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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笔记整理(二)——先秦文学(绪论)

中国古代文学史笔记整理(二)——先秦文学(绪论)先秦文学绪 论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初创时期,是上古期第一段。先秦文学尚未从浑沌一体的文化形态中分离,其特征与这时文化形态有着密切关系。

先秦文学绪 论

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初创时期,是上古期第一段。先秦文学尚未从浑沌一体的文化形态中分离,其特征与这时文化形态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源头

一、远古歌谣和神话,我们称之为传说时期文学

例:据说是神农时代《蜡辞》(《礼记·郊特牲》)大约是农事祭歌;传说尧舜时《击壤歌》、《南风歌》等,是后人伪托;韵语可能是原始歌谣遗留。如《吴越春秋》载《弹歌》,反映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已具韵律,显是古老歌谣。《吕氏春秋·音初篇》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候人兮猗”,是夏代诗歌遗文。

二、文字产生后,脱离传说时期

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是所知最古文字。甲骨文代表商代晚期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卜辞文句简朴形式单一,仅有少量记事文字,但其产生具重大历史文化意义,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三、诗歌最初与乐、舞结合

《吕氏春秋·古乐》载八阕,内容从题目看,“载民”歌唱始祖;“玄鸟”即燕子,可能是本部落图腾;“遂草木”歌唱草木茂盛;“奋五谷”歌唱五谷生长;“敬天常”遵循自然法则;“达帝功”以下反映宗教信仰。《尚书·益稷》载帝舜时《大韶》。《诗经》作品都是乐歌。约在春秋后,诗歌分化独立,向意义和节奏韵律方向发展。

第二节 先秦文学的形态

一、文史哲不分

先秦文学非纯文学,先秦文化呈现综合形态。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哲学著作,史、哲学著作也有文学意味。

(一)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云颛顼命南正(官名)重掌管天,北正黎掌管地,即掌天文、祭祀事,周宣王之时,重、黎后人成司马氏,掌周史,可以看出史学与巫术分化过程;据《尚书·洪范》可知商代已形成“五行”思想;《易》卦爻辞,已具备“阴阳”观念;“德”观念于商萌芽,在周发展,形成敬德保民思想。

(二)春秋战国时,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关注社会政治、讨论治国之道的诸子说理散文成熟,表现鲜明个性,浓郁情感,丰富形象,具较强文学性。

二、先秦诗歌:宗教颂赞祷祝诗—政治叙事诗—言志抒情诗。

三、楚地文学。

铁器最早,间接促进战国楚文化发展。屈原说:“惜诵以致愍矣,发愤以抒情。”(《楚辞·九章·惜诵》),在楚地民风、民俗、及民间曲调基础上,屈原“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王逸《离骚经序》),借鉴《诗经》艺术精神和手法,作出琦玮瑰丽诗篇。

四、模糊性、争议性

有些非一时一人作,传承中可能有损益,师说和后学说可能混杂、增删;秦火后,多为汉人重新编定,难免有讹误。汉代传授先秦经典学派很多,产生很多异说,模糊了先秦文学本来面貌。

第三节 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文化承担者身份、地位发生变化。

一、夏商代和西周初,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主要承担者是巫觋,出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是主要文学作品。

上古巫史不分,史也具宗教性。史官除从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锡命、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史长于记人事、观天象、悉旧典。《商书》中的《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诸篇,是史家最早的散文创作。史官世代传业,儒家所传经书,多为其旧藏典籍,其文辞可分质朴与文采两类:所记录的,如《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都是朝廷的诰誓,辞风质朴,不加文饰;自作的,如《周书》中的《洪范》、《顾命》等篇,条理细密、文思清晰。

二、西周时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所垄断。

官学内容,据《周礼·地官》载六艺: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贵族是西周、春秋文学主要创作者;同时也有民间歌谣,作者大都平民。

三、春秋战国时,文化知识转移到士(贵族和庶人之间的阶层)。

第四节 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先秦文学大致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一、夏商文化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夏商二代文化略同。”即贯通夏商文化某些相同的制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都以原始宗教为主。夏商文化以 巫文化最有代表性。

