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往

期

在无锡国专潜心修学

事业和婚姻都安定下来的周振甫，按照常人的想法就应该安安稳稳地在家乡过日子，但平稳的几乎没有浪花的工作让年轻的周振甫在心底还是有些抵触，他渴望着走出平湖小城，去经历外面世界的广阔与绚烂。所以，当沈传曾鼓动他辞掉工作去考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时候，周振甫想到在钱庄写信薪水少，地位低，没有前途。如能考上无锡国专，不但符合自己兴趣，而且毕业后还能写书赚稿费，就业选择余地也更大，远比在钱庄抄抄写写好多了，立刻爽快地应承下来，决定和好友一起到无锡去试一下运气。

事遂人愿，经过严格的笔试和口试之后，周振甫和沈传曾成为了无锡国专一九三一年八月第十班总共七十四名新生中的成员，开启了人生的一段新篇章。顺便一提的是，本来应该大有作为的沈传曾不幸英年早逝。周振甫回忆说：“在我决定去开明前，沈传曾忽咯血。即电告其父。其父即来校接沈君去，住居乡下养病。沈君即来信，问我借百元养病，我初至开明，开明酬三十元，我须自谋膳宿，何能以百元供沈君。因向叶圣陶先生借百元，供沈君之用。沈君住北门乡下。当时肺病尚无药治，在乡下终于不治。”[1]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原名无锡国学专修馆，于一九二零年冬创建于惠山之麓，一九二八年改名无锡国学专门学院，一九二九年定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著名教育家、经学家唐文治任校长。它是一所致力于研究传统文化，培养国学人才的专科学校。国专一方面积极顺应世界潮流、努力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和血脉。钱基博、陆景周、朱东润、冯振、陈柱、顾实、张世禄、郭绍虞、周谷城、章太炎、吕思勉等国学大家和教育名家都曾先后在这里任教，可谓一时俊彦，咸集于此。作为高等学府，第一要务和最大贡献就是培养人才。对此，刘桂秋在《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引言）中，有过分析和概说：

与现在国内许多高校动辄拥有数千名教职员工、几万名学生相比，无锡国专的办学规模实在是小得“可怜”。据粗略统计，无锡国专办学二十余年来，一共才只招了约两千余名学生，其中因时局动荡、辗转流徙等原因，正常毕业者不到一千人。但是，就是在这一两千名学生中，却涌现了一大批国学研究、文史教育和其他方面的高质量的人才。

在无锡国专前三届的毕业生中，曾经出过王蘧常、唐兰、吴其昌、侯堮、蒋天枢、钱仲联等学术成就卓著的文史学者。据说王蘧常、蒋天枢和钱仲联当年被唐文治先生称为本门弟子中的“三鼎甲”。……

上述诸人而外，在抗战前就读于无锡国专的学生中，还有王绍曾、魏守谟（建猷）、吴天石、徐业兴、郭影秋、周振甫、吴孟复、马茂元、姚奠中等人。[2]

这里提到了本书传主周振甫。无锡国专虽为私立学校，但其国学的教学和研究都很有特色，取得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在国学领域曾被誉为“北有清华，南有国专”。而国专的毕业生吴其昌、侯堮、蒋天枢、吴宝凌先后考取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继续深造（该院办学仅四年，一共招收了七十余名学生），其中吴其昌和蒋天枢，与姜亮夫、姚名达、王力、王静如、徐中舒、周传儒、陆侃如、杨鸿烈、卫聚贤、谢国桢等人一起，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全部四届学生中之成就最卓著者。总的来说，无锡国专在教学内容上以国学为本，“课程的设置，分必修和选修两类。必修课有：国学概论、散文选、韵文选、文字学、音韵学、目录学、修辞学、国史、文学史、哲学史、史学史、文化史等。选修课除外文、世界史、西洋文学史、西洋哲学史等之外，分为三类：义理、辞章、考据。内容极为繁复”，“义理包涵了儒经、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史学等原作，如《论语》《孟子》《墨子》《荀子》《左传》《国语》，关、闽、濂、洛诸人著作，以及《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辞章既有先秦、两汉、六朝、唐、宋等不同时期的诗词、散、骈等文选，也有通贯古今或断代的各体文选、李白、杜甫、柳宗元、陆游等诗文专集以及《诗品》《文心雕龙》等诗文理论。考据有综合的如清代考据或称汉学，也又如阎若璩、戴震、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钱大昕等考据专著，以及校勘、笺注、辑佚、辩伪等专门。”[3]

