盐业运销。为仁岸（仁怀）、永岸（四川叙永）各盐号担保向国家银行借用低息贷款。在贵阳、重庆、安顺、梧州、长沙、汉口、五通桥、内江、上海、汉口、广州、都匀、毕节、赤水等地设分行或办事处，并附设毅泰公司。

股份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种集资和融资的方式，它能将社会上各种资金集合起来进行资产重组，并按市场规律投向社会需要的方向，有利于资金流动和经济发展。股份公司的特点是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所有权属于股东，由股东选出董事会，控股者担任董事长；管理由专业人员负责，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属员由总经理聘用，权、责、利明确，专业性强，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经营管理模式。抗日战争期间，贵阳商业繁荣、金融活跃，股份制企业应运而生，出现了许多股份公司，如百货业中的贵阳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运输业中的贵州商办汽车联合股份公司、贵阳中国联运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煤汽车营运股份有限公司，运销业中的贵阳交易介绍股份有限公司、中兴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同丰商贸股份有限公司，金融业中的贵州银行、聚康银行等等，标志着贵阳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步走向现代商业。

刊登于《贵阳文史》202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