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尚书》

伏生《尚书》，即今文《尚书》。晁错改篆为隶，二十八篇。

孔壁《尚书》，孔安国《尚书》，古文《尚书》，篆体，四十四篇，汉末散失，东晋由梅赜所献复得。

朱子学生蔡沈承朱子意，区分今古文《尚书》。

元代吴澄，明代梅、清初阎若璩及惠栋辩古文《尚书》之伪。

古人研究天文学历法，皆世袭的专家之学，父传子，故又称为畴人之学。

中国第一部最早的史学名著是《西周书》。

二、《春秋》

编年体史书，前后两百四十二年，鲁隐公元年始，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点来写的一部通史。钱老用“世界”二字不妥。

《春秋》讲大义，重褒贬，其隐喻了周朝的史官制度，故有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之，诗之然后春秋作”。“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孔子曰，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某窃取之。

宋代叶梦：左氏传事不传义，公谷传义不传事。

朱子：左氏史学，事祥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

刘向刘歆父子把古代学术分为“王官学”和“百家言”。

董仲舒“表章六经，罢黜百家”，即表章古代的王官学，罢黜后起的平民学。

孔子把古代贵族学传布到民间而开创出后代的私家自由思想，百家言与平民学。

齐鲁学派之辩。所谓齐学鲁学，汉代第一个讲《公羊春秋》的胡毋生是齐国人，第一个讲《谷梁春秋》的鲁申公是鲁国人，所以说《公羊》是齐学、《谷梁》是鲁学。

《左传》述晋、楚国事，较为详细，似与吴起有关。非左丘明作，成书在战国秦孝公时期。

《左传》是中国最先第一步最详密的编年史。

《左传》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基准，其功用方向是向上的。

《春秋》为汉代及以后君主统治提供依据，功用方向是向下的。

《国语》主要是分国的杂拼，为记言之书，远从《 尚书》一路下来。《国语》是迂腐之伪言。《国策》是纵横家言。

叔孙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三、《史记》

《尚书》记事，《左传》编年，《史记》传人，中国历史体裁的三种形式，事情、年代和人物。

《尚书》中诏、诰、命、谟、言中均有事，事中均有言。

象意、象事、象声、转注、假借共六书。

《太史公自序》禀周公、孔子遗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定是非标准，必以人为主。

《封禅书》读书之称乃误读。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体包融了记事和编年。

本纪是大纲，是编年的。世家分国，主要是记事。列传是主体。表是筋节。

八书为《尚书》体例。

史学三种：考史、论史、著史。

究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

《史记》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私史。

《报任少卿书》。

四、《汉书》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采用《史记》后半部讲汉代前半，接着汉代的后半部，知道王莽起西汉亡为止，历时两百三十年。

续《史记》中较著名的有刘向、刘歆、杨雄、冯商、史岑及班彪等人，另谷永。

《汉书》主要内容是昭宣元成哀平，连王莽共七朝。

班昭，亦称曹大家，补成了八篇的表和一篇《天文志》。

郑樵《通志》评：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

范晔评：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 不厌。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序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

傅玄论其“论国体，则饬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

《史记》中八书命题，偏重当代而《汉书》改为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不以朝代为限。其《地理志》《艺文志》为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二十四史中有八史有同样的志，后人汇刻单行为《八史经籍志》。

《汉书》中《古今人物表》，极为有价值，但很受后人批评。

《史记》《汉书》是创造，开辟了史书的新体例，而《汉书》《三国志》是因袭。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诸家论，辩是非；参诸书说，核讹异；传所有事，详委屈；传所无事，补阙传；传所有人，详生平；传所无人，附同类。

范晔《后汉书》之前，写《后汉书》的有七家，后不传。

陈范剪裁所在，当时历史，要之不尽纳入两部正史。

《后汉书》有章贤太子注及清代惠栋的《后汉书集注》。

范晔《狱中与甥侄书》中提到：情急于藻，韵移其意，事尽于形，义牵其旨；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三国志》中应称为“蜀汉”以示别于前汉、后汉，而不应单称为“蜀”。

五、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

《汉书 艺文志》的前身，便是刘向、刘歆的《七略》，直到《隋书经 籍志》；经学史学分开，形成经史子集四部分类。

晋代荀勖著《中经》，已分经史子集四部，但其称为甲乙丙丁。

两汉时代讲经学，可用“通经致用”作代表。

文学独立，东汉以后才开始，也可说是从经学变来。

《隋书 经籍志》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薄录，共十三类。

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

清代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六、《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