在教学方式上注意基本功的培养，注重“读”和“写”。读即读原著，“《文字学》就《说文》作为教材。历史课也不另编讲义，就讲《史记》《汉书》。再如诗歌，则讲授《唐宋诗醇》《十八家诗钞》之类；古文，则讲授姚鼐《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所选《续编》之类”。[4]教师课堂讲授时对原文做逐字逐句的解读，而并非简单的翻译，重在阐述和引申，举一反三，提出精到而独特的见解。写即是锻炼学生写作能力，“每两个星期作文一次，命题作文，用文言写作，用毛笔誊写，三个小时，当堂交卷。”[5]老师对学生习作也非常重视，精心批改，有眉批，有总批，点评多于修改，甚至批改一篇作文甚至超过了学生写作一篇的时间。唐文治校长还别出心裁，每年的四月和十一月各举办一次“国文大会”，就是全校性的命题作文大赛。每次比赛时，全校学生都集中在礼堂里，选取事先规定的几个题目中的一个，限时写成交卷，经过几轮的评选，评出个人奖和年级奖。成绩揭晓后都召开全校大会，当众点评获奖作品，表彰获奖者。后来成为文史研究大家和著名作家的马茂元、姚奠中、徐兴业都是当时的获奖者。

刘桂秋在《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一书中说：“在无锡国专期间，钱基博曾先后讲授过正续《古文辞类纂》《文史通义》、目录学、《东塾读书记》《现代中国文学史》、韩昌黎集等课。”[6]作为无锡国专教授、教务主任，钱基博还同时在上海的光华大学兼任教职，上海、无锡两地奔波，但他教学极其认真负责，绝不偷懒和马虎。弟子王绍曾回来回忆说：

先生讲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求学生每人备两个笔记本，一个是课堂笔记，另一个是读书笔记。讲课时重要的论点，先生都要端端正正地板书。每堂课都要布置问答题，开列书目，让学生自己去阅读，对问题作出解答。回答的问题，写在读书笔记上，要求字迹清楚端正，潦草的发还返工。读书笔记照例由班长收齐汇送，先生在课后认真评阅。评定成绩优劣，一般都在笔记的第一道题上以加圈多寡来表示。从一个圈到四个圈，代表甲乙丙丁等次。圈越多成绩越好。特别优异的可以画到五个圈。下一堂课，先生先作简短的讲评，然后讲新课。讲评时成绩优异的一一指名表扬。如此循环往复，先生从来没有误过期。我们班有三十多人，读书笔记最多有长达二三千言的，简直是一篇论文。一本本评阅，不知要耗费先生多少时间和精力。我班同学大体上都能写论文，以得力于先生的指导培养为多。先生读书治学最重视方法，并以此指导学生。先后写过《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以上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以上中山书局出版）、《老子解题及其读法》（大华书局出版）。先生给我们讲《古文辞类纂》《文史通义》，就是用他的解题及其读法来指导我们学习的。[7]

