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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义·史德章学诚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氏子玄，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

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处士而进奸雄，排死节而饰主阙，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

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以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

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

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文非情不得，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于天而参于人也。才艺之士，则又溺于文辞以为观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于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

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也。程子尝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则以谓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术贵于养也。史迁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后人泥于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于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于鬼神，《平准》之算及商贩，孝武之秕政〔51〕也。后世观于相如〔52〕之文，桓宽〔53〕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54〕有之。余皆经纬〔55〕古今，折衷〔56〕六艺，何尝敢于讪上〔57〕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坷，怨诽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58〕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

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59〕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

夫子曰：“《诗》可以兴。”说者以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有所养也。《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60〕于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

〔注释〕良史：指能秉笔直书，记事信而有征的史官。刘氏子玄：即刘知幾。练：详熟、熟悉。击断：果敢、坚决。愚估：估，同“贾”，愚贾即愚蠢的商人。贸化：买卖财货。处士：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死节：为保全节操而死。阙：缺误、疏失。素行：一贯的品行。魏收：北齐巨鹿下曲人，累官中书令，兼著作郎，受诏著北魏史。时人认为他的《魏书》是报怨酬恩，记史不实。《魏书》被讥为“秽史”。矫诬：假借名义以行诬罔。沈约：南朝梁吴兴武康人，历仕宋、齐、梁三代。自负高才，后触怒武帝，受谴，忧郁而死。著有《宋书》。心术：思想和心计。天人之际：天道与人事之间的相互关系。苟允：假如确实。乌乎：即呜乎，怎么。崇：推崇。参：并立。区区：形容人心之小。恃：依赖。藉：凭借。事役：政务、公务。予夺：赐予和剥夺。奋摩：奋，振作；摩，切磋。消息：消长、增减。流连：依恋不舍。入人：指为人所感受和理解。挚：恳切。阴柔：温和。丽：附着。汩：扰乱。恣：放纵。忤：忤逆、触犯。燕居：闲居。宕：即“荡”，不受约束。毗：损伤。流：无节制。伏沴：藏匿灾害。默运潜移：暗中运行移动。华朴：华丽和朴素。邪色：不正之色。族：众。蔼如：和气可亲的样子。史迁百三十篇：指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绍：承继。发愤：发泄愤懑。讥谤：讥议诽谤。微文：隐寓讽喻的文辞。悖：违逆。〔51〕秕政：不良的政治措施。〔52〕相如：即司马相如。工辞赋。〔53〕桓宽：西汉汝南人，治《公羊春秋》，善属文，擅长议论。〔54〕洵：实在。〔55〕经纬：条理、梳理。〔56〕折衷：判断、评析。〔57〕讪上：毁谤在上位者。〔58〕邀：谋求。〔59〕抗怀：坚守高尚的情怀。〔60〕梏：约束、限制。

(储玲玲)

〔鉴赏〕历史研究，是对客观历史的一种认识活动，认识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如何，不能不受到研究者自身的认识能力、水平以及品德的制约。所以，史家自身修养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章学诚对史家修养的理论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他在总结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史德”论，大大完善和深化了古代史家修养的理论，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建立起又一块丰碑。《文史通义》中《史德》一文，便是古代独一无二的一篇专门阐述“史德”的理论篇章。

应该看到，在古代史学史上，对史家自身修养的培育一直比较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史学正在逐渐形成的时候，孔子即率先强调史家应“书法不隐”，也就是要直笔，并将它作为“良史”的标准。其后史家也一直以据事直书为史家必须坚持的原则，而反对曲笔隐讳、毁誉任情等不良作风。司马迁《史记》被称为“不虚美，不隐恶，善恶必书”的“实录”之作，而魏收的《魏书》则被视作“曲笔”、“秽史”的典型。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对史家提出“素心”的要求，认为史家在分析评价历史时，应做到“析理居正”，从而使史家修养论略具理论色彩。到唐朝刘知幾则明确提出史家“三长”论，他在回答礼部尚书郑惟忠的提问时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刘子玄传》)此后的史家批评，便以才、学、识三者来衡量。但刘知幾的史家“三长”论，仅仅是提出了一个基本概念，用比喻的方式说明了“三长”在史家撰述过程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并未对“三长”的具体内容加以理论上的阐述。所以，后来的史家又逐渐加以补充和发挥。如明代胡应麟，在所著《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中补充了“二善”。他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 ... 无征，唯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其实，胡应麟的“二善”是互为表里的一码事，“公心”是“直笔”的主观前提，“直笔”是“公心”的客观必然。