(一)诗歌。

传说南音起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东音起于夏孔甲的《破斧歌》。夏商时代已有较完整的诗歌出现。如夏启时的《九歌》,与祭天活动有关,应该是祭祀歌谣;商代如《诗经·商颂》五篇,歌颂咏祖先,歌舞娱神,都用于祭祀;商代韵文还包括《周易》中某些卦爻辞。诗歌内容或怨上刺世、申诉痛苦,或抒发爱情、歌咏劳动,运用象征、比兴、白描、叠咏等手法,用韵参差多样,古代诗歌萌芽状态特点。

(二)散文。

巫史文化昌盛促进散文发展。商代的《商书》中《盘庚》是记录盘康迁都于殷时发表的训辞,文字古奥,是商人作品。

二、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克己复礼”,巫术宗教文化被礼乐文化取代,自西周始中国进入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

(一)“礼乐”精神实质是对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而这些“礼乐”概念又是从前代原始巫祭文化,尤其是巫祭仪式中发展出来,目的在于维护等级制度,它的核心是“德”、“仁”等一些政治伦理观念。周代文化改革家们通过“神道设教”法,完成理性文化对原始文化突破。

(二)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史官文化”因此成熟。

《周书》“诰”、“誓”以文献形式,记录周初征服商人历史,反映周初社会关系和政治理想;鲁《春秋》经孔子修订,基本精神是“道名分”(《庄子·天下》),即讲社会伦理秩序,并通过对历史事实选择以寓褒贬,寄托社会理想;《左传》和《国语》继承发扬了《春秋》现实精神和表现手法,倡导儒家敬德崇礼、尊王攘夷、固本保民等思想。《左传》是先秦史传散文顶峰之作,把中国叙事文推向成熟,开《战国策》、《史记》等史传散文之先河。《国语》记言为主,言辞典雅、精练,并通过人物语言描绘情节和人物形象。

(三)说理散文出现《论语》、《墨子》和韵散结合的《老子》。

《论语》是对孔子言行记录,是先秦礼乐德治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表达了孔子对现实关怀,它所昭示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立场,倡导一种平等简朴、和平、宗教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发展了文章逻辑性,文风朴实无华;《老子》见于社会混乱和罪恶,提出“无为而治”社会政治理想,表达对现实的反省和批判,导致道家成立。

(四)文学精神和风格体现为和谐、典雅,婉而多讽特征。

如《春秋》、《左传》等“书法”;《诗经》以“比兴”为主要艺术手段,加以复沓叠唱的结构形式,造成含而不露、回环往复效果。

三、战国时“百家争鸣”局面

西汉初,司马谈曾把“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刘歆于六家之外,又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这些学派从不同出发点,探讨了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学理等问题。就其影响言,以道家庄周、儒家孟轲与荀卿、法家韩非及纵横家最为重要。

特点:

(一)立足现实,着眼现实,对社会现实深刻认识与尖锐批判。

(二)自觉创作精神,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风尚,表现出强烈个性和激情。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庄子。

(三)文学风格百花齐放。

1、原因:诸子生活经历、文化教养、所处具体环境、政治观点、文学观念不同。

2、表现:

(1)庄子运用“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学手法,使其文章充满奇思逸想,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辩”,让人们“得意忘言”,自觉运用言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汇的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与意之域”(《庄子·秋水》郭象注)的境界;

(2)孟子道义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强大人格力量,极具气势。《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比喻生动,文风至大至刚,饶有韵味;

(3)《荀子》有辩才,述理密,善譬喻,长铺排,郭沫若以“浑厚”二字概括其风格;

(4)纵横家充分运用夸张、排比、寓言、用韵等各种文学手法,务使其语言具煽动性。《战国策》奇谲恣肆、雄隽华赡、姿态万方;

(5)韩非子蔑视传统的礼乐德治思想,对现实政治有深刻认识,所论“势”、 “法”、“术”,显示功利主义倾向。文章无所顾忌,峻峭犀利,入木三分,淋漓酣畅;

(6)屈赋以参差错落句式,奇伟瑰丽词藻,丰富奔放想象,表现屈原美好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情操。

(综合资料整理,整理好将继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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