《高僧传》属于杂部类，南朝梁人慧皎著，四百五十三年中近六百僧人。《传灯录》

《水经注》汉代桑钦著《水经》，郦道元为之作注。

裴松之《三国志注》、李善《文选注》、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王先谦《合校水经注》。

刘义庆《世说新语》

七、刘知几《史通》

惟一的一部史学通论。

文学方面，梁昭明太子《文选》和梁代刘勰《文心雕龙》。

史情、史意、史法。

《史通》注重史书文字，未注意到史的内容。

刘知几：史有三长，才、学、识。

《史通》分内外两篇，内篇中第一篇《六家》，即《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第二篇《二体》，即《左传》的偏平体和《史记》的列传体。

刘知几推《左传》叙述之详备，漠视孔子《春秋》之义法，后人评价“工于诃古”。

郑樵《通志》

外篇中《疑古》《惑经》《申左》等，只通史学，不通经学。

疑古、惑经，恣意批评，无论其简介是非，只是太轻薄，太不忠厚，便该是一病。

八、杜佑《通典》

时代之变自然，学术之变，不专是追随时代，而要能创新时代。

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即三通，清代《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续到了明代，清代人再编《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及九通，九通后，从乾隆到光绪，清代人另有一部再续的《通考》，合成“十通”。

杜佑《通典》创第四体，普通称之为“政书”，因其专讲政治制度，所以称作“典”。

唐初田赋制度，租庸调制，兵队如府兵制等，都是沿袭着北周的，而衣服器物朝廷礼仪方面，则多采诸南朝。

讲制度史就是中国的通史，创其始者是《通典》。

李翰为杜佑《通典》作序，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究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

书共分九门，食货十二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十五卷，刑八卷，边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合成两百卷。

杜佑言：太上立德，不可庶几；再次立功，遂行当代；其次立言，见志后学。

《通典》之前，有《政典》，刘秩著，

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行教化在乎设官职，设官职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

五礼：吉凶军宾嘉。

《选举篇》前有总序，后有评语，前三卷是历代制度，下三卷是杂论议。

《通典》选举下的第四卷是“礼”，一百卷，占了全部的一半，凶礼中之丧礼，最重要的是服制。

“兵”主要以《孙子兵法》十三篇为主，把历史上的兵事，一切分类归在这十五卷里，下边刑，州郡、边防三门。

吴兢《贞观政要》，第一部分是“朝廷之设施”；第二部分是“君臣之问对”；第三部分是“忠贤之诤议”。

九、欧阳修《新五代史》和《新唐书》

欧阳修《新五代史》是后代惟一的一家私人著作，上法《春秋》。后人评：“褒贬祖春秋，故义理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史官秉笔之士，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继述作，惟欧公慨然自任迁固”。“薛史如左氏之记事，本末赅具而断制多疏，欧史如公谷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

赵瓯北《廿二史剳记》“不阅薛史，不知欧公之简严，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寓春秋书法纪传之中，虽史记亦不及”。

梁唐晋汉周，八姓十三君，做臣的，很少只在一个朝代做，故另立“杂传”。传后论赞，不循例而作，每以“呜呼”二字开头。

五代用兵，欧史用攻、伐、讨、征分别记载，两军相交，地位等同为攻；以大压小、中央攻地方为伐；对方有罪为讨；天子亲往为征。

用地获地，易得为取，难取为克。敌人投降，以身归称“降”，带着辖地来归称“附”。“反”指作乱、造反；“叛”指背此归彼。

《新唐书》，志与表为欧阳修所写，记、传乃是宋祁所写。

《新唐书》增添《兵志》《选举志》《宰相世系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且附有大文章于前。

《礼乐志》云，“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前世礼乐本于一，后世礼乐为虚名”。

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孙复泰山作《春秋尊王发微》

十、司马光《资治通鉴》

《春秋》以下，编年体史书有汉代荀悦的《汉纪》，南朝袁宏的《后汉纪》。《唐书 艺文志》里记，编年史有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直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共两百九十四卷，不直接《左传》，实等于直接《左传》，下到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吗，除掉本书两百九十四卷以外，还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目录是所谓“年经国纬”。

