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探讨文史理论的专著。清章学诚撰。此书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嘉庆六年(1801)方大体定稿。作者生前恐此书论点 “惊世骇俗”,仅选印了部分 “近情而可听者” 向有关人征询意见。全书正式刊刻于道光十二年(1832),是章学诚之子章华绂在大梁(开封)刊刻的,故称 “大梁本”,共8卷,分 《内篇》5卷,《外篇》3卷。其后,杭州书局、成都志古堂、广州粤雅堂以及贵阳王秉恩等又据“犬梁本”翻刻了几种。光绪间,江标有 《文史通义补编》1卷,收入 《灵鹣阁丛书》之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丰城余氏宝墨斋又合刻《文史通义正补编》9卷。民国初,刘承幹嘉业堂据旧抄本及章学诚故友王宗炎所编旧目重刻《文史通义》9卷,较之“大梁本”增 《内篇》1篇、《补遗》8篇,这是旧时的善本。目前通行本为1956年古籍出版社排印的刘公纯标点本以及1961年中华书局重印的刘公纯标点本,二书底本皆为嘉业堂刻本,并增益了1922年《四川省立图书馆集刊》所载的 《章氏遗书逸篇》,作为 《补遗续》 附书后。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方志学家。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曾任国子监典籍。自以迂拘,不合世用,乃穷毕生精力于治史、修志、讲学。先后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又应南北方志馆的邀请,先后纂修或参修了《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湖北通志》、《广济县志》等方志。同时,著有 《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等论文,总结前人编纂方志的得失,对方志理论进行深入探索,建立了一整套方志学体系,成为中国古代方志理论的集大成者。《文史通义》是继唐刘知几 《史通》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史学理论专著,书中兼及诗文、经学,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主张史学应着眼“经世致用”,既反对空谈义理,束书不观,又反对一味寻章摘句,烦琐考证;他提倡 “六经皆史”,并进一步指出 “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这不但扩大了史学研究与应用范围,而且冲破了昔日俗儒人为设立的神圣藩篱——经学;他在刘知几史才、史学、史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史德”,认为史家不但应具才、学、识三长,还应讲求职业道德,唯四者有机结合,方能成为良史;他还辨明了 “记注”与 “著述”二种体裁的本质区别,认为前者不过是排比史料,述而不作,而后者则是一家之言,独断之学。此外,章学诚还在校勘学、目录学上有较大贡献,所著《校雠通义》、《史籍考》等书皆是各自领域中的重要著作。

《文史通义》 9卷,约24万字。正文分为: 《内篇》,含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礼教,经解上、中、下12篇;《内篇二》含原道上、中、下,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浙东学术,朱陆 (附书朱陆篇后),文德,文理,古文公式,古文十弊15篇;《内篇三》含辨似,繁称,匡谬,质性,黠陋,俗嫌,鍼名,砭异,砭俗9篇; 《内篇四》含所见,言公上、中、下,说林,知难,释通,申郑,答客问上、中、下,横通12篇; 《内篇五》含史德,史释,史注,传记、习固、士习(文阙),诗话(附书坊刻书话后,题随园诗话),妇学(附妇学篇书后)8篇; 《内篇六》含文集,答问,篇卷,天喻,师说,假年,博杂,同居,感遇,感赋,杂说11篇。《外篇一》含立言有本,述学驳文,淮南子洪保辨,论文辨伪,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史学例议上、下,史篇别录例议8篇;《外篇二》含三史同姓名录序,史姓韵编序,藉书园书目叙,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唐书纠谬书后,皇甫持正文集书后,李义山文集书后,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书贯道堂文集后,书孙渊如观察原性篇后,书郎通议墓志后,朱先生墓志书后,说文字原课本书后,郑学斋记书后,读史通,驳孙何碑解,驳张符骧论文,评沈梅村古文,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墓铭辨例,通说为邱君题南乐书舍21篇;《外篇三》含报黄大俞先生,报谢文学,论文上弇山尚书,与吴胥石简,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答邵二云,与邵二云论学,与邵二云,与邵二云论文,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与邵二云论文书,与邵二云论学,与邵二云书,与史余村,又与史余村,与史余村论文,与史余村简,与汪龙庄书,与胡雒君,与胡雒君论文,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答沈枫墀论学,与陈鉴亭论学,报孙渊如书,与周永清论文,又与永清论文,答周永清辨论文法,答周筤谷论课蒙书,再答周筤谷论课蒙书,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业三简,与林秀才,与刘宝七昆弟论家传书,答某友清碑志书,与族孙守一论史表,答大儿贻选问,家书 一、二、三、四、五、六、七,杂说上、中、下45篇。《补遗》含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上朱大司马论文,评沈梅村古文,与邵二云论文,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与史余村论文,又与史余村,答陈鉴亭8篇。《补遗续》含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又与朱少白论文,又与朱少白,与史余村,答邵二云5篇。

《文史通义》比较全面、综合地论述了经、史、诗、文几大领域的理论问题,对古今学术思想几乎作了一个总的批判,故它不但是史学批评的名著,而且也是文学评论中的佳作。书中许多论点,如“六经皆史”,“史德”,史著义例等,都对后人有颇大影响,此书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举世公认的。

《文史通义》在未正式刊布之前,就已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如邵晋涵对此书极为推崇,认为“探其胸中所言”。但由于此书至章学诚死后31年方正式问世,故人们对其价值的比较广泛、深入的认识与研究已是清末民初了。首先是江标、刘承斡等人对《文史通义》的校订、增删,从而为后人提供了此书较完整的版本。其后,日本的内藤虎次郎,以及胡适、姚名达又分别为章学诚撰了年谱,其中尤以姚名达的订补本为佳,谱中比较详尽地考证了谱主撰《文史通义》的有关史事及思想。对 《文史通义》进行过专门研究的主要有吕思勉《文史通义评》专文及附录《章学诚之史学思想》,张舜徽《〈文史通义〉平议》,二文的特点均是逐篇评点,阐发其要点大义,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仓修良有《章学诚与 〈文史通义〉》专著,主要是概括分析、考证章氏撰《文史通义》的活动、目的及本书的内容、版本、学术思想与地位等。此外,随着近八、九年来我国新修方志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有关学人从方志学的角度研究《文史通义》(特别是“大梁本”)的学术活动大为深入,出现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