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史学，正式出现于何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重要问题。有人主张“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认为，中国史学至西汉时代才开始出现，比希罗多德《历史》为代表的西方史学晚了300余年。在与希罗多德同时代的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真的还没有出现一部能够与希罗多德《历史》相媲美、且能标识中国古典史学诞生的史学名著吗?

史学是人类认知历史的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史学的正式诞生，都是以其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名著的问世为标志的。这部史著应当含有丰富的史学内涵，且具有本民族史学的特色。

评判一部史书是否具有丰富的史学内涵，需要从四个范围——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文学和历史理论进行考察。

在中国史学史上，《左传》首次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全方位地叙述春秋时期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几十个诸侯国255年间的历史。这使《左传》全面地超越了过去史官片段的记言、记事作品，具有了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文学和历史理论等丰富的史学内涵，从而导致了中国古典史学的正式诞生。

其一，史书的史料学内涵，是指其作者收集、辨识、取舍、运用史料的思想和方法。《左传》作者为了全方位地叙述历史，首先广泛收集各类史料，包括商、周时期的列国史策和典籍，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笔记以及各种传说传闻等，作为历史叙事的史料依据。其次，《左传》作者面对搜集来的丰富庞杂而又记载各异的史料，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辨识，以辨明史料的源流、真伪和价值等，然后以丰富而可信的史料为依据，编次、加工成完整连贯的历史叙事。《左传》作者对大量官方和民间史料的收集、辨识、取舍与编次，使《左传》具有了史料学的基本内涵。

其二，史书的编纂学内涵，是指史书作者为了记载历史，而对编纂体例与方法的选取、发展与创新。《左传》作者在编纂《左传》一书时，力求用适当的史书编纂体例与方法，来全方位地叙述历史。商、周史官的记言作品，“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记言以外只有很少的记事内容。列国的编年体史书，按照年代编排史事，体现了历史的顺序。其缺点是记事过于简略，记事前后割裂，而且不记当事人的言论。《左传》在编纂体例上采用了《春秋》的编年体。然而，《春秋》的编年记事，已经难以满足《左传》全方位历史叙事的需求。于是，《左传》作者对编年体例进行了重大的突破:它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起因、经过与结局，孕育了纪事本末体的雏形;它完整地叙述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与言论等，孕育了纪传体的雏形;它又以“君子曰”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评论，首创中国史书的史论体裁。《左传》通过编纂体例与方法的创新，有效地扩展了史书编年体例的范围与容量，“使编年史体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左传》作者出于全方位叙述历史的需求，在编纂体例和方法上所进行的突破、尝试和创新，使其一书具有了历史编纂学的基本内涵。

其三，史书的历史文学内涵，是指史书作者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使用优美的文辞、运用一定文学手法叙述历史，因而使史书具有了一定文学色彩。商、周以来编年史书的那种简略、片段的文字记事，难以胜任《左传》全方位叙述历史的要求，也不利于历史的认知与传承，即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作者为了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历史，也为了自己的著述能被广泛接受并传之久远，于是采取了“以文叙事”的方式，以优美的文辞、一定的文学手法叙述历史，从而创立了中国历史文学的第一个样本，使其具有了历史文学的丰富内涵。

其四，史书的历史理论内涵，主要是指史书作者的进步史观与史识而言。中国古代史书的历史理论，主要体现在对“天人关系”“古今之变”两个问题的认识上。商代尊神，“率民以事神”，神意史观居于支配地位。周人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初步产生了人文史观。然而，《尚书》和《春秋》的历史观念，是分别通过“先王之言”和“一字褒贬”来表达的。历史叙事的特点之一，是“未尝离事而言理”，即作者的历史观念，主要通过对史实的叙述表达出来。《左传》首创“寓论断于叙事”，即把史观和史识寓含在具体的叙事之中。在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左传》不止一次地借他人之口，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民，神之主也”，肯定人是历史的主体，强调人事的决定性作用，表达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史观。在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左传》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左传》进步的史观与史识，使其具有了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

《左传》丰富的史学内涵，得到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高度认同。如:关于《左传》的史料学内涵，《史通》的《申左》篇说:“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关于《左传》的编纂学内涵，《二体》篇:“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关于《左传》的历史文学内涵，《杂说上》篇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关于《左传》的鉴戒史学特色，《杂说下》:“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以降，吾未之见也。”刘知评价历代各种史书，对《左传》可谓情有独钟，推崇备至。在刘知几看来，《左传》集中体现了“史家”之三长——“史学、史才、史识”，某些方面可与《史记》《汉书》相媲美。刘知几以史学家的眼光，对《左传》丰富的史学内涵给予了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左传》以叙事的方式全方位地认知历史，使它具有了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文学、历史理论等丰富的史学内涵。它在历史叙事方面所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在中国史学上有开创之功。中国史书的编年体例，到《左传》基本发展成熟;后世的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在《左传》中孕育了雏形。《左传》创立了中国历史文学的第一个样本。以史为鉴的叙事取向，成了中国后世史学沿袭与发展的传统。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也都成为后世史学理论的基本命题。《左传》问世之前，没有任何一部文献具有如此丰富的史学内涵。《左传》问世之后直到《史记》成书之前，也没有任何一本史书达到《左传》的水准。

”在中国史学史上，《左传》首创以叙事方式全方位地叙述历史，是中国第一部含有丰富史学内涵的叙事史名著。《左传》的问世，是中国古典史学诞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