奉诏编集。宋仁宗时八卷为《通志》。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

刘攽（贡父）、刘恕（道原）、范祖禹（纯父）助司马光。

宋代高似孙作《史略》，查考《资治通鉴》参据各书。

王船山：《通鉴》能于十七史之外，旁搜纤悉，以序治忽，以别贤奸，以参离合，以通原委，盖得之百家之支说者为多。

司马温公自有主张和标准，要的便要，不要的便不要，删的工夫厉害，其书本名《编集历代君臣事迹》，故名正史中《艺文志》《地理志》《礼志》《乐志》都不收，不载文人，不载隐士高士之类。屈原、鲁仲连、商山四皓、剧孟、严光、姚崇“十事开说”等不载，不采俊伟卓异之说，如《左传》不载颜渊。

司马温公别择用心，一是有好多事删除不入；二是《通鉴》的正统观；三是他的年号记载等，不能令人满意。

《通鉴》开始就是周命魏赵韩三国为诸侯，上接《左传》，中间缺了几十年，用意深长。

五代八姓十三君，乱世之极，冯道迭做历朝大臣，自称“长乐老”，宋朝大臣范质称赞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欧阳修《新五代史》作批评，而后司马温公批评论定。

赤壁之战中鲁肃之大用。

安史之乱一节中记李泌李邺侯之主张，取材之博，用意之精。

朱子作《通鉴纲目》、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元代王应麟作《玉海》中《通鉴答词》、明代严衍《资治通鉴补》、王船山《读通鉴论》。

十一、朱子《通鉴纲目》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纲目》共五十九卷

温公《通鉴》，另目录三十卷，即 一张表，另作《通鉴举要历》共八十卷，胡安国《举要补遗》，补《通鉴举要之遗》。

朱子据《通鉴》《目录》《通鉴举要》《举要补遗》，作《通鉴纲目》“增损隐括以就”。“表岁以年首，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

大字写的是“纲”，分着小字注的是“目”。

问题的提出，三国时“蜀魏的正统；唐武则天天朝，唐中宗被贬房州，垂拱、天授和嗣圣的年号问题”。

沈既济、范祖禹、朱子的说法颇为后代认同。

朱子《纲目》说，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

朱子作品《论孟集注》《诗集注》《易本义》都是生前所刻，而《纲目》为身后所刻，应出于赵师渊（几道）之手。

明人严衍作《通鉴补》，为与谈允厚所作。

真德秀《大学衍义》、邱浚《大学衍义补》

《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等。

《通鉴纪事本末》为袁枢（机仲）所作，共四十三卷，朱子评“错综温公之书，乃国语之流”。

《纪事本末》以记事为主。

编年体例如《春秋左传》；纪传体例如《史记》《汉书》；纪传体成为中国的正史体例。《通鉴》为编年体复活，《通鉴》学《左传》，朱子《纲目》兼学孔子《春秋》。

《西周书》重记言，《国策》载言，《国语》记事。

清《四库全书》提要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纪传之法，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辩。编年之法，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编年纪传贯通为一，实前古所未见”。

九朝记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左传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西夏史纪事本末》。

清初马骕《绎史》，也该是一纪事本末体，一百六十卷大书，从开天辟地到秦末为止。考证按语与别录。《天官》《律吕通考》《月令》《洪范五行传》《地理志》《诗谱》《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古今人表》。

《四库全书提要》评，马骕《绎史》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独创，自为一家之体。

宋《三朝北盟会编》专讲北宋同金的关系。

袁枢实当不得一个史学家，不正确的历史观，把历史看场一部相斫书。只载动与乱，不载安与定，只知有变，不知有常。只知史之外围，不懂历史的核心。

中国历史里无话可讲的人，而写进历史的特别多，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于此。

纪事本末不易写，先要分事情轻重，识历史大体，袁书不足以胜此任。

重变不重常、重外不重内，亦没有制度，没有人物。

十二、郑樵《通志》

郑樵字渔仲

大抵郑樵之学，博而求通，而不免于多偏，其开始总叙即可见。

郑樵不主张断代为史，即“无复相因之义”，也就不见有会通。如曹魏称吴蜀为寇，北朝称东晋作僭，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又称南朝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等。

《通志》共两百卷，开始是本纪，接下来是年谱，如《史记》中有“表”，接下是列传，还有载记，则是《史记》世家之变，最重要的是所谓的“二十略”。

梁代江淹，修史之难，无出于“志”，其次才是“表”。

各史的“志”汇成书的，首推杜佑《通典》，其次是郑樵《通志》，其中之志则称略，即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等。

清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战国前氏姓分，秦汉以下氏姓合，东汉下至唐，门第，即所谓“谱牒”之学，古代的谱牒是封建贵族，中古的谱牒是世家门第。