钱基博往返于上海和无锡，一般每周五下午回无锡，当晚到国专讲课两个小时，星期六上午再讲两个小时，星期天一早再赶往沪上，风雨无阻，十分辛苦。在国专讲课时，他正在无锡辅仁中学读书的儿子钱锺书和侄子钱锺韩也跟着来随堂旁听。王绍曾说钱先生讲课别开生面，自有特点，比如讲授《古文辞类纂》就重点放在文章的源流正变和各家异同得失上面。其实，国专师资力量雄厚，教授古文的几个老师都是大学者、高水平，各擅胜场，比如王绍曾谈及的朱文熊和唐文治就是。王绍曾这样写道：“朱先生讲《唐宋文醇》，按文章的体裁有选择地从用字造句上分析讲解，并结合文体，由朱先生命题让我们练习写文言文。这是属于基本功的训练。另一位是唐校长自己。唐先生是讲究读文法的，他继承刘勰'披文入情’和桐城派'因声求气’的理论，用他自编的《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做课本，要求我们读文一定要读出文章的音节美，要在往复涵咏中，在抑扬顿挫、高下徐急中去领会文章的阴阳刚柔之美和作者的思想感情。”[8]

在这样的学校里，有这样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再加上这样优秀而敬业的授业老师，周振甫如同游鱼归海，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所有的课程他几乎都充满兴趣，所有的内容他都想最快地据为己有。周振甫抓紧一切时间地阅读，无论课间和晚上，宿舍的案头上总是堆着厚厚的一摞线装典籍。整个身心沉浸在经史文献的海洋里，他的思想一直在和古代圣人与文豪进行着对话和交流。一言以蔽之，外人看来严格的无锡国专的阅读、写作与考核，在周振甫这里更像是在享受，学校浓厚的学习氛围、众多国学耆旧的谆谆教诲、意气风发的同学间的切磋讨论都在滋养着他。苦读背后是古代典籍的博洽多闻和文字功底的潜滋暗长，并且随时间的流逝逐渐积淀为扎实的国学功底和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

在此期间，周振甫接触到了几份国专自办的刊物，包括《国专学生会自治季刊》《无锡国专年刊》《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丛刊》《国专校友会集刊》等。这些刊物多是因为学术研究和辅助教学的目的而创办的，内容以学生优秀作业、研究论文、学术札记、编刊日记、学校宣传介绍为主，间或有考古、文苑、书评、补白等不同栏目。这些刊物的编辑出版都是国专老师和学生全程完成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契合学生的要求，所以很受欢迎，成为国专学生争相阅读的对象。对于周振甫来说，这些刊物既是他学习的载体，促进了他的学业，更重要的是让他亲身体会到了报刊杂志在信息传播上的巨大威力，意识到了这种远远还不能称为“出版业”的重要作用。这为他以后投身编辑出版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学问之道须有师承，性格铸成必经濡染。在无锡国专，有三位老师对周振甫的学业和思想直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是上文提及的钱基博、唐文治，还有一位是冯振（字振心）。冯振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诗人和教育家，在无锡国专任教逾二十年，先后担任过院务主任、教务主任，在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曾任代理校长多年，对无锡国专的建设与发展呕心沥血，居功至伟。他的先秦诸子研究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方法，又注重运用现代西方新学的某些科学理论和方法加以新的解释，其《老子通证》《荀子讲记》《韩非子论略及提要》及《吕氏春秋高注订补》等，均受到学界关注与好评。其文字训诂学著作则有《说文解字讲记》。诗学论著以《诗词杂话》《七言律髓》《七言绝句作法举偶》为代表，影响深远。

下面，我们首先说说钱基博先生对周振甫的影响。钱先生是国学大家，“诂经谭史，旁涉百家”，“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9]其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功底、严谨的学风让周振甫惊叹之余，倍增羡慕向往之心。特别是《文史通义》的课程，让周振甫深受教益。后来周振甫回忆道：

