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上。文章的题目是“《左传》、《国语》与汉四家诗”，刊在《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2期。这篇文章其实是我读研的课程作业。97年秋冬学期，我在贵州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读研二，那学期我们开设了一门专业课《诗经研究》，授课教师是我的导师张启成先生。张先生为国内《诗经》研究名家，也是中国《诗经》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先生的《诗经》课基本上都是谈自己研究《诗经》的创获。其虽然写过《诗经入门》一书，但却从未在《诗经研究》课堂上来讲《诗经》研究到底如何入门，或许先生认为研究生课还讲入门知识可能太肤浅，再或许先生将当时的研究生看得水平太高，似乎认为已不需要再谈什么入门了。

于是，《诗经研究》这门课，成为先生研究《诗经》心得的一个个专题，诸如“论《商颂》为商诗补正”、“论魏晋南北朝诗学观的新突破”，“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成伯玙《毛诗指说》新探”，“班固诗经观新探”，“论《诗经》三家诗的异同及其流变”，“论闻一多《诗经》性文化研究”，“论两汉《诗经》非经学研究的萌芽”等等。这些《诗经》研究论题在90年代无疑极具创新性与前瞻性。至今犹记先生在课堂上拿出其刚完成的手写文稿“论两汉《诗经》非经学研究的萌芽”给我们传阅，“非经学研究”这个概念当时给我巨大震撼，我们几个学生在由衷敬佩先生敏锐学术洞察力的同时，无不好奇地询问先生，打算将如此高水平的文章投稿到哪个杂志发表？可先生却说，发表的事不急，先放在抽屉里两三个月，过后再看看，也许认识又会不一样。先生如此精益求精的严谨治学态度，却令当时的我们很难理解。

2015年1月1日，“张启成教授学术生涯回顾暨古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举行

上先生的《诗经》课，如果学生不自己提前做功课的话，很可能觉得如同听天书，难明其究。但如果课下准备充分的话，则课程所带给你的启迪与享受无以言表。研究生每门课程都是以课程论文的形式考核，《诗经研究》自亦不例外。学期中，我将《左传》《国语》引《诗》仔细摘抄，曾撰成一文，在送先生下课回家的路上，我给先生提着包，将文稿呈给先生阅览，先生迅速翻阅，然后对我说，这篇文章研究的点太多，缺乏集中深入。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是当时先生以最形象的话语指导我如何从事学术研究。有了整理《左传》《国语》引《诗》的基础，我最后写成了“《左传》、《国语》与汉四家诗”一文，在课上呈给先生，先生这次将我的文稿带回家去看了。再下次上课前，先生专门将我叫至教室外谈我的文章，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可在前面做一个统计表。下来我按先生的要求修改了文稿，再次呈给先生。先生说这篇文章可以做他省教委科研项目的一个成果，这就是这篇文章后署“本文属贵州省教委社科项目”一行文字的原因了。

张先生是《贵州文史丛刊》的主编，将拙文刊在来年第2期。文章发表后，先生在一次上课时将两本样刊带给我，打开刊物，见到自己的文章，我一度很兴奋，毕竟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本人第一篇被铅字印刷的文字。文章发表后不久，张先生有次课间休息，突然对我说，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可做此题。我有些惊讶，因为先生在想什么，又如何思考我们的毕业论文，他平时都不怎么谈起的，但由此可知先生一直就在心里考虑学生们的毕业论文选题，只不过不喜欢挂在嘴边罢了。

“张启成教授学术生涯回顾暨古代文学学术研讨会”现场

事实再一次证明先生超常的学术判断力。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8年06期全文转载。那天，我去中文系翻阅信件，突然发现写有我名字的大信封，拆开一看，是《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我发在《贵州文史丛刊》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被转载了！说实在的，我当时对于自己的文章被转载似乎还没有什么概念，而旁边一师弟见状后大为惊叹，连连称赞，说一般老师们的文章都很难被转载的，何况当时的我只是一名贵州大学中文系的研二学生。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第一篇文章的学术价值，同时也由衷佩服张先生的学术判断力。

