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曾说：“山大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文史哲》创办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关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红楼梦》问题的讨论等一系列学术争鸣。

对于《文史哲》的工作，华校长的主张是大家要各抒己见，当时大家翻译了很多马克思的文章，部分内容论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并且由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引发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中也涉及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很多人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观点。因此，杨向奎提出我们可以进行社会史的分析，适当扩大《文史哲》的影响，并且极力劝说华校长带头写文章发表观点。

据我查证，当时苏联科学院的《古代史通报》中有一些关于论证中国社会史分期的文章，但他们不是通过研究中国的出土文物等来对中国历史进行考据，而是根据国内已有的比如郭沫若、冯友兰、翦伯赞等一些名人的观点进行讨论，赞成谁的观点就写文章进行论证。华校长在得知苏联《古代史通报》中已有相关讨论后，便一直没有动笔，可见华校长为人之谨慎。

其他有关《文史哲》的问题，还有大家关注的《红楼梦》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杨建中(笔名蓝翎)，他们都是山大中文系的学生。李希凡是北京通州人，他的姐夫赵纪彬当年是山大文史系教授，经赵纪彬推荐，李希凡曾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旁听过一年，后投考华东大学，合校后重回山大。他对文艺理论和中国古典文学很感兴趣，也很喜欢写文章，大二时写的《典型人物的创造》，经中文系主任吕荧先生向华校长推荐，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学生作品。他与蓝翎最初合作发表过有关《水浒》的评论(《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评〈宋江考〉》)，之后二人再次合作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在文章多次转投无果之后，李希凡就将目光转回到母校，他与时任《文史哲》杂志执行编辑的葛懋春早年间就认识并且一直有往来，因此葛懋春就向杨向奎推荐了这篇文章。当时刚好赶上毛主席1954年提出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而李希凡的文章，恰巧批评的是《红楼梦》研究专家、“大人物”俞平伯。经过葛懋春、杨向奎、华岗校长的推荐，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当时的学术刊物并不多，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热切关注和嘉许，因此后来就有了关于“小人物”的故事。

理愈辩愈明的学术理念

华岗校长提出“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奠定了山东大学的学科基础。华校长是个很民主的人。在学术方面，他认为“理愈辩愈明”，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比如华校长在1951年合校之后创办了山东大学科学讨论会，他鼓励每一位教师写文章，之后由学校负责印发，与会者根据文章内容进行讨论，这个活动虽然在1955年之后逐渐沉寂，但在当时对于提倡科学研究的风气，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在学校领导工作也是这样的，都是经过基层委员会、党委常委会，然后是校务委员会，然后各院长会议，凡事都进会讨论，讲究民主。

华岗校长在山大的时间不长，但每每提及，大家都十分怀念，那是山东大学的黄金时代。这体现在什么地方？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点：第一，他注重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政治大课、讲座等形式引导师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师生的政治水平和思想境界。第二，他主张学术民主，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同文科教师一起，创办《文史哲》杂志，主张学术上各抒己见，广泛讨论。第三，他主张尊重知识分子，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同时还帮助大家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第四，主动抓教学工作。他深入院系，与教师共同研究课程改革，还为文科学生讲授业务课。

此外，当时的《文史哲》副社长是吴富恒。吴富恒校长和华岗校长有一个共同点：待人宽厚。他们两个人性格都比较温和，平易近人。吴校长是从哈佛留学回来的，曾在云南大学担任英语教授，华岗那会儿也在云南大学，是社会学教授，跟楚图南、吴晗他们一起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吴富恒跟楚图南、吴晗的关系也很好。

1948年，吴富恒随军进入济南，随之进入华东大学任教。1951年华大与山大合校后，他担任文学院的院长兼外语系的系主任；1952年撤掉院的建制，他改任教务长；山大搬到济南后他又担任副校长；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6月，吴富恒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副书记；1984年退居二线。前面说过，吴富恒校长在《文史哲》杂志成立之初担任副社长。文革结束后，为恢复《文史哲》，吴富恒奔走各方，筹集经费、寻求支援，他自任编委会主任，亲自策划、审稿，使它以崭新的面貌再度问世。