钱师教我们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他的教法，就是从《文史通义》中出题目，包括第一篇主要讲什么，第二篇讲什么，第三篇讲什么，让我们下课后自己去读书，按题目写笔记。他要求学生认真读书，独立思考。讲课时，他用的是一本《〈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专讲他研究《文史通义》的心得。他把讲课的内容印出来，发给我们，让我们研究。这样学习，既可以多读《文史通义》原文，又可以加深对原文的理解,所以有很多收获。[10]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时，著有《四书解题及其读法》。钱师也在清华大学教授，对梁著意有不同。因另著《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得到梁启超的赞赏。钱师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国立师范学院等校教授，著有《现代中国文学史》《韩愈志》《韩愈文读》《骈文通义》《版本通义》《古籍举要》等书。我的一点编辑知识，就是钱师教的。钱师给我们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里面有《校雠通义》，它实际上就是古代的编辑学。[11]

后来，周振甫继续学习和研究《文史通义》，在在都有钱基博先生的影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周振甫还发表了《谈章学诚中的文论》《古代的编辑学——章学诚》《论史家部次条别之法》《读》等文章，既从文学、史学角度深入探讨学理问题，又将《文史通义》与编辑学和编辑工作结合起来，既有历史厚重感又不乏新意。

在无锡国专，钱基博对学生期望值颇高，常告诫学生“汝侪以父兄汗血之金钱，负笈来此，今于学业上，非惟不能沟通中西，以发扬吾国之国粹，而菜根充塞，阿蒙亦依然吴下，清夜自思，方流涕痛苦之不暇，又安可数典忘祖，不知此身为大中华之国民也耶！戒之勉之！”[12]正因如此，钱老师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如留课后作业时只给出典籍中的零星语句，让学生作注。学生忌惮钱老师威严，往往下大力气，翻遍古书，寻找原始出处。初时学生叫苦不迭，久而久之，都锻炼出了对古典文献的熟悉感，养成了翻阅书录、文集的习惯。而且经此历练后学生不再轻下判断，从而养成了查阅、研究的习惯。这对周振甫影响极大，在此后数十年的时光里，他在编辑出版和古籍整理的工作中，对待任何有疑问的问题，哪怕很细小的问题，都会认真对待，反复查过多种典籍与工具书后才下结论，实在查不到的就存疑。

其次说说冯振先生对周振甫的影响。冯振在国专主讲《说文解字》和诗赋辞章理论。一九三零年代，他曾出版《七言绝句作法举隅》，总结古代作诗句式的使用和模式，极为精当和贴切，对于诗歌的赏析和写作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从不计其数的诗歌诗人中择摘作法类似者以供比较，这显示了冯振对古代诗歌广泛的阅读量以及高屋建瓴的分析概括能力。在讲述这些看似“高深”的诗词时，为了让学生不觉晦涩，冯老师用极为浅易通俗的语言，举些耳熟能详的诗歌例子，将诗歌的“对仗”、“拗救”等作法一一剖解，展示在课堂上。即使没有多少古文、音韵底子的同学也能听懂，并心领神会。周振甫在冯振老师的课堂上受益匪浅，对此作法、教法深以为然，赞叹不已。正如后来他所说的那样，“冯师讲七言绝句的各种作法，有'示人以规矩’的意思”[13]，列举了不少七言绝句的作法，对每一种作法都列举了很多的范例。所选的诗歌范围广博，不限于一个朝代，而且内容风格都不相同，有的平淡简朴，有的雄劲苍凉，提供了大量可供比较研究的七言绝句。冯振老师的这种写作、教学方式给周振甫很大的启发，后来他从事编辑工作时对作品力求朴实、浅易的选择标准，以及自己创作出版的以《诗词例话》为代表的“例话”系列，还有“题解”系列等著作里面都可见出冯振先生对他影响的印迹。

新中国成立后，冯振远在广西的高校任教，但和周振甫的师生情谊始终保持着。周振甫在《年谱》记有一九七二年陪同来京的冯振访客、游玩的情况[14]：

这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务主任冯振心师来京，因陪冯往访梁漱溟先生，并陪冯师出游作《陪冯师记游诗》。