文章的发表，也由此确定了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选题——《左传》《国语》与汉四家诗。99年4月25日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张先生请来了复旦大学著名教授顾易生、蒋凡先生，两位先生高度评价我的毕业论文，答辩等级自然为优秀了。99年9月，我考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读博士，师从顾易生先生。有一次，师姐石晓宁对我说，师弟，能否看一下你的硕士论文，蒋凡老师说你的硕士论文比我们有些博士论文写得还好。我听后大吃一惊，赶忙将论文拿给师姐，同时深感蒋凡先生的抬爱和对后生之奖掖。顾先生在我硕士论文的基础上，确定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汉代《诗》学研究。

经由顾先生、蒋凡先生、徐志啸先生等悉心指导，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在2002年6月答辩时获优，也得到了曹旭先生、陈允吉先生、杨明先生等高度评价。陈允吉先生说，中国的学术有汉学、宋学，建议我下一步做宋代《诗经》学研究。并差一点推荐我去南开罗宗强先生处做博士后了。南开没去，因为当时根本没打算做博后，只急着想找工作养家糊口。最后因为求职不理想，又想借做博后延缓就业。可时间已到了6月份，而北大、南大、中大等学校当年博后进站早已结束。一波三折，最后还是回到了西部工作，在离开复旦的最后一刻，也拿到了川大的博后进站通知。博后的研究选题自然毫无悬念——宋代《诗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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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宋代《诗经》学研究，涉及到南宋王柏《诗疑》。于是撰写了“论王柏《诗疑》的文学思想——兼论南宋后期经学与文学之互动”。拿给张启成先生，很快发在《贵州文史丛刊》2004年第3期上。此时的我已成为贵州大学中文系的一名教师，一次中文系开例会，我取来信件，发现有一个大信封，拆开一看，原来是发在《贵州文史丛刊》上的文章被《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10期全文转载了。

我有些兴奋地拿给坐在旁边的袁本良老师看，袁老师连声称赞“不错，不错！”这是我发在《贵州文史丛刊》上的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的第2篇，由于之前本人已经有多篇文章被《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再次被转载，兴奋亦只是一瞬间，便即刻恢复了平静。其实，2003年，入职贵州大学的第二年，我也在《贵州文史丛刊》发了文章的，题目是“什么是《诗经》的文学研究——关于经学与文学关系之思考”，这实际上是博士论文研究的后续。此文影响力还行，据知网统计，目前该文引用24次，下载1051次。引用和下载数量还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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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获得本人第一个贵州省长资金研究项目“近代贵州儒学与文化”，开始进入贵州地域文化研究领域。2006年在《贵州文史丛刊》第3期发表省长资金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论郑珍文学创作的经学化”一文，探寻近代贵州儒学与文学互动之关系。06年8月份与张启成先生一起去四川南充参加《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火车上，我与张先生愉快地聊学术，我告诉张先生，9月份要去清华访学，寻求学术研究的转向，于是，张先生托我到北京给他找资料。听罢先生之言，我颇为感动，此时的张先生已年过七十，且糖尿病、眼疾时发，可学术热情依然不减。

先生告诉我，贵州文史馆有一个关于郑珍的学术会议，举办者曾想邀我参会，因为看到了我在《贵州文史丛刊》上发表的郑珍研究文章，觉得很有新意。但因与《诗经》会议时间冲突而作罢。事实上，学界参考引用“论郑珍文学创作的经学化”一文的亦不在少数。2008年曾向《贵州文史丛刊》投稿“贵州方志艺文志编纂体例之嬗变及其文学意义——兼论史学与文学之互动”，几个月过后一直没见音信，等编辑回复可以用稿时，我的文章已经在《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8期刊出，并已拿到样刊。该文还入选了《中国地方志》创刊30周年优秀论文选集。

自从张启成先生退休后，我也就没在《贵州文史丛刊》上发表文章了。如今，我指导的研究生在《贵州文史丛刊》上，已经有十余人次发表学术论文。这既是学术研究的所谓薪火相传，也是贵州大学古代文学专业与《贵州文史丛刊》的一种不解之缘吧。

作者简介：谭德兴，湖南麻阳人，文学博士，现为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诗经》学、出土文献、贵州地域文学与文化。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