六书五卷，七音二卷，讲的是文字与声韵，“书契之本见于文字”。“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

郑樵认为《禹贡九州》是讲山川自然地理，《汉书 地理志》讲郡国政治区域、人文地理。

地理之家在于封圻。

郑樵批评刘向、刘歆《七略》收书不收图，中国学问的一大缺点，书目分两类，一记其有，一记其无，当时有此书固当记之，前代有此书当代没有也当记。

校雠主要在编书目，“编此必谨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

创辟、循从、开新、转向。

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经学经流有四，谶纬、音韵、传注、义疏。

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

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

十三、马端临《文献通考》

元初学者，王应麟《玉海》《困学记闻》；胡三省《通鉴注》；黄东发《黄氏日钞》。

马端临可算式宋代史学家之后劲。

叙事本之经史，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纪之书。

《唐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两汉会要》皆“文”。

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家之评价，以至于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此即所谓献。

简言之，文即书本，献指人物。

文即图书馆的书，而献是合理想、标准的教授。

《文献通考》共三百四十八卷，分二十四门，田赋、钱币、户口、职设、征榷、市粜、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十七门。

杜佑《通典》至唐代中期，而《文献通考》至宋末，宋代史料丰富，《通考》比《通典》，简严不足，祥赡过之。

王氏青箱

宋人讲学问两派，经学一派，王荆公，等于孟子所谓“法先王”，中理想多议论；重制度；史学一派，司马温公，等于荀子之所谓“法后王”，重实际、重经验，重人事。

理学流弊是“空疏不学”。

十四、黄梨洲的《名儒学案》全谢山《宋元学案》

学术思想的专门史。

《传灯录》禅宗各祖师思想的传授、分派、分宗等。

“学案”二字起于禅宗，明代周海门《圣学宗传》、孙夏峰《理学宗传》。

明人讲学，一家一宗旨。

《明儒学案》价值所在，就是能在每一家的集子里提出他一家的一个讲学宗旨来，极见精神。

莫晋作序，言行并载，支派各分，择精语详，提要钩玄。

清代汤斌，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山，脉络分明。

《王文成全书》

黄梨洲讲阳明之学，以其为中心。“古人因病立方，原无成局”。

“通其变，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虽一而不得不殊，入手虽殊而要归未尝不一”。

黄本《宋元学案》经儿子黄百家，学生黄开沅与顾諟，相同分辑，为未成之稿，全祖望修补，十居六七，经王梓材、冯云濠付刻审定。

全谢山受李穆堂影响，不免把考据之学来讲理学。

从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义》

若使其人在历史上地位很高，便不写进儒林文苑等分类的传里去，而为特立专传。

朱子有《伊洛渊源录》，即理学家传记。

全祖望《鲒埼亭集》写当时的近代学人，有思想、著作、行谊、志节，对后世为学为人可资楷模，有很大影响。

钱大昕（竹汀）其学术途径，颇与全氏相近。

江藩《汉学师承记》，后附《宋学渊源记》。

《碑传集》之外，有《碑传续集》《三集》《四集》等。

唐鉴《国朝学案》，重讲理学思想。

言学术学派，则必言师承，但言学派师承，却并不是主张门户。

清代吴派、皖派都讲经学，理学在清代一蹶不振。

章实斋的贡献在于讲学术史，提出了所谓“六经皆史”之语，称自己为浙东学派，直从阳明下来，称顾亭林为浙西学派。

“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纶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

追随时代闻人，是时代“风气”，不可取。

今文学派，便是考据经学走上了绝路。

十五、章实斋《文史通义》

“易春秋”说，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

记注：事实记载。

撰述：作者对历史的“专家之学”。

考辩工夫是史学的小节目，而非大纲领。

《廿二史剳记》《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

记注无成法，由此编造成正史之后，还有野史、杂史，记注既多，撰述也多。

“记注藏往，似智，撰述知来，似神，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无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迁书体圆而用神，得尚书之遗，班固体方而用智，得官礼之意”。

承接传统，自能创新

章实斋论史书，主要在提倡纪事本末体。

德者，著书之心术。

“欲为良史，当慎辩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史所载事者，事必籍于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士文。

文所以动人者气，所以入人者情。气贵于平，情贵于正。气胜则情偏，犹曰动于天而参于人。

守先待后之故事，笔削独断之专家，功用足以相贤，流别不能相混。

《校雠通义》“辩章学术，考镜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