喜逢杖履得追陪，祕殿定陵今又来。耗尽民膏留朽骨，可怜不及马王堆。

潭柘戒潭虽谢客，半途未许便归来。葱茏百转盘旅上，为看山容走一回。

禅塔凄凉阅古今，森森翠柏蔽高岑。徘徊潭柘门前路，旧学商量聆雅音。

第三个就是校长唐文治先生的影响。如果说钱基博先生和冯振先生主要是在学业上给予了周振甫指导和启发，那么唐先生就用自己的行动为周振甫树立了“师表”的榜样。唐文治除了自己读书、研究之外，每周承担了八课时左右的教学工作，还亲自批改作业、考卷，而且在上面还要加注批语，有时候学生作业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蝇头小楷的评语。此外作为校长，唐先生在每天晚上都准时巡视课室和学生宿舍，即使在不幸双目失明后，他依然保持了同样的习惯，由人搀扶着检查和督视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唐校长这种诲人不倦、不辞辛劳的精神，作为学生的周振甫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可以说，周振甫平易近人，对待后学不摆架子，也不懈怠的慈师性格中就有唐校长的影子。

深耕原著，文言写作是无锡国专的标签，但如果据此认为国专学生只是埋首古籍，两耳不闻窗外事，那就是完全错误的。国专承继了无锡东林书院“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读书不忘社会责任的精神，强调对学生的爱国教育。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全国上下群情激奋，无锡国专师生的爱国情绪也非常高涨。唐文治校长在学校食堂上悬挂匾牌，题上“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十六个大字，藉此提醒全校师生勿忘国事，激发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国专学生与无锡中学、无锡教育学院等学校联合成立了无锡学生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要求政府对日宣战、派兵北上抗日。面对抗日洪流，周振甫虽为读书人，却也有一颗滚烫的爱国心，他毅然将旧学雅趣搁置一旁，放下书本，积极地加入游行队伍，并登上上海大学生赴南京请愿经过无锡的火车，随无锡各个学校的三四百人一起去了南京。到了南京，周振甫和请愿的大学生们被拉到中央军官学校安顿下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接见了他们，并对学生们讲话，说政府是怀有抗日决心的，劝学生们回去安心读书，要以抗战大局为重，不要过于激愤扰乱社会秩序，等等。在南京请愿无果，呆了两天后，周振甫随队伍回到了无锡，又回复到埋头苦读、笃志文史的日子里去了。“九一八”事变的学生赴南京请愿运动先后有三次，从周振甫的回忆看，应是指第二次。三次学生请愿运动，最终导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一度下野。

此外，周振甫与国专早期毕业、留校任教的王蘧常先生当属师生关系，后来一直保持着联系。王蘧常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写给冯其庸信中写道：

其庸吾弟：久不得足下书，甚念甚念。贤劳何似？前接唐立庵、周振甫信，皆言及足下。振甫言“独立乱流中”，尤不易得也。闻之喜甚。兄多病，不一一。顺问近祉。小兄蘧状。上已。[15]

冯其庸是王蘧常最为优秀的学生之一。他一九四六年考入无锡国专时，王蘧常担任学校教务处长。两人相遇相知，建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如父如兄的深情厚谊。“文革”爆发不久，王蘧常关心冯其庸的处境，从学生周振甫处打听冯其庸的消息，得知他除了受批斗外，没有帖过一张“揭发”他人的大字报，也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他非常高兴，写信给冯其庸。在“文革”中，王蘧常也未能幸免，两次被抄家，个人著作，日记、文稿、收藏碑帖等几乎都被撕毁。在这种自身难保的境况下，王蘧常仍然心系学生的安慰，并为冯其庸能“独立乱流中”感到高兴。从这封信中还可以看出，在那种人际关系淡漠、相互猜忌、相互揭发的社会环境下，王蘧常不仅关心冯其庸，也与周振甫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充分说明了他们师生的光明磊落和深情厚谊。周振甫这位无锡国专的肄业生，已得老师真传、国专精髓，那种士林风骨和精神深深根植在他血脉中。当代著名出版家曾彦修有诗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这在那个运动不断、人性扭曲的特殊年代何其不易。