章学诚对前人的这些理论和观点加以总结和概括，对史家修养提出了更为完整、深刻的理论，特别是在总结刘知幾才、学、识三长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史德”论。并在《文心通义》中，专立《史德》一篇，加以阐发。

在《史德》篇中，章学诚对才、学、识、德四者都作了论述，特别是讲清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才”即写文章的表达能力；“学”即丰富的历史知识；“识”即对史实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作为一名优秀史家，才、学、识三者不可缺少。然而，在章学诚看来，刘知幾的三长论“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也就是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所谓“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章学诚的“史德”论，并不是对自孔子、刘知幾、胡应麟等人以来强调史家必须据事直书、书法不隐等观点的简单重复，而是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和解释，这就是他进一步阐明了史家主观与历史客观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所谓“著书者之心术”的“史德”，其内容不只是据事直书、书法不隐而已，更重要的还在于分清史家主观与历史客观，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尽可能地如实反映客观史实，尊重历史真相，而不掺杂主观偏见。《史德》篇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写历史要“辨天人之际”，这是司马迁最早提出来的。但司马迁的“欲究天人之际”，是希望通过分析历史事实，探究人类生活与天道、自然的内在联系；而章学诚提出的“慎辨于天人之际”，重点是探讨史家主观与历史客观之间的内在联系，两者的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章学诚更进一步提出史家应当尽量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这是要求史家在分清主观与客观关系之后，要尽量尊重客观史实，如实反映客观史实，不要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主观意图掺杂到客观史实中去。只要抱着这个态度去努力，即使还有不足之处，也可以称得上有“著书者之心术”了，即也就是具备“史德”了。

当然，章学诚也深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史实是复杂的，“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得不藉人力以成之”。而“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特。……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这就是说，史学家在历史事实面前不能没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特别是史实有是非得失时，想法看法也就更多，甚至引起感情上的很大变化。在感情充沛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文章往往是好文章，原因在于情感随着史事的是非得失而起变化，情感与史事几乎水 ... 融，文字容易做到流畅动人。可是，这样一来，史实的客观(“天”)与感情的主观(“人”)交杂在一起，因而史文中便“有天、有人”，这当然不可不慎辨清楚。章学诚认为，史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主观见解，见到史实是非得失时不能不动感情，问题在于如何防止和引导，使感情不放任自流，直至违背史实的“天”。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求主观尽量服从客观，史学家要克制自己的感情，使自己的感情尽量符合事理，以理性来制约自己的感情。他说：“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这里，他提出了要“气合于理”、“情本于性”，即主观服从于客观，反对“违理以自用”、“汩性以自恣”，强调“气贵于平”、“情贵于正”。总的精神就是要以理性制约感情，使感情符合于事理，力求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可见，章学诚提出的“史德”论，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其阐述也是相当深刻的。这种思想虽然来源于刘知幾等人的“据事直书”精神，但无论在内容上或精神上都大大超出了“直书”的范围，特别是“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要求，把我国古代史学领域的“据事直书”优良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是对古往今来历史经验的总结。章学诚和刘知幾一样，都看到了历史上许多史学家，具备一定的才、学、识，而惟独“心术不正”，缺少“史德”，遇到个人利害，不是屈从于权威势力，就是贪图个人名利，存有私心，伪造史实，篡改历史，以个人主观意图取代客观的历史事实。他们看到了这种事实，都有想法加以防止。刘知幾在《史通》里大力提倡直笔，反对曲笔。章学诚则更看到单是提倡直书还不足以解决这一矛盾，便进一步提出作为一个良史“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要史学家作出主观努力，尽量辨清客观与主观的关系，防止把主观的东西掺进客观史事中去。

应当看到，章学诚这些议论在当时是具有针对性的，因而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早已指出：“好名之心，必坏心术。”因为凡是好名者，必然趋炎附势，专赶浪头。他还特地写了《针名》一文进行针砭。我们只要能了解乾嘉时代学术界的状况和许多学者的精神状态，对于章学诚的这些论述就容易理解了，他完全是言有所指，而不是空发议论。

当然，章学诚所谓的“心术”依然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他经常以是否背“天理”、“名教”作为“心术”正与不正的标准，并以此去评论史家，动辄给人扣上“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的帽子。这样，他所得出的一些具体结论，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尽人达天”了。他甚至还在《丙辰札记》中说：“史臣不必心术偏私，但为君父大义，则于理自不容无所避就，夫子之于《春秋》不容不为君亲讳也。”这无疑又是章学诚“史德”论的局限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