其实，周振甫也属那种自问平生未整人的真君子。不仅始终与人为善，而且总是无私帮助同学、同事、朋友，乃至素不相识者。如上海金山（原金山县）的彭鹤濂是晚于周振甫的无锡国专毕业生，后曾任金山中学校长，也是酷爱旧体诗词的专家。据他回忆，周振甫曾帮他借书，甚至挑灯夜战抄书。彭鹤濂诗集中有一首题为《周振甫为我向钱锺书兄借到〈梦苕庵诗续存〉一巨册抄写达旦赋寄仲联师吴门》的诗，应该是彭鹤濂和钱锺书最早的交往记载。《梦苕庵诗续存》是曾任无锡国专教师钱仲联的诗稿，一九七八年曾自费油印出版。彭鹤濂通过周振甫向钱锺书借阅老师的诗集，而周振甫借来后则代为抄写，通宵达旦，足见两人深厚情谊，钱锺书和彭鹤濂的交往也始于此。

如果按部就班，周振甫当在一九三四年六七月间毕业。这年的六月，“举行第十班第十二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王桐荪、顾伯榕、吴寿祺、吕蕴华、李步青、周祥龙、俞洛生、姚希曾、张明凯、张尊五、程雅农、程咏沂、乔伯夷、钱锺元、阎桂藩等十五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16]按理，第十班有七十四人，可能是进校时按程度不同分了不同的年级，毕业便有先有后。另据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甲戌七十岁》：“十二月，放寒假。毕业生郑高崧等十七人。”他这里所记“十二月”是旧历的一九三四年，公历则是一九三五年初了。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记载：“一月，举行第十班第十三届学生毕业礼，毕业生计有王见久、卞玉麟、石岩、汪兆成、李灼华、李秾、徐振亚、曹书坤、张逸仙、华元龙、敬云从、闻峻材、臧荫篪、刘幹、樊恭煊、郑高崧、顾增贤等十七人（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历届毕业生名录》）。招收补习班插班生。”[17]这两次的毕业生加起来是三十二人，离进校时的七十四人尚有不小差距。周振甫的同学哪些毕业了，哪些因故退学，还有待考证。

周振甫自己说他在无锡国专读到二年级，应该还有一年毕业。从现在查阅的情况看，他读到二年级没多久，就提前退学了，实际在无锡国专的读书时间当在一年多一点。周振甫去世时中华书局发布的逝者“生平”简介，明确说他是“一九三一年八月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翌年十月，从该校肄业，并应邀入上海开明书店编译所工作”。但无可否认，在无锡国专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对周振甫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说明：《中国出版家 周振甫》，范军、曾建辉著，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全书在“出版六家”连载。

注 释

[1]周振甫：《周振甫学术文化随笔》，徐名翚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325页。

[2]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引言”第20—22页。

[3]陆振岳：《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述略》，《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

[4]涂晓马：《犹有壮心歌伏枥——钱仲联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

[5]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6]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7]王绍曾：《钱子泉先生讲学杂忆》，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纪念钱基博先生诞生百周年专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1987年，第127页。

[8]王绍曾：《钱子泉先生讲学杂忆》，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纪念钱基博先生诞生百周年专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1987年，第127页。

[9]钱基博：《潜庐自传》，载傅宏星编撰《钱基博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

[10]张立生：《周振甫先生访谈录》，《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1]周振甫：《对钱子泉师〈中国文学史〉的审读意见》，《出版工作》1987年第1期。

[12]陶存煦：《天放楼文存》，陶维墀编订，未公开出版，藏于绍兴图书馆。转引自孙振田：《钱基博于无锡国专的几则教育资料》，《江苏地方志》 2011年第3期。

[13] 周振甫：《周振甫讲古代诗词》，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14] 周振甫：《周振甫学术文化随笔》，徐名翚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342页。

[15]刘云鹏：《王蘧常致冯其庸、王运天书札》，载《中国书法》2016年第8期。

[16] 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17] 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